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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邓小平长子突发脊椎骨折,卓琳急哭,全家凑钱去加拿大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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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邓朴方是邓小平的长子,这个名字还是刘伯承给起的。

其实一开始,邓小平打算给孩子起名为“太行”,以纪念太行山斗争。但是卓琳不太喜欢,于是便找来刘伯承给想名字。

刘伯承直接写下“朴实方正”四个大字,说:

“我看胖胖生得朴实方正,就叫朴方好不好?”

邓小平夫妇对这个名字都很满意,于是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就有了“朴方”这个名字。


邓小平抱着儿子邓朴方

1988年,是邓朴方在事业上获得殊荣的一年。

9月24日,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将本年度“世界和平使者奖”授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由担任该会理事长的邓朴方接受奖证。

事过一个月,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现代化康复研究中心落成。在落成仪式上,联合国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副司长沙里夫受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委托,郑重授予身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的邓朴方特别奖,表彰他为联合国“残疾人十年(1983—1992)”和中国残疾人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

有人说,邓朴方总是那么骄傲!

“瞧他的胸脯,总是挺着!”

殊不知,邓朴方外衣里面的“钢筋铁骨”。那是加拿大的阿姆斯特朗博士用钢棍、钢板、螺丝钉把邓朴方的多处断裂脊椎固定住了,邓朴方的上身不能随意转动,所以才会在别人眼中显得格外“骄傲”。


邓朴方

曾几何时,邓朴方也是一个活泼健全的青年人。但如今,长年沉疴把他的身体破坏得破碎不堪,他像所有残疾人一样,在多种病痛的夹击下搏斗着,活得很不容易。

前途光明却不幸残疾

邓朴方出生于1944年4月16日。

1962年秋,邓朴方以每门功课平均90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

刚刚跨入大学时代的邓朴方,梦想着成为一名大科学家。从此他勤奋学习,认真钻研,成绩一直保持优秀。

邓朴方的兴趣极广,经常与同学们一起纵谈天下事。他还非常愿意帮助别人,常为一些家境困难的同学解决困苦,因而在同学中很有威信。


邓朴方

此外,邓朴方也非常喜欢体育锻炼,身体十分健壮。

1965年9月,邓朴方成功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着知识的增长和思想的逐渐成熟,邓朴方小时候许下的要做一个大科学家的稚气梦想,也逐步变成毕业后献身于祖国原子能事业的理想。

邓朴方期待着,努力着。然而,中国大地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民族大劫难猝不及防地爆发了,邓朴方也因此残疾——第一腰椎、第十二胸椎骨折,双下肢截瘫。

林彪事件之后,邓小平、卓琳回到北京,立即向中央请求给邓朴方治病。

1972年4月,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指示:

“邓朴方的病,还是请301医院来治。”

到了1974年的夏天,一些医务界的专家学者们陆续得到“解放”,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


邓小平

在钱信忠的主持下,上海骨科专家和301医院骨科专家们联合会诊,决定对邓朴方进行一次手术探査。这是邓朴方自1968年栽瘫6年之后的第一次手术。手术台上医生们发现,邓朴方有外胸及腰脊椎骨折的重伤,以及胸第12至6的一段脊髓纤维化坏死,使邓朴方截瘫的平面从双腿上升到胸部的位置。

医生们分析认为,脊髓坏死是由于骨折后形成血肿,血液沿脊髓腔向上蔓延长期压迫脊髓造成的。如今已经过去了6年,这段脊椎已完全没有起死回生的可能了。

医生们十分惋惜,假如6年前,给予邓朴方及时的医治消除血肿的话,截瘫平面下降到双腿以下,邓朴方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

实在太晚了!

医生们只好把打开的刀口再缝合起来,宣告手术失败。

邓朴方忍耐了6年,2000多个日日夜夜,盼来的却是一个冷酷的现实:他永远也站不起来了。这个现实是只有能够战胜死亡的人才能接受的。


邓小平一家

此后,邓朴方经常躺在病床上为医生、护士和病友修理照相机、收音机、电视机、手表和一些医疗仪器。无论谁拿来什么,请他修理,他都敢接手。不过事先他总要先问两句:

“怕不怕修坏了?不怕就给我。”

然后摆弄来摆弄去,直到把东西修好。

值得一提的是,邓朴方还曾在病榻上组装过一台黑白电视机。每当他运用勤快灵巧的双手进行劳动的时候,他的心智和脑力便自然流泻,升华到忘我的境界,把肌体和内心的痛苦抛到九霄云外。

后来,邓朴方在301医院的病房里又交上了几个“穷哥儿们”,大家一起聊天、打桥牌,有时兴致来了,还会凑钱买点白酒喝。


邓朴方与特奥运动员李晓凡共同植树

邓朴方再次点燃心中火种

1974年,邓朴方迎来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1月7日,病友王鲁光的父亲王树声将军患食道癌去世了。邓朴方曾陪王鲁光一道看望过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将军弥留之际,执意从床上坐起来,对这两位残疾青年说:

“你们还年轻,还应该做点事情。”

这天夜里,邓朴方彻夜难眠。在如此严酷的政治形势下,在身体近乎支离破碎的情况下,男儿报效祖国的心志还能不能实现?自己还能够干什么呢?

老将军的临终嘱托,再次把邓朴方深埋在心底的理想的火种引燃,自己不能行走了,难道就不能有所作为了吗?就要在病房里待一辈子吗?

于是,邓朴方振作起来,开始和其他病友们一起思考着未来,就像是又上了一所大学,他们对人生、历史、国家和民族进行着苦苦的思索。


邓小平和孩子

1977年春节的前夕,邓朴方出院了。

离开清河福利院,邓林方终于回到了父母身边,生生被拆散了10年的家人,终于团聚了。

在这段时间里,邓朴方一面在家里帮助兄弟姐妹们带孩子,辅导弟弟报考研究生的大学课程,一面坚持每天下午到北京无线电三厂参加半天义务劳动,傍晚坐在轮椅上打球、扔飞盘。后来甚至可以从一张沙发里跳到另一张椅子上去放东西。

就这样,邓朴方暗暗地增加自己身体的活动量,他准备再一次向命运挑战,可是命运啊,又一次残酷无情地把他抛了出去。

全家人凑钱送邓朴方赴加就医

1979年的一天早晨,邓朴方起床准备吃早饭,护士李大姐发现他的背后鼓起了一个大包。邓朴方动了动身体,丝毫没有感觉,但脊椎骨里居然发出“咔巴”、“咔巴”的响声。

家人赶紧把他送进医院。结果发现,他的脊椎再度骨折、断骨形成假关节,生命处于危险状态。因为一旦造成脊椎两侧的大血管破裂,就会引起大出血,若断骨戳破皮肤暴露到体外,亦会诱发脑炎导致病人死亡。

当时中国的骨科界对此毫无办法,病人只能卧床等死。

卓琳禁不住哭了。


邓小平与卓琳

又一张死神的请帖落到了邓朴方的手里,可邓朴方只是笑了笑,什么话也没有说。

一年之后,一种叫做“脊椎植骨固定”的康复手术由一个美国高级骨科专家代表团介绍到中国。这种产生于二次世界大战,使创伤者康复的手术在西方国家早已发展成熟。

在301医院进行学术交流的美国1980年骨科学会主席玛克思和包德博士看到了邓朴方的病例。两位美国医生真诚地建议,如果邓朴方能去美国,他们愿意为他做手术。

在通向死亡的道路上,又有一线生机出现了。这个生机,不仅出现在邓朴方的面前,也为中国骨科界开拓了一个新的天地。

后来,玛克思博士把邓朴方的病情介绍给了世界骨科界著名的脊柱专家、加拿大的阿姆斯特朗教授。

阿姆斯特朗当即表示,他愿意在渥太华的医院里为这位危在旦夕的中国患者实施手术。

数日后,在美国学习的中国骨科专家吴之成回到北京向卓琳转达了阿姆斯特朗教授的建议。送邓朴方去加拿大接受手术一事,就这样决定了。


邓小平与卓琳

为此,卓琳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动员全家人凑钱为邓朴方赴加治病。全家人都明白,邓朴方这一去,将接受生死的考验。

9月底,全家人用凑好的钱,为邓朴方和护士李大姐买好了去渥太华的飞机票。前去学习“脊椎植骨固定”手术的吴之康医生和他的翻译同行。邓朴方躺在担架上由人抬上飞机,告别了亲人,告别了祖国。

此时的邓朴方,心胸坦然地踏上航程。他知道,万一这一次手术失败了,吴医生他们也能把这种手术治疗的先进技术带回祖国。

邓朴方到达渥太华后,立刻住进了医院,两天后上手术台,手术由阿姆斯特朗教授主刀,中国的吴之康教授做助手。

当尖利的手术刀沿着邓朴方的脊背切开一条长达40厘米的切口之后,经验丰富的阿姆斯特朗教授吃了一惊。邓朴方的脊柱创伤重重叠叠,手术异常复杂,几次出现危急情况。

手术中突发大出血,阿姆斯特朗教授的脑门上不时浸出冷汗。


邓小平夫妇与子女

这场手术持续了8个多小时,为邓朴方输入血浆7千多毫升。最后,阿姆斯特朗教授终于把两根长30厘米、直径4毫米的哈氏棒和8只钢爪成功地固定在邓朴方的身体里。

邓朴方从手术台上下来的时候,人已经完全没样儿了。

他的面部浮肿,头比正常时胀大了许多倍,两只眼睛鼓得大大的。医生们为邓朴方能否经受住手术的创伤而担心。

下了手术台后,邓朴方被放在监护室里。一周后,玛克思教授从美国赶来,和阿姆斯特朗、吴之康以及另一位年轻的加拿大医生再上手术台为邓朴方施行第二次大手术。

手术后邓朴方的情况很不稳定,刀口不愈合,因此又施行了一次刀口愈合术。

不久,邓朴方又并发肺血栓,反反复复一个多月,才开始脱离危险。然后他便离开医院,住在中国驻加大使馆里养病。

为早日康复,阿姆斯特朗教授在邓朴方的身体上套了一个硬塑料支架,这使他一动也不能动地仰卧在床上望着头上那一方天花板。


邓小平一家

用生命的绿色开拓征途

两个多月过去了,每天只能进一点流食的邓朴方瘦成了皮包骨。

阿姆斯待朗教授安排他去一家康复中心进行了半年的康复训练,以期使邓朴方摆脱支架重新坐起来。

出人意料的是,邓朴方竟然谢绝了,他要求马上回国。

难道邓朴方不想坐起来吗?难道邓朴方不知道中国根本没有康复中心吗?

其实,邓朴方想的正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残疾人康复中心。

80年代初期,现代康复的概念在中国还很陌生,在加拿大望了几个月天花板的邓朴方,第一次认识了康复的含义和意义。

当一个残疾人,把普天下所有的残疾人都装在自己心里的时候,他便有了一种欲求。邓朴方在加拿大再也住不下去了,他急不可耐地要回国,把现代康复观念、现代康复体系,介绍到中国来,呼吁社会建立中国的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使广大残疾人的生理功能得到改善和补偿,可以重返社会。


残疾人康复中心

1981年2月,邓朴方罩着那副盔甲似的外壳,躺在担架上离开加拿大回到祖国。靠阿姆斯特朗教授为他植入的钢盘铁骨重新坐起来,已是两年后的事了。

那是1983年3月15日,一个春光明媚的好日子。坐在轮椅上的邓朴方找到王睿光和第一批志愿的残疾人义务工作者,成立了“中国康复中心筹备工作小组”。

一年后的3月15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正式成立。

这以后,他们便把自己的事业称作“春天的事业”。

1986年7月,邓朴方以轮椅代步上了老山前线,路上遇见一位在炮火中失去了一条腿的年轻战士。

邓朴方用双手抚摸战士,小战士的热泪扑扑流落下来说:

“我才18岁,没有腿了,以后还能干什么呀?”

邓朴方抬手在自己的胸前比了一下说:

“你比我强,我从这儿以下都没有了。人活着不容易,让我们相互理解吧!”


邓朴方在老山前线

事实上邓朴方体内的情况更糟,他的血液循环不良,肾功能极差,一侧肾脏已萎缩,肺部薄弱,肝脏硬化。

邓朴方不能出汗,因为属于他身体80%的皮肤都不会出汗了。每临夏日,或者工作活动,甚至到了疼痛得该出一身大汗的时候,邓朴方就格外难熬,全身的汗水只能从胸背以上很少的一块皮肤中渗透,高位截瘫患者这种有汗出不来的痛苦是正常人无法想象的。

邓朴方几乎不能安眠。20多年的新创旧伤,在他身上留下数处永久的痛疼点。根本不能碰,每临夜深人静病痛就暗暗发作。邓朴方只好咬紧牙关,熬到天亮。


刘、邓夫妇抱着各自的孩子

病中的邓朴方大小便失禁,为了解决小便问题,医生们只好在他的肚皮上做了一个漏孔,把尿引到体外的一个塑料口袋里。为防止感染引起持续40度不退的高烧,他不得不每天喝进大量的凉开水,冲刷肾脏、膀胱和塑料导管。

但即便如此,邓朴方也要这样背上塑料的“膀胱”,为中国残疾人事业四处奔波。

有志者事竟成。

五年之后,中国康复中心建成了,春天的事业得到了秋天的承认。邓朴方率领他的伙伴们,举起爰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旗帜,用生命的绿色开拓征途。

参考资料:
《共和国开国元勋的儿女们》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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