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夏都说”商榷：基于玉器视角——兼论中原中心的形成

二里头文化的玉器制造业并不十分发达，表现在尚未形成规律性的用玉制度。[1]根据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朱乃诚先生的统计：

二里头玉器（图源：光明网）

目前（截止2021年3月），考古发现的二里头文化玉器约有120多件，出自16处遗址，以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最多，有90多件，其中二里头遗址的25座墓葬中出土了约60件玉器。[2]

笔者也曾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进行统计[3]，结果与朱乃诚先生的统计相近。下面，把笔者统计的资料附在下面：

二里头玉器统计表

根据以上资料可见，二里头遗址目前已公布玉器97件。其中一期无玉器，二期11件，三期50件，四期36件。朱乃诚先生认为：

　　二里头文化三、四期的玉器，可能是商汤作夏社时期的玉器。目前发现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二里头文化三、四期玉器，个别的是夏王朝时期玉器的延用，而大部分玉器如扉牙发达的玉璋、玉戈、带扉牙大玉刀、玉戚等，则是夏社时期的仪仗用品。[4]

同时，朱乃诚先生又指出：

二里头文化玉器以在二里头遗址墓葬中出土的最具代表性。这些墓葬虽然有较多的随葬品，但规模不大，墓主的社会地位并不是很高，出土的玉器以仪仗类玉器为主要特色，也表明了这些墓主的身份，大都是普通贵族，如高等级侍从一类，而不是高等级的贵族。

据此，朱乃诚先生认为，二里头文化的“王室玉器”还没有发现，或是已出现于二里头文化之后的其他文化遗存中而未被识别出来。概言之，二里头玉器这个最能代表二里头文化发展程度的关键指标目前还无法证明二里头有“王”的存在。

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夏都说”在当今学术界颇为流行。在赞同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观点中，普遍把二里头文化第一期视为夏文化。比如，邹衡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且一至四期作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5]殷玮璋、杜金鹏等则认为，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为夏文化，三、四期为商文化。[6]孙华、方酉生等认为，二里头文化一、二、三期为夏文化，四期为商文化。[7]

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夏纪年，夏王朝始于公元前2070年。而测年数据表明，二里头文化第一期始于公元前1735年【８】 ，这意味着二里头文化开始出现时，夏代的发展已历经300余年。然而，二里头文化第一期缺乏玉器，青铜器仅见两件青铜小刀，整个遗址面积只有100余万平方米。很难想象，经过了三百余年发展的夏王朝，仍会呈现如二里头文化一期这样的低水平发展状态。叶舒宪教授指出，夏代是礼玉和佩玉发达的时代，并举例道：

《墨子·非攻》说：“禹亲把天之瑞信，以征有苗。”天之瑞信，就是代表神圣天意的瑞玉符信，当为某种信仰中被神化的玉礼器。再如所谓“禹会诸侯，执玉帛者万国”说法，表明夏代一开始就以整合、继承、发扬丰富多彩的各地史前玉文化为突出特色。禹的儿子启，《山海经·海外西经》说他“右手操环，佩玉璜”。《左传·定公四年》也说到“夏后氏之璜”，可知夏代是礼玉和佩玉发达的时代……到了夏代晚期，王室用玉达到空前绝后的境地。如末代君王桀，《晏子春秋·谏下十八》说他修筑了“璿室玉门”。对此一事，新发现的战国楚竹书《容成氏》讲述的夏代史事有更加详细的记载。

据此，叶舒宪认为：

任何没有成套玉礼器出土的文化遗址，都不足以充当夏朝的都城。按照这样的尺度，陶寺文化之后，商代纪年开始以前，在豫西、晋西南的多个被推测为“夏都”、“夏墟”的考古遗址，如山西夏县东下冯、河南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二里头一期文化等，均不足以称夏都。[9]

叶舒宪的质疑显然是有道理的。玉文化是最能体现中华文化传统特色的一个文化，文献的记载又表明夏王朝时期有发达的玉文化。因此，从玉文化的角度说，一个缺乏深厚玉文化的遗存要被判定为夏文化，自然是十分令人生疑的。

从考古呈现的情况来看，二里头文化缺乏发达的玉文化与整个河南地区史前玉文化的不发达是有关系的。考古资料表明，河南境内出土玉器是在仰韶文化中期之后，但其时玉文化特色不突出。到了龙山文化时期，河南境内的玉文化有较大发展，但与山东、陕西、山西、湖北、甘肃等玉文化极其发达的周边地区比较，仍显得较为逊色。

赵辉绘公元前5000-3000年文化格局示意图无“中原区域”

赵辉先生在研究史前文化的空间格局时，把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中国文化区域划分为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彩陶文化圈”、以赵宝沟文化为代表的“筒形罐文化圈”和大汶口、崧泽、薛家岗—北阴阳营和大溪文化组成的“鼎文化圈”三足鼎立的局面。[10]在这一研究中，史前的河南地区更像是多区域文化过渡的边缘性地带，这与该地区在早期玉文化中呈现的洼地特征无疑相符。由河南博物院田凯主编的《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河南卷》说：

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始终没有大量用玉的习惯，这与南方的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及北方的红山文化形成反差。[11]

袁广阔先生在分析中原地区的玉文化形成时也说，“中原地区的先民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并没有使用玉器的传统”。从考古发现和研究来看，中原地区的玉器主要来源于红山文化、马家浜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和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等强势文化的影响。[12]

从玉文化的角度可以看出，至少在二里头时期，豫西地区仍没有形成核心地位。赵辉先生以“二里头夏都说”为前提，认为中原中心地位的形成肇始于公元前3000~前2500年之间。然而，从考古材料看，从公元前3000年~前2500年之间，中原地区虽然存在庙底沟二期文化，但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似都较豫西地区更为强势。

科林·伦福儒教授观察良渚的刻文玉璧

而在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间的龙山文化末期，虽然良渚文化开始衰退，后石家河文化却仍然比较强势。同时，崛起于甘青的齐家文化、陕北的石峁文化、晋南的陶寺文化也相对于豫西地区更为强势。在这一时期，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已经出现276万平方米的大城以及分布面积达500万平方米的三星堆一期遗存[13] ，这同样表明豫西地区其时仍不具备“核心地位”。

三星堆博物馆全景

进入公元前2000年时，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已经消失，不久，陶寺古城消失，但石峁古城仍巍然挺立，甘青地区的考古文化则大踏步地向青铜时代迈进，同时，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也开始取代宝墩文化，并筑造月亮湾古城，大量玉器出现在三星堆遗址的第二期。这说明在公元前2000年之际，在东部文化衰落的同时，真正兴起的是西北、西南地区，而豫西地区仍无所谓“中心地位”出现的迹象。

从考古文化来看，二里头的陶器类型有四十二种与石家河文化相同或相似，其所出鹰形玉器也具有典型的石家河玉器特征，这说明二里头的底层文化主要与石家河文化的余波（王湾三期）有关。[14]

石家河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同类器物比较（图源：中原文物）

此外，二里头文化受齐家文化的影响同样也十分明显。比如，张贺君先生就指出，二里头文化中的侈口罐、锯龄状花边口沿罐、单大耳罐、双大耳罐、大口瓮等均具有齐家文化因素。[15]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甘青地区的西城驿遗址第一期已经出现冶金炉渣、坩埚、炉壁残片等冶铸生产遗存，在西城驿二期时的冶金铸造活动中，出现有意识地“合金化”的铸造工艺；同时，齐家文化出土铜器数量达到了500件以上[16]，而二里头文化总共出土铜器为一百多件，且主要集中于二里头文化的第三和第四期，且第二期出现的所有器物类型则均存在于齐家文化中，这都暗示出掌握着二里头文化早期发展方向的核心人群与甘青地区有密切联系。

二里头文化的兴起除了受到江汉文化、甘青文化的强烈影响，同样也受到了三星堆文化的影响。三星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拥有多种同类型器物，如高柄豆、青铜牌饰、封顶盉、玉璋、蜗旋形器等。此前多有学者以为这些器物是二里头文化向三星堆传播，故在对三星堆文化进行分期时，孙华、李伯谦等均以为此预设前提，把三星堆文化的开端置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笔者此前已经著文说明，三星堆的测年数据并不支持这个观点（参阅：《二里头早于三星堆？研究不能双标，请正视三星堆遗址测年数据》）。三星堆遗址第一期的所有测年数据都表明，三星堆遗址第一期的年代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而二里头文化始于公元前1735年，且高柄豆、封顶盉、玉璋、青铜牌饰为三星堆遗址第二期之物。更重要的是，三星堆遗址和二里头遗址同出的蜗旋形器在二里头遗址出土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的墓葬，在三星堆遗址却出土于属于三星堆遗址第一期的仁胜村墓地，这证明三星堆是确曾对二里头文化产生过影响的。同时，林向教授亦曾著文，认为二里头之高柄豆[17]、玉璋[18]等器物亦是由三星堆输入。

考古资料同时表明，三星堆和江汉地区、甘青地区的关系十分密切。而二里头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又正好处于这三大文化相交的过渡区域，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二里头文化的兴起很可能与江汉地区、成都平原和甘青地区三个区域文化的博弈有关。故我们讨论二里头文化的发展是否造成了豫西地位“中心地位”的出现，绝不能以“中原本位”来看，而需要结合相关区域考古文化的关系来讨论。根据笔者“夏商并行”的观点，如果江汉文化代表炎帝集团，西北文化代表黄帝集团，早期的三星堆文化代表蜀山氏集团，则二里头文化很有可能对应的就是传世文献中的蚩尤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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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雪香：《二里头遗址墓葬出土玉器探析》，《中原文物》2003年第3期。

[2] 朱乃诚：《二里头玉器：钩沉夏史的新视角》，《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3月18日。

[3]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 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5期。偃师县文化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8年第1-6期。杨国忠，刘忠伏：《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3期。赵芝荃，郑光：《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考古》1983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刘忠伏，杜金鹏：《1982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1999-2006》，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

[4] 朱乃诚：《二里头玉器：钩沉夏史的新视角》，《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3月18日。

[5] 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原文物》1978年第1期，第160－163页。

[6] a.殷玮璋：《二里头文化探讨》，《考古》1978年第1期。b·杜金鹏：《封顶盉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

[7] a.孙华：《关于二里头文化》，《考古》1980年第6期。b.方酉生：《试论偃师商城的发现及重大学术意义》，《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c.李清临，朱君孝：《二里头文化研究的新视角－－从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看二里头四期的文化性质》，《江汉考古》2007年第4期。

【８】 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薄官成，王金霞，钟建：《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考古》2007年第8期。

[9] 叶舒宪：《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55－158页。易华：《从齐家到二里头：夏文化探索》，《学术月刊》2014年第12期。

[10] 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

[11] 田凯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河南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12] 袁广阔，崔宗亮：《新石器时代中原玉礼文明的外来因素分析》，《中原文物》2019年第2期。

[13] 雷雨：《一年成聚 二年成邑－－关于三星堆一期文化的几点认识》，朱家可等主编：《三星堆研究》第五辑，成都：巴蜀书社，2019年，第2页。

[14] 刘俊男：《石家河文化的北渐及其对豫中西地区的影响》，《中原文物》2013年第1期。

[15] 张贺君：《试论早夏文化的来源》，《中原文物》2017年第4期。

[16] 梅建军：《中国早期冶金的本土化与区域互动》，《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3期。

[17] 林向：《蜀与夏——从考古新发现看蜀与夏的关系》，《巴蜀考古论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7-98页。

[18] 林向：《古蜀文明与中华牙璋》，《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