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工：“掊物质而张灵明”——早年鲁迅的“立人”美育观

沈尧伊 鲁迅与青年 木刻版画 天津美术学院藏刘开渠 鲁迅头像 雕塑 1947年

《中国美术报》第244期美术新闻

以艺术唤醒人心的先锋

——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

【编者按】在中国现代美术发展史上，鲁迅是美术革命运动伟大的先驱者和实践者。本着“美术为人生”的根本目的，鲁迅以其文字、绘画、书法、设计等方方面面的探索阐释美、表现美，以美启蒙民众、唤醒国人。

1912年，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博物馆、图书馆、动植物园、美术馆及美术展览会、文艺、音乐、演剧、调查及搜集古物等事项。1913年，鲁迅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从何为美术、美术之类别、美术之目的与致用、播布美术等四个方面，系统性地阐释了他的美术观。他指出美术的三要素：“一曰天物，二曰思理，三曰美化。”又说：“美术云者，即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谓。苟合于此，则无间外状若何，咸得谓之美术；如雕塑、绘画、文章、建筑、音乐皆是也。”

鲁迅相信，广义的“美术”能够解放性灵，达到“起国人”的功效，因此热心投入到各种美术活动中。他曾多次举办美术展览、支持和指导十余个美术社团、编辑出版中外美术书刊十余种、发表大量评论中外美术的文章、翻译多种国外艺术理论书籍和论文。他最先承担起了大量介绍欧洲版画的重担，并成为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直接推动者……

在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为纪念鲁迅对现代中国美术发展作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本期《中国美术报》特别策划本专题，从鲁迅早年“立人”之说中对科学与艺术的思考、鲁迅的各项艺术活动以及今天通过展览和艺术创作对鲁迅的纪念等方面，多角度呈现鲁迅一生的美术活动及其艺术思想，探讨鲁迅与20世纪中国美术流变的关系和对中国现当代美术发展的影响。

1909年鲁迅从日本回国后的留影

很奇怪，一向善辩的鲁迅在“科玄论战”中却保持了沉默。也许，他认为这没有争论的必要，也许那些问题他早已说过了，也许他累了，也许人们认为执著于实践理性的鲁迅只关注现实问题，拒绝作形而上的本体追问——鲁迅没有本体论思想，因为本体问题属于玄妙的“彼岸”世界，与“此岸”的现实相距太远，因此不可能被鲁迅所关注。其实，鲁迅有本体论主张，就是“立人”之说，就是“掊物质而张灵明”。有人认为，晚年的鲁迅和早年的鲁迅是矛盾的；有人认为，早年的“立人”思想贯穿鲁迅的一生，变化的不是思想而是表达的方式和讨论的角度。

翻检1907年至1908年鲁迅撰写的一系列论文，诸如《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等，我们轻易就可看到尼采对他的影响。尽管文章多介绍并论述西方学术发展的状况，但其选择性很强，针对性也很强，尤其是鲁迅在1906年刚刚中止学医，从科学救国的道路转入人文救治之途，对西方新兴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思潮极为敏感，对尼采的强力意志多有倾向，并质疑技术至上的唯科学主义，开始反思批判，介入社会政治以至文化生活，以“人文之心”观其文化类型、察其民族性格，追溯历史，提倡文学。这一时期鲁迅的言行有其特殊性，亦有其必然性。所谓的特殊性构成早年鲁迅思想的特色，所谓的必然性构成鲁迅之所以为鲁迅的内在一致性。

以艺术唤醒人心

鲁迅具有科学的思想，在艺术问题上就转换为求真求是，成为人格完善的一个理想尺度——他开始批判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清理人文意识中种种非科学的因素，如迷信与蒙昧。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人文精神，或是人道主义。其实，鲁迅始终关注的都是“人”这一创造主体。如《科学史教篇》，开篇即言盛大之科学，然其笔锋一转，在指明西方物质技术的先进性后，提出人的主体性，提出科学的发明创造活动中的“灵感”问题——“盖科学发见，常受超科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曰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古今知名之士，概如是矣。阑喀（L．von Lange，1795—1886年，今译“兰克”）曰，孰辅相人，而使得至真之知识乎？不为真者，不为可知者，盖理想耳。此足据为铁证者也。英之赫胥黎，则谓发见本于圣觉，不与人之能力相关；如是圣觉，即名曰真理发见者。有此觉而中才亦成宏功，如无此觉，则虽天纵之才，事亦终于不集。”圣觉，就是灵感。获取灵感是认识绝对真理的必要环节，所以科学家亦常常陷入幻想取得灵感——这也是艺术活动必备的心理品质。

力群 鲁迅像 版画 1936年

科学与艺术不矛盾，在健全的人的思维活动中，均不可偏废。任何科学实验，都是从经验出发，得出定理，再由定理到新的经验。经验靠手，而定理的获得则依赖于心，依赖于灵感。推崇科学不仅仅是知识——“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已也，亦希诗人如狭斯丕尔（Shakespeare，1564—1616年，今译莎士比亚）；不惟波尔，亦希画师如洛菲罗（Raphaelo，1483—1520年，今译拉斐尔）；既有康德，亦必有乐人如培得诃芬（Beethoven，1770—1827年，今译贝多芬）；既有达尔文，亦必有文人如嘉来勒（Garlyle）。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鲁迅《科学史教篇》）。鲁迅的这种观点，后来也没有变。他始终认为，科学可以改造精神，可以医治思想上的顽疾。科学和艺术，是人性素养之两端，不可偏废。但他更倾向以艺术唤醒人心，认为主体的创造性是问题的本原，如果不解决人的问题，不解决精神上的问题，一切知识或物质上的追求只会走向反面，成为人的异化的文化根源。

从甲午战败，到一战爆发，从世界局势反思中国国情，他看到洋务运动和维新派的历史局限，看到只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不注重社会科学、涵养国民精神与道德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同时，他也看到了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中的种种弊端，看到西方世界唯科学论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故而针锋相对地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鲁迅《文化偏至论》）。掊物质而排众数，是否就是非科学而否民主？鲁迅的言辞虽然偏激，可对科学的批判并不意味着他就反科学，对民主的批判也不意味着他就提倡专制。鲁迅一方面否定那些不顾国情、“竞言武事”之人，另一方面看到西方立宪议会制度的弊端，认为其“必藉众以陵寡，讬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此非独于理至悖也，即缘救国是图，不惜以个人为供献，而考索未用，思虑粗疏，茫未识其所以然，辄皈依于众志”（鲁迅《文化偏至论》）。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不可离开人的主体而论其利弊，偏执一端，必有问题。鲁迅的批判，就是对文化偏至的批判，也体现了他的“立人”观。

立个人之宗

那么，鲁迅“立人”之说的本体论内涵是什么？应是“立个人之宗”，即解放个性性灵，任由个人性灵的作用而张扬主体生命的活力。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举欧洲路德宗教之改革为例，因思想解放而主体自由、社会起色，哲学和科学获得发展，随之全球地理大发现，各项技术日益精进，“非去羁勒而纵人心，不有此也”。从而牵动其他，引发政治变革，求民主而废君主。人民的主体意识不断觉醒，在英、美、法诸国先后爆发革命，扫荡门第，社会民主思想弥漫人心。于是，“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鲁迅由此想到欧洲旧教统治时期，学术界一片默然。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串讲，一个是自由民主社会的契约：少数服从多数；一个是思想禁锢的宗教社会法规：一切服从教宗——这两者都没有个人的声音，没有个人独立自主的意志。科学发展到19世纪，被视为一切存在的根本，“且将以之范围精神界所有事，现实生活，胶不可移，惟此是尊，惟此是尚”。然物质亦不足“以尽人生之本”，鲁迅又要为个体的独立意志而争辩了——“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这就是欧洲19世纪末掀起的批判科学主义的浪潮，鲁迅称之为“神思宗之至新者”（“神思宗”指黑格尔派，“神思宗之至新者”指19世纪末以尼采、叔本华为代表的唯意志论，以斯蒂纳为代表的唯我论等），并认为这是20世纪文化之始基，为将来新思想之征兆，为新生活之先驱。其评价很高，但目的又是什么？就是为了在那个万马齐喑的社会，有勇士能站出来，“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鲁迅《摩罗诗力说》）。这种“个人主义”不是“为己”的，而是“为他”的，更不是中国式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狂士作风。我们很难评判鲁迅是否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或人道主义，但他却在纠正当时国人对“个人主义”的偏见，如“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而十九世纪末之重个人，则吊诡殊恒，尤不能与往者比论。试案尔时人性，莫不绝异其前，入于自识，趣于我执，刚愎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鲁迅《文化偏至论》）。

张松鹤 鲁迅像 雕塑 1974年

这似乎是鲁迅自我人格精神的写照，但也提出了鲁迅“立人”之说中的核心概念，即“自识”，由“自识”导向“自性”，这就涉及到形而上的创造性本体。章太炎说过，他所奉持的信念即“依自不依他”，与尼采的“超人”概念相近。鲁迅正是以知“自我”识“个性”，提倡“自觉”之精神，由“一”转而“极端之主我”，从而获得对“我”的超越，即从“小我”到“大我”——“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为传其言行思惟，流别影响”（鲁迅《摩罗诗力说》）。不从众不随流，入自觉之境，特出己见，“披心而嗷，其声昭明”，为的是张扬现代文化的批判精神，更为的是寻找自性。何为“自性”？在《文化偏至论》中，他解释为“造物主”；在《破恶声论》中，他用“内曜”（即“破黮暗者”）——思聆知者之心声而相观其内曜，其“心声”为“离伪诈者也”，真也；在《摩罗诗力说》中，他用“閟宫”一词，说此处冥契万有，人之神思与之相接，即是灵会，道其能道。文学艺术的目的，就在于涵养人的神思，以期开启人生之“閟机”。鲁迅说是“人生之诚理”。此诚理微妙幽玄，不能假“学子之口”，意即不能进入推理分析，只能通过“直观”把握。

伍必端 鲁迅 版画 1978年

为艺以诚

鲁迅用了一个“诚”字规定了“理”（理念），有若梁启超用“真”言说艺术的本体。其解释道：“其诚奈何？则曰为诗人之思想感情，与人类普遍观念之一致。得诚奈何？则曰在据极溥博之经验”（《摩罗诗力说》）。

人类普遍的观念基于广泛的社会经验中，又被某个主体所言说，这言说的普遍意义与个体表达的特殊性是否矛盾？个体能否代表全体？鲁迅说个体应不背“群法”，不违人类的普遍观念，方得之“诚”，否则，“诚”失而艺术亦亡。艺术是以“个体”为指归，这个体就不是一般的个体，但不一定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圣人”，而应是一位“自觉者”，能与绝对理念相互沟通的“悟者”，能发挥自性，在“本我”的世界里获得绝对自由的人。自由得之于“力”，而“力”在于个人，这“力”就是人的意志力。是故，当人的思想行为以我为中枢，亦以我为终极，确立“我性”（自性），即能成为绝对的自由者。真正的民主，就是每个人的自我价值都得到真正的体现（即“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否则，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均将归于无有。显然，这种表述为“我”的观念，已超越了现实的个体存在的单一意义。

（作者系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