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尔的忏悔！

今天德国大选揭晓，左翼社民党赢了，成为国会最大党，而执政的默克尔的基民盟得有史以来最低票。基民盟虽是保守派政党，但默克尔执政16年越来越左，热衷政治秀，导致大量非法移民涌入德国，造成严重社会问题。

可以说默克尔黑了本党，黑了德国保守派前途，同时也失去了民心。

近日德国多地发生了反对穆斯林难民的大规模极右翼示威，这是德国战后从未有过的现象，这一事实也证明，极右翼在欧洲的崛起。
历史将会用冷冰冰的事实，无情地告诉后人：如果一个政治家沦为媒体和报纸的傀儡，将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后果。
默克尔的政党基民盟在柏林地方选举中遭受惨败。与之相应的是，极右翼另类备选则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一步跨入柏林市议会，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受选举结果的打击，默克尔在选后对自身的难民政策作出了忏悔。但事实上，默克尔难民政策的破坏效应并不仅仅局限于选举，从长远来看，默克尔的利令智昏还将把整个欧洲的未来甩上毁灭的祭坛。
毫无疑问，默克尔大规模引入难民的决定是在左翼作家、媒体和娱乐明星的联合鼓动下轻率做出的。
众所周知，当默克尔不顾安全部门的疑虑，下决心引入难民时，全世界的媒体几乎全在为默克尔唱赞歌，西方学界领袖更毫不吝啬对默克尔的赞美，被媒体誉为“诺贝尔和平奖重量级分析学者”的哈普维肯直接将默克尔视为新时代的“道德领袖”。
凡此种种，不绝于耳。也正是这种铺天盖地的舆论狂潮，淹没了决策者默克尔的最后一丝理智，使其做出了近乎疯狂的决定。

对于默克尔大规模引入难民的决定，左派媒体《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欣喜若狂，纷纷将默克尔视为世界最杰出的领袖，《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科恩甚至将她誉为“相等于、甚至超越”德国前总理阿登纳、施密特和科尔的史上“最杰出欧洲领导人”。

仅仅在2015年5个月时间里，德国吸收的难民数量就超过了100多万，这相当于德国总人口的1.6%。2015年，德国接收难民所花费的费用，就已经超过211亿欧元，极大地加剧了德国的财政负担。
不过，金钱问题仅仅是默克尔难民政策负面后果中，最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
因为，无论从各方面来看，引入的穆斯林难民都不存在融入欧洲世俗文化的可能，这就意味着德国将会因为默克尔的决策，出现难以避免、且将愈演愈烈的文化冲突甚至宗教战争。
而这种预判，绝非危言耸听的虚妄之词。
首先，穆斯林具有坚定不移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归属。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奥斯曼帝国遗留在欧洲巴尔干的波黑穆族，还是突厥人遗留在印度的穆斯林，都在强大异质文化的重重包围下顽强的保持着对宗教的虔诚。
而在法国、瑞典、英国，当地的穆斯林几代人坚守着自己的宗教，他们不但能够抗拒西方文明的融化，还能分解吸收西方人口的皈依。无数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代背景的相同事实表明，默克尔引入的穆斯林难民，将永远不可能被欧洲文明所同化。
其次，穆斯林移民相对低下的教育水平，以及难以适应西方工薪社会的宗教习惯，再加上语言难题，将使大部分穆斯林移民几乎不可能在西方社会看到上升通道，并不得不走向极端。
由于穆斯林社会相比西方式教育，更注重宗教教育，这就使得穆斯林在就业竞争市场上沦为不择不扣的弱势群体，而穆斯林不吃猪肉、每日五次礼拜和戒斋的宗教习惯更难以适应西方式的工薪环境，这也意味着穆斯林年轻人将很难在西方社会找到自己的出路。
为此，他们不得不投入宗教热情的怀抱，并大量沦为宗教激进分子。
法国社会党议员比伯尼曾表示：“法国穆斯林大量在古兰经学校，而非正常学校就读，这为法国穆斯林的受教育状况敲响了警钟。”
而事实也表明，大量恐怖分子来自于古兰经学校，因为难以找到正常工作，而变得宗教狂热。伊斯兰国领袖巴格拉迪就是如此。
同时，德国穆斯林难民大部分都是散尽家财，怀着“德国梦”历经千辛万苦，一贫如洗地进入德国，而后他们还将在德国承受最底层的生活。毫无疑问，这将产生巨大的期望落差之下，再加上宗教隔阂，难民们必然大失所望甚至产生憎恨。
由于这些难民大多经历过战争的洗礼，他们更加倾向于以暴力手段倾泻自己的不满，从而引发无穷无尽的社会问题甚至灾难。
如果再考虑到穆斯林远远高于德国本土人的生育率，那么大量的穆斯林难民瞬间涌入将会对德国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难民的涌入不但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治安难题，还催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怖狂潮和政治海啸。
德国《经济数据》表明，2015年底，难民状告联邦移民与难民局“不作为”的案子就已接近2300件。截至2016年5月，这一数字竟然升至近6000件。
而伴随着犯罪数量迅速飙升的是，难民与本地民众、难民与难民之间的剧烈冲突，2015年9月，德国中部城市卡塞尔的一处难民居住营地在一日之内发生3次大规模冲突；2016年1月，德国科隆发生难民对德国本地民众的大规模性侵；2016年9月，德国萨克森州包岑镇发生当地民众和难民之间的大规模斗殴。而类似的事件在现今的德国早已数不胜数。
与治安事件层出不穷相应的，是德国恐怖袭击的频发：2016年7月，德国仅在一周之内就发生了四起恐怖袭击，频率之高超乎想象。
最终，难民危机全面重创了德国传统政治力量的权威，并为激进政治势力的觉醒制造了足够的道德土壤。
激进反穆斯林的德国政党AFD，在默克尔难民决策的帮助下迅速崛起。

遗憾的是，当上百万的难民瞬间涌入，并大规模地群居在德国境内之时，那些真正有识之士，就已经意识到德国不可能再有效遣返难民了。
因为，这些难民正是听信了默克尔的号召，才不远万里跑来德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为了进入德国，几乎已经身无分文，在习惯了德国相对舒适的生活之后，大部分难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回到残垣断壁的家乡了。
而如此规模性的难民群聚形成之后，任何对他们的遣返都会遭到剧烈的反抗甚至引发全面暴乱，这也意味着在德国现有制度下，难民的进入将会形成再也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即纷乱的社会治安和愈演愈烈的恐怖袭击将会永远陪伴德国和欧洲——而这一切，都是默克尔造成的。

默克尔的难民政策，迫使英国走向脱欧，同时让东欧国家与西欧陷入前所未有的分裂，整个欧盟几乎濒临崩溃。
实际上，可怜从不等同于无害，难民并不意味着朋友。现实的冷酷将远不止于目前欧洲所看到的小打小闹，历史上：
灭亡罗马的日耳曼蛮族就是逃避匈人的难民；
灭亡西晋的五部匈奴就是逃避北匈奴和鲜卑的难民；
窃据河西走廊的西夏党项人是逃避吐蕃的难民；
而灭亡明朝的建州女真，就是逃避朝鲜迫害的难民（努尔哈赤六世祖猛哥贴木尔）。
历史上从来就不存在什么有恩必报，历史只存在有机必趁。
公元376年，居住在多瑙河下游的西哥特日耳曼人遭到匈人的杀掠，大量的日耳曼难民跪伏在罗马帝国边境祈求庇护，罗马皇帝瓦林斯为了彰显自己的仁慈，不顾边境将领的反对，准许这些难民部落进入。
然而，仅仅两年之后，由于难以忍受罗马帝国的生活境遇，群居的西哥特人发动叛乱，并成功取得在帝国境内自由迁徙的权利，这掀开了罗马帝国的崩溃进程。
德国画家Otto Knille的作品《日耳曼人在流亡途中》，讲述了日耳曼难民为了逃避匈人屠杀，逃亡罗马避难——这些日耳曼野蛮人最终灭亡了接纳他们的罗马帝国。
1600年后，历史重复着相同的故事。穆斯林或为了躲避战争，或为了富裕的生活，成群结队地涌入欧洲。
所以，无论是暴力袭击的愈演愈烈，还是极右翼政党的迅速崛起，都只是默克尔难民政策负面效应的开始，而非结束。

这些让人恐惧不安的现实，只是为欧洲昭示了一个并不遥远的未来：要么法西斯化，或者伊斯兰化。
总之，曾经欧洲的宽容和美好，已经永远一去不复返了。

默克尔是离开了，但她留下的重要政治遗产，即难民大量涌入造成的人口结构的变化、经济负担、文化摩擦以及安全问题，将会长久影响德国。历史将如此总结这场德国的戏剧：源远流长的左派文化创造出了默克尔这样的领袖，以及以“人道”为名蚕食德国纳税人血汗的难民产业链，最终这些势力合力葬送了德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