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贾破产，流民四起，汉武帝辉煌战功的另一面

汉武帝画像

说起汉武大帝，人们总是想起他痛击匈奴，“张中国之掖”的万丈豪情，亦或回忆起他开辟丝绸之路，结交西域各国的高瞻远瞩。

然而，种种耀眼功绩背后，离不开雄厚财政的支持。那么，汉武帝征伐多年，他钱袋子里的军费都是哪里来的呢？

01生财有道

网上曾有人调侃说：投胎是门技术活。想来继承了“文景之治”的汉武帝，妥妥是个投胎小能手。

据史料记载，汉朝在“文景之治”下，国家经济实力雄厚。粮仓中的粮食多得放不下，国库中钱多得花不完，以致用来系钱的麻绳都腐朽了，整个国家财政呈现出一片“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的富饶景象。

靠着两代人的积累，汉武帝有了对付匈奴的原始资本。可惜，匈奴的强悍却远远超出汉武帝的预料，饶是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多次率军远征，匈奴却依然如打不死的小强般不断侵扰汉庭边塞。

更让汉武帝忧心的是，匈奴未灭，国库里的钱却花了个底朝天。为了尽快筹集军费稳定国防，汉武帝不禁将收割的对象锁定在富裕的商人身上。

收割的第一步当然是降维进行直接经济打击。汉景帝时期，各诸侯国享有铸币权，这固然是西汉王朝笼络诸侯王的一项手段，却在客观上造成了西汉初年币制混乱，民间盗铸、私铸钱币之事屡有发生。

为此，汉武帝在元鼎二年，专门设立了水衡都尉，下设均输、钟官、辨铜三属官，充当让大商人一夜返贫的排头兵。

三属官职责重大，分工明确。比如均输官负责将天下铜材运抵京师，以便统一铸币；钟官负责钱币设计及铸造时的技术指导，而辨铜官则负责审查钱币种类及成色。

有了三官组成的强大铸币机构后，汉武帝金口一开，下旨要求：“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一下子把民间和郡国的铸币权力全部收到了中央王朝手中。

那些囤积了万贯家私的大商人，一下子全傻了眼，但还没等他们从打击中回过神来，汉武帝又开始了提高铸币技术，用赤铜镶嵌钱币作为防伪标志的神操作。

大商人们就此失去了一条生财之道，可汉武帝的目的不仅是统一币制，解决民间私自铸钱的情况，更要拿走商人手中的财富。于是，另一项针对商人与富豪的赎罪令便高调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大商人们突然发现，犯罪变得一点也不可怕。哪怕犯了重罪，只需要交一笔钱给国家就可以免罪，实在是天大的好消息。

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交钱赎罪的路就有些走不通了。毕竟赎罪的收费实在太高了，就连司马迁这种官二代，面对高额赎罪费也只能黯然选择了宫刑。

司马迁办不到的事，大商人们能办到啊。赎罪令颁布后，全国的大商人纷纷踊跃出资，汉武帝一下子发了笔横财。

然而，众多的商人中，总有一两个奉公守法之人，对赎罪令根本不感冒。汉武帝一见，急忙又推出了算缗令，誓要将天下财富一网打尽。

所谓“算缗”，其实就是财产申报制度。汉武帝要求全国所有商人，主动向朝廷汇报自家的财产，然后再根据财富值大小缴纳相应的税款。

一时间，“富豪皆争匿财”。几乎所有商人都在想：反正国家让我自己报，报多报少我说了算，我要如实上报我是个棒槌。

谁料，商人们的小聪明，在汉武帝手中根本走不过一个回合。“算缗令”推出后不久，汉武帝反手又推出了一个“告缗令”。

这“告缗令”可比“算缗令”厉害多了。它的主要功能是让百姓们向官府告发商人隐匿财产的事，一经查实便没收商人全部家财，然后官府与告发者再平分查抄来的商人财产。

“告缗令”一出，底层穷苦百姓马上踊跃响应，纷纷将告发大商人当成发家致富的捷径。可怜那些土豪富户一夜之间沦为贫民，而官府和告发者却都赚得盆满钵满。

眼见“告缗令”的收益惊人，汉武帝大喜之下，下令扩大“告缗令”的范围，将告发对象从大商人群体扩展到全国百姓。

这下轮到告发者们傻眼了，辛辛苦苦靠告密赚来的钱，转眼间又因别人告密而被收缴一空。而全国中产以上的阶层更是人人自危，因告密而破产的家庭数不胜数。

“告缗”进行到这里，只剩下朝廷这一个大赢家。据《汉书》记载，当时朝廷“得民财务以亿计，奴隶以千万数”，田地则“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国家财政缺钱的状况一下子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02轮台罪己

汉武帝看着漂亮的财务报表，美滋滋的盘算着下一场与匈奴的战斗，但令汉武帝没想到的是，看似平静的汉家天下，内部早已暗流涌动，起义的熔岩即将喷薄而出。

疯狂的财富收割毁了“文景之治”留下的大好局面，无数赤贫者只能转为流民。汉武帝元封四年，关东流民突破二百万，国家掌握的户口数锐减为从前的一半。

流民潮很快带来了农民起义。据史料记载，汉武帝晚年，“天下骚动，渐有亡秦之迹”。天汉二年，徐勃领导一支义军，在泰山、琅琊一带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军攻克城池，诛杀贪官，又释放了狱中无罪被关押的农民，还下令开仓放粮赈济百姓，引得当地百姓交口称赞。

不得不说，徐勃起义如一星溅进油锅里的火种，点燃了民间百姓对汉武帝高压统治的怒火。南阳的梅兔、白政，楚地的段中、杜少，以及燕赵之地的坚卢、范主等纷纷扯旗造反，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就此拉开了帷幕。

起义的烽火很快燃遍九州，就连京城长安附近也出现了起义的苗头。汉武帝大惊之下，派绣衣御史范昆、暴胜之、王翁孺、江充等人分赴各地镇压起义，同时大举围捕帮助过起义军百姓，试图将起义军困而除之。

可惜，江充等人残暴的手段虽然让起义军损失惨重，但起义军残部仍然想方设法聚到一起，重新形成一股强大的反抗势力，再度对大汉王朝发起更猛烈的进攻。

熊熊燃烧的起义烽烟，几乎葬送了西汉王朝。汉武帝眼见不妙，急忙改剿为抚，于征和四年发布《轮台罪己诏》，深刻反思自己穷兵黩武的国策及因此产生的连锁反应，而后以帝王之尊，向国民道歉，并且宣布今后西汉王朝将从“尚武”转为“崇文”，同时“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大力发展生产，让人民修生养息。

这轮政策大调整，总算将西汉王朝从崩溃的悬崖边拉了回来。只可叹汉武帝筹谋多时的收割富豪政策，这么快就遭到了反噬。但这也不能全怪汉武帝，只怨古老的西汉时代，经济学尚未普及，不然一定有人告诉汉武帝：经济活动要遵循市场规律循序渐进，想要人为干预一夜暴富，到头来只会落得“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家国大计”！

参考资料：《史记》、《资治通鉴》、《简读中国史》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竹映月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