铁穆耳是忽必烈的孙子，他能继位离不开这个叫阔阔真的女人

一、三大臣受遗诏历史总有许多无法破译的谜团。忽必烈在太子真金去世后，一直迟迟没有再立皇储，直到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才把皇太子宝赐予真金的次子铁穆耳。那么，真金太子去世后，忽必烈为什么不再确立皇储呢？这似乎与游牧民族的传统有关，也表明忽必烈在政权方面不是依照汉法。当时忽必烈嫡幼子那木罕封北安王镇守北边，并且在立真金为太子前曾经许诺让他继承皇位，因为蒙古习俗也有幼子守灶的习俗。同时两位嫡皇孙甘麻剌与铁穆耳，都有很大的缺点，让忽必烈十分不满意（甘麻剌懦弱，铁穆耳嗜酒），内心还是更希望让幼子那木罕继承皇位。谁知到了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幼子那木罕先他而去，自己年事已高，只能在皇孙甘麻剌与铁穆耳之中选一个。虽然铁穆耳嗜酒，但各方面能力都比其兄甘麻剌强出许多，但并没有正式封为皇储，仅授予皇太子宝，表达了一种倾向。

元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正月二十二日夜，元帝国的创建者元世祖在大都（今北京）紫檀殿去世，在位三十五年，享年八十岁。忽必烈是头一年腊月病重的，忽必烈深感去日不多，把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知枢密院事伯颜、中书省平章不忽木召到禁中，并受遗诏。玉昔帖木儿是成吉思汗四大功臣博尔术的后代，担任御史大夫很久，在平定东道诸王乃颜叛乱中有大功，还兽以枢密院长官辅佐皇孙铁穆耳总兵镇守北方。伯颜就是平定南宋的统帅，不久前被忽必烈从漠北召回京师，是地位显赫的功臣。

不忽木是康里人，晚年深得忽必烈的信任，以近侍兼平章政事。能够在忽必烈病重期间，打破“非国人（蒙古人）勋旧不得入卧内”的惯例，以近侍日视医药，随侍身边，可见这是任何大臣都几乎达不到的宠信。按常理，中书省右丞相是完泽，论朝廷官爵地位，完泽品级最高，当他得知自己没有列入受遗诏的顾命大臣，甚至忽必烈病重期间，他到紫檀殿探望，都被禁止入内，内心自然老大不平。于是，完泽曾问三位受遗诏的大臣:“我年位俱在不忽木上，国有大议而不预，何耶？”我各方面都比这个不忽木更有资格，为什么他却成了顾命大臣？伯颜回答:“使丞相有不忽木识虑，何至使吾属如是之劳哉？！”假如你有不忽木的能力，也就不为难我们了。这番话令完泽十分尴尬。

二、忽里台大会按照蒙古传统，汗位继承人要经过忽里台贵族会议选举产生。忽必烈去世将近三个月，铁穆耳才从漠北返回上都，于四月在上都举行了忽里台会议，参会的有忽必烈庶子宁远王阔阔出、镇南王脱欢，皇孙甘麻剌、铁穆耳，忙哥剌之子安西王阿难答，西平王奥鲁赤之子铁木儿不花，三位“遗诏”大臣知枢密院事伯颜、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近侍兼平章政事不忽木，右丞相完泽、土土哈、月赤察儿等人，忽必烈皇后南必皇后，真金妃子阔阔真等。由于忽必烈的嫡子都已经去世，庶子宁远王阔阔出、镇南王脱欢地位低，没有资格，缺乏角逐皇位的实力，因此，忽必烈的两位嫡孙，也就是真金的两个儿子甘麻剌与铁穆耳具备竞争皇位的实力。甘麻剌是皇孙中第一个封金印兽纽一等王爵的人，时为晋王，又统领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铁穆耳则镇守漠北，掌管漠北大部分军队，又持有忽必烈授予的皇太子宝。但忽必烈去世前有“遗诏”给三位顾命大臣，所以，汗位角逐的走向控制在三位遗诏大臣手里。

透过史料我们发现，甘麻剌与铁穆耳之间为汗位产生了激烈的争夺，互不相让，而皇太子妃阔阔真也站在铁穆耳这边。据拉施德《史集》记载:在铁穆耳合罕与长他几岁的甘麻剌之间在帝位继承上发生了争执。极为聪明能干的阔阔真哈敦对他们说道:“薛禅合罕，即忽必烈合罕曾经吩咐，让那精通成吉思汗必里克（宝训）的人登位，现在就让你们每人来讲他的必里克，让在场的达官贵人们看看，谁更为精通必里克。”因为铁穆耳合罕极有口才，是一个讲述者，所以他以美妙的声音很好地讲述了必里克，而甘麻剌，则由于他稍患口吃和没有完善地掌握词令，无力与他争辩。全体一致宣称，铁穆耳合罕精通必里克，他较漂亮地讲述了，他应取得皇冠和宝座。表面上看以精通成吉思汗宝训来竞选继承人，似乎比较公正。但细思，这本身就是被人操纵的阴谋，事先太子妃阔阔真与所谓的三位遗诏顾命大臣们人串通好了，明知道皇位（汗位）最有资格竞争的人便是甘麻剌与铁穆耳二人，甘麻剌讷于言辞而铁穆耳能言善辩，在忽里台大会上抛出这以“背诵”宝训来决定优劣的把戏，显然是袒护铁穆耳，排斥甘麻剌。

有关甘麻剌是不是阔阔真所生，也是一个谜团，《元史》中的《后妃传》中明确记载:阔阔真仅生答剌麻八剌与铁穆耳二子，没有甘麻剌，也就是说甘麻剌不是阔阔真的儿子。相关史料中记载:甘麻剌自幼就由忽必烈夫妇抚养，由之，这二人与阔阔真的亲疏关系很显然。据说在甘麻剌与铁穆耳争论之时，伯颜、玉昔帖木儿等“顾命”大臣压制甘麻剌。由于在大会上阔阔真抛出“背”宝训，甘麻剌没有思想准备（可想而知铁穆耳是有准备的，这竞选过程都按照预定进行的），又讷于言，十分不服，有“讳言”异议，伯颜手握宝剑立于宫殿台阶上，以顾命大臣的身份，又阐述了忽必烈有“遗诏”立铁穆耳，并且威胁甘麻剌，让甘麻剌心慌，双腿颤抖，被迫下拜。玉昔帖木儿站起来对甘麻剌说:“宫车远驾，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虚，宗祧不可乏主。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之长，奚俟而弗言？”这分明告诉甘麻剌，皇位有主，争也无用。

甘麻剌深知这些人已经作了套，大势已去，只好表示:“皇帝践祚，愿北面事之。”这是逼迫甘麻剌就范，不得不屈服，于是，按照忽里台惯例，拥戴了铁穆耳继承了皇位。按照正常的逻辑，在忽里台大会上，如果忽必烈真的有“遗诏”，取出来示人，会更有说服力，只有“顾命”没见“遗诏”，伯颜等人凭借权高位重，利用遗诏控制局面，起到威慑作用，事先与阔阔真串通好了，竭尽全力支持铁穆耳，这猫腻很多呀！据说忽必烈刚一去世，人心惶惶，形势复杂，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与动乱，铁穆耳通过忽里台大会之后，“天下之岌岌为泰山之安。”

三、传国玉玺突现让我们回眸一下，忽必烈去世前到铁穆耳继位，这三个月期间都发生什么？忽必烈去世，由于不忽木得侍入内，伯颜握有实权，玉昔帖木儿曾经辅佐过铁穆耳，掌管御史台，于是，这三人成了奉遗诏的“顾命”大臣，但却不肯把遗诏公布。一时间上下恐慌，连真金老婆、太子妃阔阔真都十分不安，急急忙忙召见伯颜三人，询问汗位的走向。玉昔帖木儿并没有透露任何信息，仅以“臣受顾命，太后（此时忽必烈皇后南必尚在）但观臣等为之。臣若误国，即甘伏诛，宗社大事，非宫中所当预知也。”看来，这一开始“顾命”大臣们是不想让阔阔真参与谁来当皇帝，以“顾命”有安排告知。据史料记载: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正月初二，也就是忽必烈去世前夕，御史中丞崔彧正在怯薛宿卫当直，负责翻译的御史台通事阔阔术到宿卫处向崔彧报告说:成吉思汗四勋臣之一木华黎的玄孙、前通政院同知硕德死后，家财散失，生计窘迫，硕德的老婆脱脱真身患痼疾，儿子幼小，为了生活就拿出家里收藏的一块玉托他变卖，来应付日用所需。阔阔术是蒙古人，只认识这块玉是一个印章，不晓得上面的文字，便来报告崔彧。

疑点:一、怎么会恰在这时出现了一块非同寻常的“印章”？二、阔阔术是负责翻译的官员，不可能不识“汉字”，只能说不能确定这文字是什么。这崔彧即惊奇又疑惑，就把这“印章”带回家，到家后认真观察:只见这块玉“印章”颜色青绿又夹杂点玄黑，光彩射人。他用古黍尺量了一下，大约四寸见方，厚约十二寸。印纽为盘螭，布满印背的四方边缘。印纽上端中央一直径二分的通孔。印面上刻有篆书八个，笔画流畅，位置匀称，皆成虫鸟鱼龙之状。仔细辨别看出是“命”、“寿”等字。这崔彧惊骇不已，妈呀，这是传国玉玺呀，连忙召来监察御史杨桓来详细辨认。这杨桓自幼聪悟，博览群书，善长篆箍之术（专家呀）。杨桓一看，那八个字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分明是“传说”中秦朝流传下来的传国玉玺呀！好兆头呀好兆头。崔彧更是兴奋的不得了，这是昌运兴盛之兆，就把这传国玉玺小心擦拭了一番，用白帕包裹。

忽必烈去世后第八天，崔彧偕监察御史杨桓、通事阔阔术，直奔东宫。经过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太子詹事王庆端、太子家令阿散罕等人带领，拜谒真金太子妃阔阔真。崔彧等人禀告阔阔真:此乃古代传国玉玺，秦朝以和氏璧所造。据有天下者相沿以此玺为宝，以君临万国，号令天下。前代遗失此玺已久，今正值大汗晏驾，诸大臣共同议论迎请皇太孙铁穆耳龙飞，此玺今现，是上天昭示的瑞应，应该尽早送达于皇太孙行殿，以符灵贶。真金太子妃阔阔真欣然采纳了崔彧等人建议，并下令赏赐收藏玉玺的硕德家眷宝抄二千五百贯，崔彧等三人也得到赏赐。当日，中书省右丞相完泽率集贤院、翰林院侍从诸臣到东宫祝贺，阔阔真拿出玉玺让众臣看。翰林学士董文用说:此是神物，若非皇太妃、皇太孙圣感，何以骤现于此。于是，内外称道庆贺，都认为是天命有归。第二天，阔阔真就派人召在漠北镇守的铁穆耳南归。

疑点:为什么崔彧与杨桓认为这“印章”是传国玉玺，为什么没有马上呈报朝廷，而是忽必烈去世八日后来见太子妃阔阔真（并且这传国玉玺是真的还是赝品，无从得知）？这种种迹象表明，这一切仿佛都事先安排好了似的，试想:阔阔真仅是太子妃，当时忽必烈的皇后南必尚在，阔阔真不可能名正言顺把控朝廷，必须弄出点玄机来。那个“献玉玺”的杨桓还专门撰写了文章，赞美了一番太祖成吉思汗与忽必烈，又吹捧了一番真金太子与阔阔真，然后说皇太孙铁穆耳英谋果断，大肖祖宗，皇天授命，诞膺龙飞，以正九五之位。又追溯这传国玉玺的始末等等，这分明都是精心安排的为铁穆耳继承皇位所制造的政治舆论。并且所谓遗诏顾命三大臣也没有明确表明帝位走向，而皇孙铁穆耳仅是一个可能的继承人而已。由之，铁穆耳的继位，是太子妃阔阔真等人早有预谋的，阔阔真可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女人，运用聪明才智为铁穆耳上位造势，与三位遗诏顾命大臣达成一致，忽里台大会只不过是一种形式，把有竞争实力的甘麻剌彻底拿下。徜徉于史料中，心中尽管澎湃着探索的渴望，但塞上的风无法唤回久远的时代。许多真实，被时光掩埋，唯有太阳，才是真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