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岁男子娶年轻智障女子：公众更应思考这几个重点问题

近日，有一段“河南省驻马店市泌阳县高店镇一名老人娶未成年女孩为妻”的视频在社交网络热传。

3月1日，经当地政府组成的调查组调查核实，视频中的“老人”张先生，55岁，“未成年”女孩20岁，系智障人士。

经媒人李某山多次说和，按照当地习俗于2021年2月27日（正月十六），智障女子在父母的陪同下，嫁到泌阳县高店镇某村，与村民张先生结婚。张先生按照习俗租用本村村民的汽车进行接亲，在家中举办婚礼仪式。

事件当事人张先生表示，他们的婚姻已经得到女方家长同意。虽然已办结婚酒席，但还没领结婚证。他能结上婚，很高兴，会对智障妻子好一辈子。

同时，经调查组询问智障女子监护人得知，其女儿已到结婚法定年龄，虽然有些智障，但也想给女儿成个家。经亲戚朋友介绍，委托媒人联系，与张先生多次沟通，认为两家相邻，方便日后走动相互照顾，且男方除年龄有些偏大，为人忠厚老实，一直单身未婚，家庭经济条件能够保障女方生活。

关于这一事件，网上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

支持和赞成的一方认为，女方虽然智障，但已达结婚年龄，如果能找到一个真心对自己好的男人托付后半生，于情于理，于人于己于父母，都将会是最好的结果。

而质疑和反对的一方，则普遍认为，女方父母把并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孩子嫁给一个55岁，可能比自己年龄还要大的老头，属于典型的甩锅、不负责任，并有可能构成“遗弃罪”。甚至还有律师认为，两人的婚姻存在刑事风险，智障女子欠缺性承诺能力，“老人”张先生或涉嫌强奸。

蔚蓝认为，以上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作为社会公众，我们却更应该重点思考和关注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1，当事人女方，是否符合婚姻的基本条件？她所“嫁”的那个年龄比自己大30多岁，甚至可能比自己父母还要大的老人，是否就真的能管好她的后半生？

2，这桩“婚姻”的主办双方——智障女的父母和这位55岁的张姓老人，他们各自对于这桩婚姻的真正用意何在？

3，这桩所谓的婚姻，最终将会给男女双方、女方父母、当地政府，以及社会舆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样的婚姻，最终将会走向何方？

4，待事件热度消退之后，这位智障女的基本权益和生活条件，要如何才能真正得到保障？她的归宿最终将会去向哪里？

只要我们能把这几个问题的利弊考虑周全，并且把风险管控到位，那么事情便自然能够得到较好的解决。

首先，我们来分析第一个问题。毫无疑问，当事人女方并不符合婚姻的基本条件，甚至连最基本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都不具备。

所以，女方的年龄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却在于无论她是否结婚都没办法生活自理，都需要有一个踏实可靠的人和足够的条件去保障她后半辈子的基本生活条件。

那么，谁会是这个踏实可靠的人呢？恕蔚蓝直言，无论于情于法于理，都不太可能会是这位55岁的张姓老人。并且，不管以何种形式相信、要求和管控他，他都基本不太可能比女方的父母做得更好。

相反，所谓的同居和婚姻，却只能让智障女遭遇更多的不可预期，甚至是伤害、虐待、遗弃，并且为女方父母行使原本正当、稳定的照料义务，造成各种主观和客观上难于逾越的现实性障碍，最终导致女方在权益和基本生活条件上的真空，从而于情于法于理都不了了之。

据我所知，以前在我们老家，就有过不少关于智障女结婚的例子，但这些智障女最终的归宿却无不令人堪忧。

她们要么在婚后数年，惨遭遗弃，要么被男人各种虐待，沦为生育和性欲发泄的工具，甚至被当成破皮球，在婆家和娘家之间踢来踢去，最后自然而又惨淡地英年早逝。

当然，也有结婚后生了小孩的，但她们生的小孩一般都会先天性的不健康，至少会后天性不健康，根本没办法像正常家庭的孩子一样生活，最终只会衍生出一个更加困难重重和拖累社会的家庭。

关于第二个问题。说实话，在日积月累的现实困难面前，我从来都不敢以莫大的善意去揣测人性。

在这里，我并不想用道德绑架谁。首先，女方的父母能把自己的智障女儿抚养和照料到20岁，已经实属不易，或者从某种角度上说，本身已经超越了我所能看到的人性善良的平均值。所以，对于他们的难处、纠结和痛苦，蔚蓝是表示尊重和理解的。

但对其父母以貌似人之常情的婚姻，把其托付给一个55岁，甚至可能比他们的年龄还要大的老男人，我却有无法掩饰的痛心和愤慨。

恕蔚蓝直言，无论其父母是否有明显主观上的故意，也不管这种做法在道德上有多大的合理性，但他们的这种行为都已经无形中在客观上构成了对自己女儿权益的损害，和对自己道德责任上的漠视和逃避，都反应他们对于自己的智障女儿，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情感麻木和心理疲倦。

因为，对于家有智障人士，他们其实比谁都更有发言权，也更加知道其中的艰辛，以及对于一个人在道德品质和情感上的考验。也就说，恰恰他们受过其中的累，受过那样的苦，所以他们就更应该知道其中的难处，更不应该放心把她交付给一个“外人”。

另外，对于55岁的张先生来说，他愿意娶这样一个智障女人做老婆，其目的也自然是不言而喻。说得粗俗一点，他只不过想找一个性工具和生育工具罢了。否则，他就算是再傻再老实，也决不会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一眼望不到头的人生负累。

但张先生的这种想法，却势必会给女方带来巨大的痛苦和身体上的损害，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他投入的不断增加，只会让他的内心越来越失衡，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多半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

关于第三个问题。蔚蓝认为，社会的监督和舆论导向的公信力，是至关重要的。

表面上看来，这桩所谓的婚姻，貌似会给男女双方和女方父母都带来的满意和稳定的结果，甚至皆大欢喜。但恕蔚蓝直言，这种最后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概率只有万分之一。

首先说男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荷尔蒙在他身上的褪却，女方只会成为他的负累，甚至生活上的艰难、精神上的煎熬和道德上的绑架。

而对于女方的父母来说，虽然表面上看似可以放下了，但依然需要面对舆论上的谴责、心理上的焦虑和良心上的不安，甚至左右为难、鞭长莫及！

换句话说，这样做的后果，无非就是把原本属于父母、政府和社会的责任与义务，变相转嫁给了一个与女方毫无血缘关系，亦无较好生活条件，甚至在年龄上并不具备托付后半生条件的老男人罢了。而最终需要买单的，却还是我们整个社会。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一个舆论导向问题。中国是一个法制社会，平时我们总是口口声声要维护法律的权威，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通过多种渠道向社会公众传递法制精神，强化他们的法律意识，却孰不知允许一个毫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智障女，走进婚姻，哪怕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对现有法律体制依然是一种公然损害。

而且，此类事件，一旦被所谓的情理洗白，并且在社会上形成“理所应当”的话，那么这对广大残障和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士的基本权利和生存状态，无疑会形成更大的打击。

所以，它最终还是一个社会层面的立法和救助方面的问题，而并不只是一个可供商量、同情和讨论的婚姻和家庭问题。

最后一点。通过这件事情，蔚蓝认为，其实我们更加应该关注的是，这位智障女士以及背后更多残障人士的基本权益要如何才能得到保障？是不是适合结婚？应不应该结婚？他们最终的归宿将会去向何处？

也就是说，所谓的情和理，都是有双面性的，法律更只是冷冰冰的，但我们具体的操作却应该是有温度的，也必须是有前瞻性的，更应该是要遵守保守性原则，让其落到实处的。

所以，与其用道德绑架任何一方，站在各自的角度去打口水仗，不如紧盯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大家一起冷静思考，借此契机，共同为他们解决现实性的问题。

如：如何进一步健全和落实，残联人士的救助政策？如何监督和执行相关政策的落地？如何通过立法约束和规定他们的婚姻行为？如何更好地解决残障人士的被虐待、被遗弃问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