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四口被灭门，小女儿额头被正面劈开，透过口子能看见脑组织

【本文节选自知乎盐选《真实解剖手记：一个法医的死因调查簿》，作者：夜行者陈拙 等，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源自网络侵删】

一

1999 年，腊月，余法医坐上一辆颠簸的汽车，紧急赶往案发现场。

案发地点在一个新建立的开发区，被划出来只有 3、4 年，由一些沿海小镇组成。

这些小镇民风淳朴，虽然地广人稀，但管理规范。

直到这天，新区里的“北桥村”，发生了一起灭门惨案。

当天早一点的时候，村里每个人都在忙活，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千禧年。一个小伙子急匆匆拐进公路旁的小巷，早晨的阳光把他的身影拉得老长。

小伙的姑父是远近闻名的牙医，平时在家坐诊，门口的槐树上挂着“北桥牙科”的小木牌，在微风中轻轻晃动。

小伙子想借辆自行车，见大门虚掩着，就毫不犹豫地推开了。他发现平时被姑姑打扫得一尘不染的院子，这天有些不同。

地上有许多滴落的血迹，他开玩笑地朝屋里喊：“姑父，怎么给人拔牙也不止个血？”

院子里一片死寂，无人应答。

血迹并不是来自西侧的诊所，而是一直延伸到姑姑家的起居室。小伙子径直走过去，拉开纱门，探头往里一瞧，就再也迈不动步了。

小伙子赶紧向警方报了案，同时，这个事件也无可避免地迅速在村子里传开。

恶性案件很容易引起恐慌，对一个新区来说尤其关键，警察不仅要破案，还要尽快。

那天的出警非常迅速，驾驶员硬是把原本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压缩到 40 多分钟。一路上，余法医攥紧扶手，下了车感到一阵头晕，差点吐了出来。

但他来不及抱怨，很快就被现场的惨烈震惊了。

二

推开两扇黑漆木门，余法医和痕检技术员老邓一起走进院子。

这家的院子宽敞，院中间是个砖块围成的小花园，花园墙边有个红色塑料桶，里面盛满了污水，痕检员老邓上前看了看，在水面找到一根带血的木棍。

院里一共有 7 间房屋，南面两间是仓库和厨房，西边两间是牙科诊所，东边三间是起居室。

起居室门前，晾衣绳上的衣服还半干半湿，地砖上却洒了许多血迹，墙角的拖把也淌出淡红色液体。

余法医推门时，刻意避开了带血的门把手。

当他迈进房间的一刹那，一股浓烈的血腥味，伴着潮湿的空气涌进他的鼻腔。

当时，还是新人的董法医紧随其后。“从迈进屋子，我的心就一直怦怦跳，手脚再也没暖和过来。”

客厅很乱，沙发垫散落一地，墙上、地上、镜子上到处都是喷溅血迹。

客厅正中有一床血染的棉被，隐约凸起一个人形。余法医小心拎起棉被的一角，底下露出一个身形魁梧的男人，仰面躺在地上，身子周围全是血。

男人衣着凌乱、面目全非，脸肿得厉害，上嘴唇少了一大块，形成一个豁口，露出了牙龈和牙齿。

“他真的是死不瞑目，眼睛睁得又大又圆。”至今，余法医仍记得和牙医何立斌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他保持着奇特的姿势：右胳膊肘弯曲，右前臂上举，呈握拳姿势，左胳膊是伸直的，左手半握着。

这是一种特殊现象，人在临死时肌肉痉挛，直接进入了“尸僵”阶段。比如电影里战斗到最后一刻，站着死去的战士；还有溺死的人，手里紧攥一把水草，怎么也掰不开。

余法医觉得，这更像是一种执念。他从何立斌睁大的眼睛里看到了愤怒、绝望、哀伤和不甘心。

男人生前很强壮，却在生死之间败下阵来，一个家人都没能保护。

“哪怕死了，他还保持着搏斗的姿势。”

三

地面上的拖拽血痕从客厅一直通向卧室。

提到卧室里的情景，当初办案的同事脸色还有些发白，“那个窗帘太瘆人了。”

卧室里，大红色的窗帘挡住了室外的阳光，整间屋子都被照得红彤彤的。以至于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同事只要一闭眼，就能想起现场所有红色的东西：红水桶、红窗帘、凌乱的伤口、暗红的血泊……

卧室里有明显的翻动痕迹，地上堆满了衣物、被褥和鞋。两具尸体平行仰卧着，身上撒满了书本和试卷。

靠里的是女主人，右脸变了形，密集的伤口下，都看不到右眼，手背上有明显的抵抗伤；靠外的是个穿校服的男孩儿，瘦瘦高高的，细瘦的脖子上豁开了两个大洞。

每具尸体身上的伤痕都很惨烈，但让余法医印象最深的，还是小卧室里那个小女孩。

小女孩躺在床上，和余法医的儿子差不多大，她穿着秋衣秋裤，脚上没穿鞋，死前应该是准备休息了。

但现在，她再也无法醒来了，小女孩的前额被正面劈开，透过口子能看到裂开的颅骨和脑组织，脖子被豁开一个大洞，露出一张血盆大口，怎么都合不拢。

一张“初一代数测试卷” 落在女孩身上，卷面上是鲜红的“100 分”，和满屋的血迹一样红。

一家四口，无一生还。

大家陷入一种极度的沉默。除了必要的沟通，现场只能听到沉重的呼吸声此起彼伏。一股不可遏制的愤怒升腾起来。

究竟是怎样残暴的凶手，才会下这种狠手？

四

余法医在院子里找了块空地，将屋里的一家 4 口都“请”了出来。

那时候公安局没有解剖室，医院停尸房还不如外面亮堂。余法医等老一辈法医们大都习惯在现场或野外解剖，虽然现在来看，那么做不规范。

四具尸体并排躺在空地上。余法医蹲在院子里，从大到小，开始解剖。

天色渐渐变暗，别人吃晚饭都回来了，余法医还在解剖今天的第四具尸体——小女孩儿。

室外温度已经降到零下，终于到了最后一步，缝合。

余法医一针一针，穿过女孩早已僵硬的皮肤。结束时，他想把左手拿开，发现左手被紧紧地“拽”住了——余法医发现，他把自己左手的食指和女孩腹部的皮肤缝在了一起。

这不是一个法医该犯的错。

余法医是大家口中的“神医”，每当大案发生，到场的领导都会问：“余法医来了没？”大家都认为，只要他到场，案子基本就稳了。

法医当年办案很靠观察力，余法医就对细节极其敏感。有一次，河里捞出一根骨头，大家毫无头绪，余法医瞅了半天，分析死者是个身高一米八的男人，曾经出过车祸，被人用砍刀和钢锯分了尸。破案后，事实果然如此。

这一次，说来奇怪，整个过程中，余法医没有感到一丝疼痛。

多年后，余法医回忆说：“头天晚上失眠了，夜里起床喝了半瓶酒。也没准是又冷又黑的缘故，手都麻了。”他一直有失眠的毛病，酒被当成了一味药。

我猜想，也可能是这起惨案给余法医的冲击太大了。

余法医拆了线，没有立即摘下手套查看手指的伤势，也没有急着再次缝合。他握住了那只苍白的小手，盯着女孩儿稚嫩的，刚拼凑起来的脸，看了半天。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余法医小声嘟囔着，眼睛通红。

这之后，就算再失眠，他都不喝酒了。

五

干技术的都知道，越复杂越血腥的现场，有价值的线索就会越多。

灭门案的现场，多个房间明显被翻动，诊所的抽屉都被打开，几乎所有的门把手和电灯开关上都有涂抹状血痕……

可技术人员们在现场，却没有提取到多少有价值的线索。现场的血脚印大多不清晰，能稍微看清花纹的，只有 13 枚，它们分布在 13 块何家堂屋的地砖上。

而嫌疑人的指纹，一枚都没提取到。

案件性质极端恶劣，现场条件却不乐观，技术员老邓气得牙根痒痒。

“这么好的一家人就这么没了，太惨了！”认识何家的人都在叹息。

这个四口之家的男主人何立斌是个远近闻名的牙医，他医术好，不仅附近居民喜欢找他看牙，很多外地人也慕名来北桥村找他。

何家夫妇为人和善，儿女礼貌优秀，在邻居眼里，这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人，想象不到他们会招惹上什么仇家。

这样的家庭惨遭毒手，所有村民都变得特别焦虑，大家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门锁好，谁也不知道无妄之灾会不会轮到自己。夜不闭户的人一下绝迹了。

每隔几个小时，痕检技术员老邓就跑去问负责维持现场秩序的派出所民警，侦查那边有没有眉目？

过去，很多案子在技术科还在检验的时候，凶手就抓住了。可这次，注定让老邓失望。

从白天到晚上，从晚上到白天，技术人员仔细勘查完现场，30 多个小时过去了，警方侦查依然没有结果。

舆论压力越来越大，当地居民开始对治安失去信心。

领导们都坐不住了，赶到现场来问有没有重大发现。

现场勘查结果让领导很不满意，他撂下一句话：“这么大的现场，罪犯肯定会留下证据，继续找！”

凶手还能人间蒸发了？

六

余法医的尸检结果，并不是没有发现，他对作案时间和作案工具有重要推断。

他查看了几位死者的胃内容物，发现除了小女孩胃里有少量食物之外，其余三位死者的已排空，他们死亡时间应该在最后一餐的 2 小时之后。

侦查人员通过走访得知，何立斌一家平常在下午 6 点左右吃饭。平日里，何立斌的儿子总是最后一个到家。他下晚自习回来是 9 点 20 分左右。要杀死男孩，嫌疑人必须在现场逗留到晚上 9 点 20 分之后。再加上翻找财物、清理现场的时间。

余法医对死亡时间进行了综合判断：4 位死者都死于接到报案的前一天晚上 8 点以后，12 点之前。存在一定跨度。

民警特意问过何立斌的左邻右舍，案发时段，有没有听到过什么异常动静。

邻居说，何立斌很能干，每天都忙到很晚，不是给人镶牙补牙，就是自己制作、打磨牙套牙模。他家每晚都传出嗞嗞的打磨声，邻里已经习以为常了。

案发当晚 9 点多，邻居起夜，往院子里瞅了一眼，能看到隔壁照过来的灯光，隐约听到打磨牙模的声音。

也就是说，这家人很可能是慢慢地，在牙具的打磨声中，一个一个被杀死的。

在一扇门后发现的血脚印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嫌疑人曾经藏身门口，在杀完至少一个人后，脚上沾上了血迹，藏身门后，等待时机再杀下一个人。

凶手不仅残忍，还很狡猾。

邻居还提起，案发当晚，附近一户人家的狗有一阵儿叫得很凶，但没人发现异常，大伙儿也就继续睡了。

余法医根据几位死者的伤口，分析可能存在 3 到 4 种作案工具。一种是锐器，类似匕首；一种是砍切器；一种是有棱角的钝器；还有一种是圆柱形钝器，比较符合的是现场发现的一根水管。

带那么多工具行凶可能不现实，余法医认为，有一种工具可以形成两种以上痕迹，比如斧头。

技术员仔细检查了那根泡在红色水桶里的木棍。这也印证了余法医关于致伤工具的推断。那根木棍，很有可能是一截斧柄。

为了掩藏打斗痕迹，嫌疑人用水冲刷过何立斌遇害的中心现场。在那把打扫现场的扫帚上，还缠了一条黄色的围巾。

院墙外的干草堆上，一只带血的、为了不留下指纹痕迹的粗线手套静静地躺在那里。

这不是临时起意的激情杀人，而是一起有预谋的残杀。

凶手有备而来。

七

案发一周了，案件迟迟没有进展，大领导下了紧急命令，一个 60 多人的专案组成立，将全力侦破这起灭门案。

能被抽调进这个专案组，是对民警办案能力极大的肯定，他们是精锐中的精锐。

这个专案组后来成了我们地区的“特例”，即使在解散多年后，一个组里待过的民警凑到一块，仍像一个战壕的战友。

他们并肩度过了最难熬的时期，也在开不完的案情会上迎来了农历小年。

大家又去看了几次现场，关于作案动机，意见基本一致：嫌疑人可能与被害人一家相识，知道何家有 4 口人，有钱。两名女性死者没有被性侵，从大量翻动的迹象来看，主要考虑寻仇或劫财，也可能两者兼备。

“牙医何立斌生意火爆，会不会是同行眼红，起了歹意？”当时有侦查员提出。

领导没说话，一直低头在本子上记着。

专案组一致推断，杀死 4 个人，还能攀爬翻越 2 米多高的院墙，从血脚印的尺寸看，嫌疑人是 175cm 左右青壮年男性。

先杀人后寻财，光明正大地翻找财物，再从容不迫地离去，临走还冲刷清扫了现场，说明嫌疑人心理素质稳定，很可能有犯罪前科。

何立斌尸体不远处，有一把三十公分长的活扳手，上有何立斌的指纹，说明他曾经手持扳手跟嫌疑人激烈打斗过，嫌疑人很可能受了伤。

但嫌疑人进出现场的路线和作案人数的问题，依然困扰着大家。

这家院子南侧内外都有带血的攀爬痕迹，嫌疑人很可能是通过攀爬围墙进出现场的，而大门虚掩，没锁。有门不走却爬墙，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关于作案人数的讨论，一开始，就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最起码得有两个人的鞋印。”一个技术员说出了自己的见解。现场出现了两种花纹的血脚印，宽窄不一。

尤其在门后的一块地砖上，出现了两个平行的血脚印，应该是两个人同时站在门后形成的。

墙上的两处攀爬痕迹，也疑似两名嫌疑人作案后翻墙离开。

此外，按常理推测，一个人想在短时间内杀死 4 个人，似乎也有些困难。

余法医的说法出人意料。他说，一名嫌疑人也可以完成全部作案过程，他提出了4 点理由。

首先，所有受害人的损伤类型和致伤工具都差不多，说明杀人手法相似。

其次，现场遗留的 13 枚血脚印虽然有两种花纹，但所有左脚为一种，右脚为一种。门后的血脚印虽然花纹、宽窄不同，但是长度基本一致。

墙上存在两处攀爬痕迹，并不能确定是两个人攀爬形成，也可能是同一个人爬了两次。

此外，关于力量对比，只要不是同时面对 4 个人，1 个人是完全可以先后行凶。

专案组根据已经得出的信息，梳理出 13 个重点怀疑对象。大多与受害者家庭有利益往来，可调查后，这 13 名重点怀疑对象全部被排除了作案嫌疑。

进一步排查中，余法医和董法医走遍了周围大大小小的医院、诊所，打听是否有被钝器砸伤的男人来就医。当地的医生几乎都认识他俩了，嫌疑人也没找到。

专案组有人拿着鞋底花纹的照片，逛遍了全市所有的商场超市和大小鞋店，没找到有这两种花纹的鞋子。

4 个多月的时间里，警方把排查范围扩大到了整个开发区，排查了可疑年龄段的男性两万余人。

却似大海捞针，一无所获。

就在专案组被各种信息缠绕，争论不休的时候，终于有一个线索，从错综复杂的案件细节里冒头了。

八

线索来自水桶里的那截带血的木棍。

技术员辗转找到了林业专家，通过分析，这截木棍来自一棵 5 岁的刺槐树的主干，树生长在盐碱地区。

这个结果让大家感到兴奋，因为案发地就属于盐碱地，这说明做斧柄的这棵槐树“住得”离现场并不远，凶手就在附近。

那时技术手段不发达，破案主要依靠传统方式——地毯式的走访排查，用肉眼和经验发觉疑点。

新一轮的走访排查里，有一个符合嫌疑人特征的年轻人出现了。

董法医他们组遇到了一户人家，很奇怪，连续走访多次都不开门。

有一次在门外等候，董法医听到院子里有动静，可无论他们怎么敲门，怎么吆喝，门就是不开。他们没有轻举妄动，联系了派出所，得知这家有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叫丁志峰。

多次敲门不开已经让董法医他们疑心，丁志峰的年纪也符合划定的嫌疑人的排查范围。他成为重点怀疑对象。

几天后的傍晚，董法医和两名侦查员再次来到这户人家。当时正是吃晚饭的时间，院子里面亮着灯，家里有人。

这一次，他们提前做了工作，让村治保主任敲门喊话。

过了不久，门开了一道缝，一个满脸皱纹的黑瘦男子探出头来，他看到主任后，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门打开了，董法医看到院子里还有个妇女，穿着一身深色的衣服，佝偻着腰，面容愁苦。

他们进了门，主任说自己家里有点急事，就先离开了。那对夫妇领着他们三个人往屋里走，黑瘦男子边走边咳嗽，女人过去扶了他一把。

屋里灯光昏暗，空气中散发出一股发霉的味道。堂屋的墙壁上有一张电影海报特别显眼，上面是个漂亮的女演员。

这对夫妇招呼他们坐下喝茶，董法医和两个侦查员围着低矮的桌子坐下，简单说明来意后，董法医就拿出本子，准备详细记录。

可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董法医一抬头，看到里屋冲出了一个黑影。他光着膀子，披头散发，手里挥舞着一把镰刀。在灯光下。刀刃闪闪发亮，离董法医的头最多也就一米远了。

董法医当时就吓傻了，他身旁的侦查员一把拽住他，拉起就往外跑。他们身后的那对夫妇立即抱住了黑影。很快，这家的门又反锁了。

经历了惊魂一刻后，董法医几人赶紧向上级汇报，“丁志峰有严重暴力倾向，身高年龄都符合，有重大作案嫌疑。”

很快，这家的院子被警察团团包围，还有几个警察带了枪。村支书匆匆赶来，大喊：“误会了，误会了！”

“这孩子有精神病”，村支书说。丁志峰发病的时候常在街上光着屁股跑，见人就打骂，村民们害怕，他的父母就干脆把他锁在家里了。

经过警方反复确认，案发那天，丁志峰的确在家里没出门，邻居也可以作证。这位“武疯子”的嫌疑，最终也被排除了。

“其实后来想想，一个疯子根本不可能考虑得那么周密，懂得戴手套作案，还会清理现场。”董法医回想起来，也觉得当时汇报太冲动。

可当时丝毫的线索都是希望。4 个月，60 多个人，集中工作、吃住，一头扎进了这起灭门案里。

迟迟不能破案，大家都急红眼了。

专案组里没有一个成员中途退出。

刚开始出于保密原则，也因为通讯不便，大家几乎都不和家里联系。后来领导觉得这样不是办法，于是每天晚上大伙儿凑完情况，就可以给家里报个平安。

那是民警们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刻。

专案组里仅有的几部手机被贡献出来，余法医记得很清楚，是摩托罗拉的翻盖手机。僧多粥少，没抢到手机的民警，就在宾馆走廊的公用电话前排队。

一天半夜，余法医看到一个侦查员还蹲在走廊里，他走过去，那个侦查员好像有些不好意思，使劲把脸扭过去。

侦查员双眼通红，鼻涕和眼泪顺着脸往下淌。张大了嘴，拼命压抑自己，喉咙才没发出声响。余法医问怎么了，他忍不住小声地抽泣起来，说：“孩子感冒家里人没在意，得了心肌炎。”

“回去吧！”余法医劝他找领导汇报难处。

“哥，这个案子太重要了，我不想撤啊！”侦查员抓着余法医的手，“这么大的案子，以后可能再也碰不上了。俺不甘心就这么走了，可俺一想到孩子心里就难受。”

这 4 个多月的时间里，专案组里也发生过喜事。

一个技术员的婚期改不了，领导给他批了三天假。可是新婚第二天一大早，新郎就急着赶回专案组，没耽误当天的工作。

他们把考虑到的都考虑了，把能做的都做了，但那个冬夜里的幽灵，还是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技术人员把现场提取的所有物证都仔细地保存着，13 枚地砖也被收进了物证室。

专案组解散了，在最后一次专案会上，领导也鼓励大家：“或许现在还不到破案的最佳时机，大家别气馁。只要我们不放弃，总有一天能破案。”

吃散伙饭的时候，不少人都喝醉了。大家都不甘心。4 个月的时间，没能找到凶手。每个人都觉得，拖得越久，希望越渺茫。

余法医依然滴酒未沾。他无数次扪心自问：我还能喝上那半瓶酒吗？

他想等到案子破的那天。

有熟悉的人开他玩笑，提到他把手缝在尸体上的事儿，余法医憨憨一笑地自嘲：“或许我和那个小女孩有缘吧。”

此后数年，他脑海中回忆起这件案子的巧合，根本解释不清。

遇害的女孩只有 13 岁；现场发现了 13 枚清晰的血脚印；排查了 13 个重点嫌疑人；物证室里那 13 块地砖就像 13 块巨石，压在民警们的心上。

它们中深藏着密码，只要成功破译，就能找出真相。

13 年后，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余法医带着我走进了北桥村的那条巷子。我俩在邻里的打量眼神中，在挂着“幸福之家”的牙医家门口驻足。

没过多久，一个五六十岁的瘦高个男人，拎了一串钥匙从巷口朝我们走来。

“来了啊。”他跟余法医打招呼。

他手中的钥匙伸向院门，打开了那把巨大的挂锁。两扇黑漆的木门同时发出“吱呀”一声，时间仿佛停止，然后瞬间倒流，我好像回到了十三年前的那个冬天。

我在现场提取了几处血迹，听余法医讲每个死者的位置、衣着、姿势和损伤特征，他记得清清楚楚。就像在讲一宗昨天才发生的案件。

在小女孩当年的房间，我们停留了最久。

墙壁上的血迹已经变暗，隔着床板的缝隙看，水泥地面已经彻底变色。女孩的血液被涂成了一个怪异的形状，就像一匹狼。

这个现场似乎等了我十几年。

但这次不同的是，我们手里握着“钥匙”。

九

在这个案子里，13 是个不断重复出现的数字，就像一个预兆。

当年专案组的几个成员：余法医、刑警大队的王队长、DNA 室的李主任，在 13年后重新聚在了一起。

刑警队王队长最近看到一则新闻，有人通过 DNA 技术，确定了一座古代墓穴主人的身份，这让他又想起了牙医灭门案。

当年受技术条件所限，没有做出嫌疑人信息，但现在，一滴血可以讲述的东西太多了。

如果说血液是一把锁，检测技术是钥匙，法医就是拿着钥匙的人。

他们聚在一起，商量着再检测一下当年的检材。

一大堆人围在当年的物证旁，经过一番筛选，一致认定最有价值的物证，就是那13 块地砖——25cm 见方，青灰色，上面留着血脚印。

案发之后，它们一直由警方妥善保管，每一次公安局搬家，都会由专业人士小心转移。

当年，法医前辈们检验的重点是地砖上面的血脚印。但这次，接力棒到了我手里，我不再执着于血脚印，而是转向遗落在地砖上的“滴落血痕”。

这种“滴落血痕”的意义在于：它最可能是嫌疑人的血。现场有搏斗的痕迹，嫌疑人极有可能受了伤。过去只能检测出血型，今天的技术却可以锁定一个人。

“这次我们算是豁出去了。”DNA 室的主任说。

提取血痕对我来说，本是一件轻车熟路的事，可这次我却突然有点紧张——面前的地砖可不是普通的物证，它们来自何家的堂屋，沉甸甸的。

当年，嫌疑人就是踩着它们离开了现场，然后不知所踪。

我几乎是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操作着，逐一观察每一块地砖。

花了两个小时，终于在两块地砖上发现了几滴“滴落血痕”，其中一滴藏在地砖的花纹缝隙里，非常隐秘。

几天后，两份血样的结果出来了：两名男性 DNA！

这几滴隐藏的血迹就像沉默了多时的证人，现在，终于要开口说话了。

十

单位组织大家开会，会议桌周围坐满了人，分配任务的时候，无论新老民警，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此前，60 多个刑警争论了十多年的作案人数的问题，似乎就快有答案了。余法医的眼睛里更是放着光。

我们首先要确定的是，这两滴血是否属于现场的受害者父子。如果都排除了，那它隐藏的秘密就太多了。

我们重回当年的案发现场提取血样，同时，寻找死者的直系亲属，利用亲属关系对血样进行排除和认定。

何立斌的家属们已经很多年没和警察打交道了，这次警方突然找上门，家属们虽然很配合，但眼神里都有些复杂“是不是案子有眉目了？”我给一个家属采血时，他一直在追问。

何立斌的弟弟说，父母在哥哥一家出事后，就一直闷闷不乐。没过几年，两个老人就相继去世了。“俺娘临走时还问凶手抓住了没，一家人都不知道该怎么答。”

杀害自己亲人的凶手 13 年未落网，成了家属心中永远的遗憾。

那一刻，我也给不出回应，只能将现场提取的几处血迹，连同何立斌夫妇所有直系亲属的血样一并送到了 DNA 室。

同事们开始加班加点，仔细地分析和计算，最终我们认定：其中一枚 DNA 属于死者何立斌，而另一枚 DNA 只可能属于嫌疑人，或嫌疑人的其中之一。

当初到底是几个人作案，现在还无法解答，但是有了 DNA，我们就摸到了嫌疑人的衣角。

要进一步确认嫌疑人信息，我需要第二把更关键的钥匙——Y 库。

人的染色体分为 X 和 Y，Y 染色体是男性独有的。所谓 Y 库，简单来说，就是收集男性的染色体信息，再结合中国大多依照男性姓氏聚居的习惯，根据男性父系氏族的亲缘关系锁定嫌疑人。

本地的 Y 库建设已经初具规模，可我们找遍了，也没发现和嫌疑人有关联的信息。

得知结果后，余法医显得有些失落，“看来破案的时间还是不成熟啊！”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余法医却主动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事多磨，咱别急。”

其实，谁都没有余法医着急，这十多年来，无论是技术上的困难，还是舆论的压力，他都不好受。

现在，终于拿到了嫌疑人的信息，我坚信案子一定能破。

每每这种时候，余法医就会拍拍我说：“你们年轻一代就是不一样，心态也越来越好。”

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们越来越相信技术了。

十一

这之后，我们特意加快了本地 Y 库的建设。不单只为了这起案子，还是为了将来能破获更多案子。

每一个在 DNA 库里添加血样的人，都可能给发现真凶提供关键线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专案组”的成员，已经没有上限了。

大约半年后，一个早上，我在单位的走廊里碰到了余法医。他难掩兴奋之情，对我喊：“找到了！”

有个人的 Y 染色体和嫌疑人高度一致。他叫王亚宾，37 岁，因为酒驾被拘留。

时隔 13 年，案件终于等来了进展，大家十分兴奋，觉得王亚宾可能就是嫌疑人，恨不能立马去抓他。

可就在这关键时刻，余法医反而不急了。

Y 库里的基因图谱，就像是人的心电图，每一个突出的峰值就是一个基因座。王亚宾的 20 多个基因座与嫌疑人一致，但这个数量还不够。

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又加测到 40 多个基因座，发现王亚宾和嫌疑人的 40 多个基因座里，有一个是不同的。

这说明，王亚宾不是嫌疑人，但和嫌疑人有极近的父系血缘关系。嫌疑人很可能姓“王”。可“王”是个大姓，人太多了！

王亚宾所在的村一共有 600 多户村民，其中王姓有 100 多户。我们决定一一排查，一个也不放过。

大家的目标一致：这张网不但要密，还要够大。排查的人数超过 1200 人。最终，我们发现了一个人，他的 40 多个基因座与嫌疑人完全一致。

隐藏 13 年的恶魔，要露面了。

我在审讯室的监控里，第一次见到了王亚强：小眼睛、高颧骨、鹰钩鼻。

他也是一个牙医。

王亚强被抓时，正在送患者出诊所，他的妻子和孩子围在餐桌旁，等他一起吃晚饭。

在大批警察面前，他妻子急忙站起来往前迈了一步，把两个孩子挡在身后。两个小脑袋从母亲背后探出来，好奇地打量着。王亚强却很镇定地问：“什么事？”

这个家庭的构成和死者何立斌一样，也是一对夫妻，一双儿女，女儿也刚好 13岁。案发时，王亚强的妻子正在怀孕。

那个躲在母亲背后的小女孩大概从没想过，自己的父亲和一起灭门案有关。有个和自己一样大的小女孩，永远留在了 13 岁。

同事们一拥而上把王亚强摁在地上，他简单挣扎了两下，就不再反抗了。

抓捕之前，同事做了很多背景调查：王亚强性格内向但脾气火爆，曾在集市上因为生意把另一位牙医打跑了。平时和邻里很少说话，更别说和喝酒聊天了。

村里人都觉得他很难“噶伙”（难以结交）。

王亚强的居住地，距离案发现场 15 公里，没有被纳入到警方大范围排查的范围，但他家所在的村，当时也有侦查员去过，可不知怎么的，他竟成了漏网之鱼。

时隔多年，技术员走近，搬起王亚强的脚端详了半天——他的鞋号和现场的足迹一样大。

审讯开始了。

王亚强嚷嚷着自己没做过亏心事，警察抓错了人，要给个交代。他挺胸抬头，像是一点也不怕。

审讯人员问王亚强认不认识开发区一个姓何的牙医，有没有去过他家，王亚强全部否认。审到大半夜，他还咬得死死的，直到审讯人员摆出了证据。

“我杀人了。”王亚强沉默了半分钟，忽然仰起头来，长舒一口气。

审讯人员“腾”地一下站了起来，“什么时间杀的人？”

“1999 年腊月，一个晚上，8 点多。”

“在什么地方杀的人？”

“在开发区北桥村开牙科门诊的一户人家里。”

“杀了什么人？”

“杀了四个人，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一个妇女和一个男的。”

“为什么杀人？”

“我想抢钱。”

隐藏了 13 年的嫌疑人居然轻易撂了，现场的情况和杀人动机都吻合，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只是这看似顺利的过程里，却正在酝酿着危机。

十二

王亚强不慌不忙地向我们讲述了杀害何牙医一家四口的经过。

他说自己不认识“北桥牙科”的牙医何立斌，只是想去抢钱。案发半个多月前，他在集市上买了一把水果刀，又从家中找到一把斧头。案发当天，王亚强从何家敞开的大门进去，先去了黑着灯的南屋待了一会儿，后来径直进了客厅。

不巧有个妇女迎面走来发现了他，他就用斧头将对方砍倒，又用水果刀割了她的脖子。

他进了小卧室，遇到小女孩，就把小女孩也割了喉。回到客厅的时候，遇上了男孩。于是把男孩摁倒杀害，和妇女的尸体一起拖到了卧室。

王亚强说，干完这些，他去西屋找钱，忽然听到有人进入客厅，和男主人何立斌打了照面。

争斗中，他用斧头把男人打倒在地，斧头柄断了。情急之下，他从地上捡起一根水管打男人的头，直至把他打死。

在王亚强的供述里，他一人作案，没有私怨，只为谋财。杀人是因为被撞见，情急之下才灭的口。

这些细节，大多都和现场勘验的情况吻合，只有身在现场的人才能讲述，大家听完都觉得没有抓错人。

凌晨 3 点多，这一夜，余法医他失眠了。他心里有些不安——男人的口供和尸检结果不吻合。

在王亚强的供述里，他砍人都是一斧头或者两斧头，刀割也最多两下。但尸检的情况要惨烈得多。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王亚强被押进小巷，指认现场。

王亚强对何家的院子非常熟悉，他清晰地记得自己在每个地方做过什么事。包括杀人、寻财、逃跑。围观群众情绪激动，在警察的劝说下，没有冲上来打人。

按目前掌握的审讯材料，大家觉得案子已经基本告破，下步就等着喝庆功酒了。可余法医窝在办公室里，一脸严肃地抽烟。他一边抽烟，一边翻看一个厚厚的本子。

我走过去，发现那个本子的边角被磨损得很厉害，里面还夹着许多粘贴的打印纸，上面写了密密麻麻的字。

十三

没等多久，王亚强就干了件让所有人惊讶的大事——他翻供了。

因为余法医找到了领导，说王亚强肯定是在撒谎，所以领导决定再来一次提审。

结果王亚强一来到审讯室，像是开玩笑一样，告诉审讯民警，自己确实是在撒谎——真凶有两个。

“我和一个叫周大海的，一起在牙医家抢劫杀人。”

有位老技术员立马给余法医打电话：“老余，你看看，我说是俩人作案吧，你非得和我犟。”

余法医没吭声，挂断电话就抽起了烟，冷静地观察着王亚强的“表演。”

审讯室里，王亚强一点点招供着，自己和同伙杀人的经过。

他和周大海是在开发区的一家饭店里认识的。周大海是东北人，25 岁，身高一米七五左右，偏胖，平头，皮肤焦黑。这人还是个无业游民，住在开发区电子街路北侧的一个平房里。

入秋后，周大海忽然问他，周围谁家有钱。王亚强觉得北桥村那个镶牙的人家应该很有钱。案发前两天，周大海很神秘地和王亚强说，他打听到北桥村那个镶牙的人刚从银行提了 10 万元钱。

“我要去干票大的，你一块去不？”周大海邀王亚强一块去抢钱。

他还说：“你不用管，我有工具，到时候你给我放风就行。”

案发那天，周大海拿了一个布袋子，里面是一把匕首和一把斧头。

王亚强对匕首和斧头记忆犹新。匕首双刃，带血槽。斧头是木工用的那种，把是黑色的木棍。

晚上 7 点半左右，他俩去了镶牙的那人家里。门是虚掩的，俩人进去，周大海让王亚强去南面屋里放风。

王亚强看到周大海从布袋里拿出匕首和斧头，推开屋门就进去了。他用斧头敲一个中年妇女的头，又用匕首往妇女的脖子划了两三下。然后，王亚强听见一个小姑娘的哭声，但很快，就没有声音了。

这时，一个男孩从外边跑进了客厅，高声叫了几声“爸爸”。周大海从东屋出来，男孩抢周大海的匕首，但很快周大海就把男孩摁倒，用匕首把他捅死了。

一两分钟后，牙医进了客厅，抱住了周大海。王亚强从南屋出来，想上前帮忙。

可周大海先把牙医弄倒了，然后从地上拾起一根铁水管，往牙医头上打了三四下。

一家四口被周大海杀死了。王亚强距离尸体始终有一段距离，从没有直接接触。

进屋找钱的时候，他们从窗帘底下找到了 5000 元现金，周大海拿走了 3000元，他留了 2000 元。

俩人又去了牙科诊所的操作间，周大海找了一百二三十元钱，王亚强只拿了 20多块焊牙用的焊片。他想着，自己给人看牙，这东西用得着。

他们从院子西南角的厕所爬墙出去，出去后，周大海忽然一拍脑袋，说把斧柄弄丢了。他进去找但没找到，不久后，周大海就从大门走出来了。

王亚强记得，当时周大海身上有很多血，他不清楚周大海有没有受伤。但自己自始至终没有接触牙医一家人的身体。

这之后，他和周大海就一直没有再联系。

8 年后的一个春天，周大海去过王亚强的诊所一次。王亚强吓了一跳，周大海却说没啥事，就是来看看。他当上菜贩子，还给王亚强留了电话号码，“有空一起喝酒。”

后来王亚强换了好几次手机，把周大海的电话号码弄丢了。他俩再也没见过。

王亚强最新的供述像一枚重磅炸弹，把审讯民警都炸懵了。

他的这一次翻供，实在影响太大，以至于专案组再次成立，还拉来了许多外援。

王亚强的新供述真实度高，细节也翔实充分，两人作案的细节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可。只是仍然有几位技术人员，站在余法医这一边，认为王亚强的翻供还是有问题。

双方据理力争的情景，就和 13 年前一样。

只有余法医依然倔强，语气坚定地告诉在场的每一位民警：王亚强的翻供还是在撒谎，凶手只有一个人。

十四

审讯组又多次提审王亚强，但每一次审讯，他的供述都和前几次有不同。

第 6 次审讯时，王亚强说他和周大海到现场后，二人一起到南屋抽烟，观察了大约 5 分钟，周大海才动的手；他认识何家夫妇，在案发 5 年前，他曾去何立斌家中学过镶牙技术；作案时，他用两块黑布将鞋底包了起来，周大海提前处理了鞋底的花纹……

按照之前的调查，无论是不是两个人作案，可确认的是，王亚强肯定参与了杀人，而且还受伤流血了。

可翻供以后，王亚强居然坚称自己没动手，杀人的事儿都是周大海干的。

民警拿出鉴定意见通知书，递给王亚强签字，上面写着：地砖和水管上检测出了他的血迹。他看着这句话，直接拒签。

专案组的人们这时才反应过来，抓到了王亚强，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另一场战争的开始。

在案子的不同阶段，我们任务不同，会面临不同的困境。当年，余法医等前辈们考虑的是如何通过现场还原犯罪过程，刻画嫌疑人，如何通过蛛丝马迹找到嫌疑人。

如今抓住了王亚强，我们还要考虑如何让他承认罪行。

既然他说了周大海，那我们就从这个人开始查起。

专案组调取了大量户籍信息、暂住信息，排查了 800 多人。但没有找到符合周大海姓名、年龄和体貌特征的人。又找到辖区内东北人的小头目，他们也说没有。

为了获取足够的证据，专案组扩大对“周大海”的搜索范围，将东北三省户籍库中同音的 600 余名男性信息全部调出，让王亚强挨个辨认。王亚强一直摇头，说没找到。

为了验证一些猜测，专案组启用了一种新方法——从王亚强的身边人开始击破。

民警找来了和王亚强同监室的两位犯人，老郑和老马，了解更多信息。

根据他俩的供述，似乎整个监室刚开始都怕王亚强，所以没有像往常一样审问新犯人。而王亚强也不愿意和别人说话，多数时间都一个人坐着。

只有身为组长的老郑问了几句，王亚强简单地说自己和别人结仇，才杀了人。

“王亚强是干牙医的，他杀的那家人也是干牙医的，那人跟他抢买卖，他才杀的那一家。”杀人动机是同行竞争，这是老郑听到的新版本。

和老郑不一样，老马是监室里的老油条，也是犯人中的“法律专家”。

王亚强还没进来的时候，老马就听说他 13 年前杀过人。第二天，老马几个人围在一起分析王亚强的案子，他们觉得公安局肯定没有确定的证据，不然不会这么长时间才抓人。

老马下了结论：只要不承认，法院就有可能判他死缓。

监室并不宽敞，王亚强隔着他们，最多也就一米多远。他一直静静地听着。

十五

王亚强不信任任何人。

面对老马等人的再三追问，他就像对我们撒谎一样，张口就来：“三四天前杀人了”。

为了击破他，局里来了两位知名测谎专家，测谎结果显示：牙医灭门案应是一人作案；

应该是王亚强杀的人；

王亚强供述的同伙周大海，应该不存在。

这是个天生的撒谎者，但在专业技术的测谎下，以及近 20 次讯问，王亚强终于承认：测谎结果全部正确。

我们也终于搞清楚了他的整个犯罪过程。

王亚强一直觉得自己的人生很不顺。1994 年前后，大家都觉得干牙医这行成本低、挣钱快，王亚强跟着表哥学牙科，第二年就开始独立干活了。

那时候，他的诊所周围出现了很多竞争对手，有人靠更低的价格吸引顾客，王亚强靠的却是手段。

王亚强为了抢生意，曾经和许多牙医有过矛盾，专案组费了很大的劲儿，找到了当年被他骚扰过的两位牙医。其中一位姓宋，另一位姓林。

当年，宋医生的牙科诊所和王亚强的诊所距离很近。宋医生的诊所比较忙，而王亚强的诊所里人很少。

一天上午八九点钟，宋医生正在忙碌，王亚强来了。他在宋医生的诊所里公然拉客，招呼那些人去自己的诊所。

宋医生很生气，骂了王亚强几句，就继续给人镶牙了。

下午，王亚强又冲进了宋医生的诊所。他气势汹汹地说：“你出来一趟！”

宋医生刚一出门，王亚强就狠狠地打了他一拳。两个人扭打起来，王亚强渐渐落了下风。他不解气，从路上捡了块石头，把宋医生轿车的挡风玻璃给砸碎了。

二十分钟后，两个男青年骑着一辆红色摩托车赶来，进了宋医生的诊所。王亚强指着宋医生说：“就是他打的我。”

“听说你很能打？”一个光着膀子的青年对宋医生说。

宋医生并不害怕，“我刚从监狱里出来，想做点正经生意，你们别为难我。我从小练武，你们也不一定能打过我。”

小青年打量了宋医生半天，“从里面出来的不敢惹。”说完，他们就和王亚强一起走了。

后来，宋医生本着息事宁人的想法，去给王亚强道了歉。双方握手言和，但从那以后，宋医生的诊所隔三差五就有防疫站来检查。

王亚强三番五次打市长热线。

实在不胜其扰，宋医生离开了。

而姓林的牙医，之前压根就不认识王亚强。有天晚上，林医生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开门见山，“我叫王亚强，跟你是同行，以后你别去开发区赶集了。”

当时林医生家中还有几个朋友，听到王亚强这样说，都很生气，“大家凭手艺赚钱，你凭什么不让人家去赶集？”

王亚强一句话也没说，在屋里坐了十来分钟，起身走了。大家都觉得这家伙精神不太正常。

几天后，林医生骑摩托车去开发区赶集给人补牙。他走到半路，被王亚强截住了，王亚强威胁他：“你不能去开发区赶集，不然我杀你全家。我能把你家没长毛的耗子也找出来弄死。”

林医生很生气，没理他，后来王亚强又陆续拦截了他三四次，每次都是威胁。最后，宋医生一家被吓得报了警。

王亚强还和一个牙医打过架。当时他说：“我已经杀了一家了，不差你这一家。”

十六

王亚强用尽各种手段挤走了附近的牙医，可没想到，自己的生意并无起色，村里人都去了“北桥牙科”。

开发区成立后，不允许牙医跨区行医。王亚强的收入大不如前。在给人镶牙时，他听对方提起开发区的北桥牙科，说镶牙挺贵，生意还好。

王亚强耿耿于怀，他觉得当初是自己费心费力把另外两名牙医挤走的。最后发财的却是何立斌。

虽然没见过何立斌本人，但王亚强已经恨上他了。

后来在妻子怀孕期间，王亚强的生活更窘迫了。他想搞点钱，“买辆摩托车去远处行医“。而他搞钱的办法，就是找个有钱人抢一票。

何立斌一定很有钱。

为了这次行动，王亚强做了精心准备。半个月前，他在集市上买了一把大号的水果刀，回家后，他找了一把斧头。王亚强还亲手制作了一双独一无二的鞋子。他把两只鞋底分别切割、打磨。

正是这双鞋，引发了专案组内部长达十多年的争论。

王亚强不知道何立斌住在哪里，他专门去了趟北桥村，提前打听到了何立斌的住处。快到元旦了，妻子回了娘家，王亚强觉得，是时候出手了。

那天晚上 7 点多，天色暗了。王亚强戴上白色线手套，穿上处理好的鞋子，从家里找了一块黑布，把刀子和斧子都包了起来。

“我一开始的时候，只是想拿刀子和斧子吓唬吓唬对方，等对方给了我钱后，我就快跑。”王亚强说。

这句话，今天仍然无法辨别真假，但那天晚上，他确实骑上自行车，赶往了北桥牙科。

十七

何立斌家北边 5 间房屋的灯都亮着，传出刺耳的“嗞嗞”声。王亚强很熟悉，那是打磨牙模的声音。

王亚强推开了东边屋子的一扇门，和一个 40 多岁的妇女正面相遇，俩人都吓了一跳。

“谁？”

“我！”

王亚强用斧子指着女人，恶狠狠地说：“快把钱拿出来！”

女人吓坏了，张嘴就想喊人。王亚强想也没想，抬手就是一斧子，女人像喝醉了酒，身子有些晃，王亚强又连续劈砍了五六下，女人倒在了地上，最终也没能喊出一句话。

王亚强怕女人没死，弯腰上前，把长长的水果刀捅进了她的喉咙。

忽然，一个女孩的哭声传入王亚强的耳朵里，他顺着声音进屋查看，发现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站在床边，惊恐地看着他，双手抱在胸前小声地哭。

王亚强把小女孩也杀了。

这下，除了诊所里传出的声音之外，这个院子里再也没有其他动静了。

王亚强回到客厅，把女人的尸体拖到了隔壁卧室，开始在屋里翻找财物。他忽然听到院子里有两个男孩说话，商量着明天一起去上学。

一个男孩离开后，另一个男孩关了院门。王亚强拿着刀子往外走，走到客厅时，撞见这个十五六岁的男孩。

男孩愣了一下，开始喊“爸爸”。他上前拽住王亚强的右手，想抢刀。

一开始王亚强很紧张，没反应过来。但很快他就加大了力道，男孩不仅没能把刀抢过去，还被他残忍地杀害了。

在王亚强杀死 3 个人的过程中，何立斌一直沉浸在自己的工作里。打磨牙模的噪音掩盖了打斗声和喊叫声。

王亚强并没有立刻逃走，他藏到了客厅门后，等何立斌进门。

他下定决心，一个不留了。何立斌很强壮，等待是一击即中的最好办法。

王亚强等得很漫长，一分一秒都很难熬，很久之后，打磨牙模的噪声停止，院子里又陷入了寂静。王亚强攥紧了手里的斧头。

何立斌进屋后停下了脚步。他看到了地上的血，然后从旁边的架子上拿了一把活扳手。

何立斌刚要转身的功夫，王亚强往前迈了一步，抬手就向何立斌的后脑勺劈了一斧子。没想到那一斧子没砍实，顺着何立斌的后脑勺滑到了肩膀上。

斧头和斧柄一下子分离开，斧头掉在了地上，斧柄飞到院子里的污水桶中。

何立斌转过身来，用双手抱住了王亚强，两人厮打在一起，谁也没说话。后来，两人都倒在地上了，滚来滚去，王亚强右手的刀子也不知怎么掉到了地上。

何立斌用活扳手朝王亚强打去，王亚强抓住何立斌的手，俩人僵持了一阵。但王亚强最初的那一斧头起了作用，何立斌手劲越来越小了。王亚强趁机把右手挣脱出来，抓住何立斌的头发狠狠地向地上撞去。

何立斌不能动了，嘴里还大口喘着粗气。王亚强发现墙角有一截自来水管，他用这根铁管砸掉了何立斌最后的一口气。

王亚强歇了一会儿，进屋翻找财物。在卧室的床垫底下，他发现了 2000 元钱。此外，屋里就没有值钱的东西了。诊室里只有一百来块，他就顺走了 20 块镶牙用的焊片。

院门已经被何立斌的儿子关上，王亚强打算爬墙出去。他翻出院子刚走了两步，忽然想起斧头还落在何立斌家里。

大门关了，他只能再次翻墙。在黑黢黢的厕所地上摸索时，留下了那片弧形的血痕。

王亚强又进屋找到了斧头，但斧柄没找到，他瞅了躺在地上的何立斌一眼，心里有点慌，决定不找了。

出门前，王亚强已经筋疲力尽，没有力气再翻墙了。于是他从大门走出去。

院门是开着的，墙上却留下了两次攀爬的痕迹，王亚强再次给公安局出了个小难题。不过这次，他不是故意的。

十八

杀了一家人，只抢到 2000 多块钱，王亚强没买成摩托车，在后来的日常生活中，钱很快就花完了。

他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抢劫杀人而有任何起色，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孩子刚出生那几年，王亚强时常从梦中惊醒，嘴里嚷嚷着一些话。

王亚强的妻子告诉专案组，这些年，王亚强经常被恶梦困扰，他的脾气更加阴晴不定。平时不愿意和人打交道，和家人说话也很少。

王亚强一直不敢喝酒，他或许是怕自己喝醉了，会不小心吐露真相。

但真相不会永远被掩盖。

时隔 13 年，案子终于彻底破了。

开庆功会这一天，分局特地邀请了当年专案组的所有民警。这次，许久没碰过酒的余法医举起了酒杯。

只要有人敬酒，他就来者不拒。那酒量，让我看得胆战心惊。

我背着余法医回家，他喝醉了，回想起第一次赶到案发现场。

那天，司机开的太快，车终于停下来的时候，余法医已经快被晃吐了。但抬起头的时候，他看到街道边那条醒目的宣传语——“爱岗敬业，遵纪守法。”

有人没做到，2016 年冬天，犯罪嫌疑人王亚强被依法执行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