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刘道玉致信清华：清华与麻省理工的五点差距

本文为2011年教育家刘道玉致信清华百年校庆的公开信。

清华，你好!

清华大学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喜庆。我借此机会，向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你们在过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向为这些成就作出贡献的人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希望你们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十分巧合的是，今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也迎来了建校150周年的纪念，我看了两校为庆祝校庆的安排，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反思。

据麻省理工学院宣布：“自1月7日至6月5日，将举行一系列盛大的庆祝活动，在持续150天的校庆中，麻省不但要向以往的成就和贡献者致敬，还将举行严肃的反思活动，思考如何继续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再看清华，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筹备工作，早在五年以前就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后又改为组织委员会，下设11个专项工作组。此外，还成立了发展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三年以前就开始了1000天的倒计时活动。筹备工作不谓不充分，舆论不谓不大。

可是，整个校庆活动依然没有摆脱传统格式化的思维窠臼——大造舆论，邀请名人捧场，极尽评功摆好之能事。自去年以来，清华大学就开展了“百年赋”、“我爱清华”、“百年清华、行健不息”、“两岸同心”等活动，而且还把舆论造到国外去了。去年，清华大学派代表团访日，举行了“东京大学—清华大学周”和“早稻田—清华大学日”活动。在美国造势的范围更大，先后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举办了“清华周”，在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哥伦比亚举办了“清华日”，在哈佛大学举办了“清华大学与哈佛大学学生论坛”。

但是，我却没有看到清华大学有任何一项反思活动，更没有像麻省那样“严肃的反思”，这就是清华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之间在思想境界上的巨大差距。

反思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工具，要深刻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就必须进行反思。不经过深刻的反思，就不能吸取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就不能认清教育的规律，不能成为一个清醒的领导者，也就不能使我国高等教育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既然没有看到清华大学的反思，那么我作为一名老年教育工作者，出于责任感的驱使，不妨替你们作一点点反思，但愿是“逆耳的忠言”。

首先，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校长?

这个问题的答案本来是很清楚的，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一流的教育家当校长，但是这个问题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各重点大学都没有解决好。

其实，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杰出的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刘达、刘冰等，从治校的实践中，他们成了学者化的职业校长，或者是革命化的职业校长。梅贻琦先生是留美的物理学博士，他的成名并不是因为他是博士或是院士(逝世前一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才授予他院士头衔)，而是反映他的教育理念的一句话：“大学乃大师之谓也，而非大楼之谓也”，这句话至今仍然被我国教育界所传诵!

对比起来，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清华大学的历任校长都是院士，他们都是双肩挑的学者，不能专心致志地把全部智慧和精力用于办好学校。因此他们都没有成为有影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做一个学校的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些，他关系到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到国家与学术之兴衰。这种事业之责任，不值得一个整个(指心无旁骛)的人去担负吗?”

问题就在这里，我国现在不仅校长，就是有些部处长也搞双肩挑，他们怎么可能做到“鱼和熊掌二者得兼”呢?

因此，清华应当珍惜自己的经验，选拔那些教育家当校长，心无旁骛地领导和管理好学校。也许，也有些院士符合校长的要求，但必须放弃学术研究，要以学校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绝不能利用校长的资源营建个人的学术山头，要像那些世界著名大学校长一样，做一个专心致志的职业化校长。

第二，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大学精神?

清华大学的介绍中说：“学校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上，的确存在着这样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蕴育出了大批翘楚和大师级的人物。

可惜，这种精神并没有继承下来，无论是独立也好，自由也好，恐怕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请问：你们对教育部有自己的独立自主权吗?你们又给了学校的教授和学生们多少的独立和自由呢?如果你们真的有独立和自由之精神，那陈丹青先生又怎么会辞职呢?反倒是，他离开清华以后，才真正获得了创作上的独立和自由，这难道不值得你们认真地反思吗?

第三，一流大学应当具有鲜明的特色，绝不能贪大求全。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特色十分鲜明，她是世界“理工科之王”，先后诞生了76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这可能是我国举全国高校之力也无法企及的荣誉。美国其他大学也都各具特色，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和理论物理，哈佛大学的行政管理，耶鲁大学的法律，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派，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高能物理劳伦斯学派等。

可是，我国大学都追求“大而全”，互相攀比，失去了个性和特色。

过去，人们都知道清华大学的建筑系和水利系是赫赫有名的，可是现在不知道什么是清华的特色。据介绍，清华大学的重点学科有49个，拥有全国第一的学科就有38个之多。

重点多了就没有重点，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没有被认为最吃香的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尽管有人建议要办这些学院，可是校长雪莉·帝尔曼却说：“正因为我们不需什么都做，我们才能够集中所有精力和资源来干两件事，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我们把这两件事做到了极致。我们认为，小就是美!”

第四，世界一流大学应具有什么样的学风？

20世纪初，是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当时的国学院拥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位大师。王国维先生在谈到治学的精神时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这是王国维先生和那时一代学者治学的学风。王国维和他提出的这种学风，正是清华大学的精神财富，难道不应该反思和继承吗?

第五，精英大学必须远离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

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说：“当大学决心于经常为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自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

在清华大学校园里，竖立着一方石碑，上面镌刻着“行胜于言”的警句，这被认为是该校的校风。这句话当然是正确的，反映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我个人切身感受到清华大学毕业生的务实精神，兴许这正是该校出现了70位亿万富翁的主要原因。

但是，从创造学的原理来看，任何一项重大的科学发明创造，最初都源于一个新思想或稀奇古怪主意的诞生。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怪异的想法或求异的思想躁动，就不可能从事发明创造。

因此，我认为仅仅强调“行胜于言”是不够的，它可能导致师生“形而上”的思维贫乏，从而窒息了青年人的想象力。正因为如此，在解放后的六十多年里，清华大学没有产生有影响的著名思想家。在未来的30年(一代人)，能否产生一批思想和学术大师，这将是决定清华大学能否成为真正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

作为一个局外人，我的观察和反思只不过是一点皮毛，更重要的和有价值的反思，必须由局内人士来做。借百年校庆之机，希望清华大学发动群众，进行深入、广泛而严肃的反思，总结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敢于否定自我，善于不断地超越自我。

为了再次说明反思的必要性，我不妨引用哈佛大学女校长德鲁·福斯特三年前在就职典礼上讲的一段话，她说：“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是要对永恒做出承诺。”

她勾画出了一流大学的精神，阐明了反思(即回头看)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看问题的方法必须与当下关心的功利主义相对立。我国如果要想真正地建成几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极少数几所大学，应该给自己准确的定位，走出为国家眼前经济建设服务的传统思维，致力于解决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以后的重大课题。

最后，我祝愿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获得圆满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