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家玻璃厂，雇500个社会大哥吹玻璃，其中有八个杀人犯

【本文节选自《天才精选》，徐浪，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温州商人林国华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杀过人。这本来足以毁了他，但他决定去做一个好人。

“想想过去太坏了。”他摇摇头，对自己叹气。他把过去的自己比作毒蛇与老鼠，十几年后翻了身，仍觉得低人一等，把“我们这么烂的人”挂在嘴边。

四月的一个下午，交代完厂里的工作，林国华驱车600公里，像过去几年常做的那样，去省内一座监狱演讲。

等待入场时，一位狱警为他泡了茶，另一位客气地添水。“过去（待遇）可不是这样。”他苦涩地笑了笑，欲言又止。

从15岁不到服刑到21岁出狱，今年他40岁了。

监狱的讲堂里弥漫着集体生活会产生的那种暖烘烘的复杂体味。一千多个男性犯人穿着统一的蓝条纹衣服，人挨人地坐着。低矮窄小的塑料板凳上，他们折叠起胳膊与腿，抻长了脖子等待着。

台上的林国华展了展肩，尽量地摆正了自己。他平头、微胖、肌肉松弛，长出了皱纹和白发。捏着一张粉红色稿纸，演讲人努力地组织语言。

林国华在演讲

“你们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大哥，”他对犯人们说，“但兄弟们，你们的时代过去了。”

接着又说，“现在是法治社会。做什么都要规范。”

林国华接受的教育止于小学，未必能完整地表达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但态度是直接的、兄弟般的。“外面的监控会比监狱里多……走到哪里都把你照下来。”又提到，现金在消逝，偷盗变得困难。总而言之，坏人已无藏身之所。

讲堂下一片寂静，有人小幅度地打开手脚，又原样折叠起来。

林国华办了一个玻璃加工厂，安顿过五百多个归正人员。这些人曾因杀人、抢劫、贩毒、涉黑等重罪入狱，出来后自厌自弃，时不时地还冒出危险的想法。

林国华先“规范”了他自己，也“规范”了每一个投奔玻璃厂的人，使他们无一重新犯罪。

十年来，他每年都去监狱招工，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说，“到我厂里来。”在平日，如果听闻有这么一个人，犯过重罪，意志薄弱，他也会脱口而出这句话。既是表达拉人一把的热心，又是一种保证——不管以前多烂，到他厂里来就有机会翻身。

照旧，林国华用这句话结束了演讲，获得了整齐的掌声。也许有人会在未来投奔他，成为玻璃厂的一员、他众多“战友”中的一个，但现在，犯人们只是被要求拎着板凳，排成无声的队列，去到规定的地方。

完成了演讲的林国华从队列的缝隙中走了出来。

监狱招工

佳人玻璃厂位于温州虹桥镇边缘，四周是废品厂、田野和破败的农舍。巨大的厂房连着彩钢材料的员工宿舍，车棚金黄色屋顶上竖着红的国旗和黄的厂旗。林国华在网上找来了一句话，“勤劳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做成红色的横幅，悬在两面旗帜之间。

玻璃厂的车间里，二十来个工人沉默地围绕着各自的活计，鼻子和眼睛上都沾上了黑乎乎的灰尘。新引进的中空玻璃生产线长蛇般蜿蜒着，明星般瞩目，代表着佳人玻璃厂最先进的生产力。

“世界上的话，这一句最对。”林国华指着标语，告诉他的工人们。

玻璃厂的条幅

他打架失手捅死人是在1992年，1999年出狱时21岁。在当年的虹桥镇，混世如同正经职业，他也领了这份职业，跟了一个“大哥”看赌场、做打手。

因为林国华在吃饭时多点了两瓶啤酒，“大哥“愤怒地骂个不停。他觉得没前途、混不清楚，也怕再回监狱。他开始找工作，被三十多家工厂拒绝了，于是去蹬人力车、修自行车，卖力气挣钱。

光着膀子拖板车时，村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讥笑他，“傻逼一样的”。他任他们侮辱，也将他们记在心里。

一次修车时，一个客人说找不着人安装不锈钢门窗。林国华说他想试试，装不好不收钱，便有了第一个订单。

2000年后，虹桥镇的楼房与商铺竹笋般升起，订单大幅增长，林国华急缺人手。他记起与他同期出狱的朋友，一个个身怀力气，四处碰壁找不着工作。他们成了玻璃厂第一批员工。这些过去的“毒蛇”与“老鼠”，比一般人更吃苦，不惜力，使林国华赢得了利润。

2006年，他专门去监狱招工，把越来越多的刑释人员补充进玻璃厂的队伍，到今天也是如此。

佳人玻璃厂成了名声在外的“罪犯工厂”。

玻璃厂人人都有污点，于是人人平等了。一个工人说，“老板自己也是那个（坐牢）出来的，他最明白我们心理。”林国华首先解决的是工人的生存问题。

“你如果讲，我也不相信的，哪有这么好的人。”李宝双说，如果不进玻璃厂，他想自己很大可能又犯罪，死掉也不一定。他45岁，刚从中期肠癌康复，瘦削、苍白，几乎没头发。在以严酷著称的西部监狱里度过了20年，开拓沙漠种棉花，出来后发现癌细胞在身体里扩张。

林国华为他筹钱，开凯迪拉克送他住院，待他康复，又开凯迪拉克接他来回来上班，李宝双感动了，也服从林国华了。

一个工人被骗做古董生意，损失了一万块，要跳山，林国华给了他5000块，组织全厂工人捐款。有个工人当年替人顶包坐牢，许诺会得到一笔赔偿，出狱后对方不认账了。林国华替他跑了一阵，没能解决，厂里又组织了捐款。工人走路摔伤，被开水烫伤，林国华掏了钱；工人晚上怕鬼，林国华求了个符给他防身。

如同一种设计好的、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他总是带工人去数摄像头，目的是震慑他们。

宗红兵是因为抢劫加油站的计划泄露了而被带去数的。事后他坦承动机——仅仅是“太辛苦了”，一觉得辛苦，就本能地想犯罪。林国华对他说，“你这个创意还蛮好”，宗红兵听了高兴，以为老板也要参与，跟着林国华外出步行了几圈。

以玻璃厂为起点，加油站为目标，每一条路线都走了一遍。走至一处，林国华说，“看”，宗红兵就抬头。

方圆3公里，数出80来个。

“能抢的话我早抢了。抢了你跑不掉，跑哪里都跑不掉。”林国华总结。

带着对“法治社会”的最新了解，宗红兵放弃抢劫的念头，回去干活了。也带着这种理解，尤大勇挥别了那些旧日的兄弟。

尤大勇瘦弱又驼背，长手长脚，走起路来像头顶有根绳子吊着。

年轻时抢地盘、争利益，代价是案底上列的罪名长到他都记不全，非法持枪、故意伤害、强迫交易……他在玻璃厂过渡了，懂得了法律的底线。

旧日兄弟开着保时捷、玛莎拉蒂来玻璃厂找他，邀他重操旧业，他告诉他们，“得到总要付出，我不想再帮人家扛刀扛枪。”李宝双回绝了帮人催债的邀请，说他忙着上班，不想对不起老板。

林国华找到那几个总来勾引工人的混混，跟他们说到此为止。要在过去他会把他们打跑，但现在，那种行为不文明也不规范，他警告他们，再敢从厂里找人，他就直接跟“上面”汇报。

有个工人被撬了女朋友，气得要砍人。林国华年轻时也是有仇必报。

2004年的一天，他早上出门干活，晚上厂房被夷为平地。追了仇家两年，没找到人，钱也花光了，才渐渐不想拼命。如今想来，是双方运气好。“时间能证明一切，能冷却一切。”他把“缓解之道”传授给工人。过上一两个月，工人冷静下来，也不作他想了。

等工人心思稳定下来，林国华又为他们操心娶亲。他自己娶来太太后才琢磨上进。工人们也渴望娶亲。他让他们注册商标，说叫“一家人”，工人给写成了“忆佳人”。他实验性地招了3个刑满释放的女工，给工人配对，帮他们包办喜宴，出首饰钱。可今年，最后一对也离婚了。

尤大勇就跟一个刑满释放的女大学生谈吹了。大学生嫌他不够文明，在田野里小便、随地吐痰。尤大勇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方，“她感觉不到我内心的强大。”一个工人跟林国华抱怨，说这么难看了还看不起他。林国华劝他们从偏远的、贫穷的地区找找看。工人们灰心，要求一降再降，还是困难。

“现在女的嘛，很现实。”李宝双说。他笑了笑，靠在椅子上抽起烟。他在玻璃厂安心干了两年，证明自己不再是“老鼠”“毒蛇”，叔叔的弹簧厂接纳了他，过渡了出去。娶亲的事，林国华总给他打气。李宝双抱着希望对人说，“老板上次讲了，你什么时候老婆娶到了，他说这个办喜酒的钱我帮你出。”

玻璃厂的员工守则

玻璃厂挑高的厂房门口高悬着三道黄色的符，来自林国华常年忧虑的母亲。他自己也请先生做了风水，厂门后撤数米，入口呈朝外扩张的梯形，横的、竖的都仔细量了尺寸，方方面面保障到位。

佳人玻璃厂的大门

一张褪了色的员工守则贴在通往办公室的墙上，除了爱岗敬业之类，声明禁止斗殴、闹事、恐吓他人。

前来调研的领导问，工人之间打不打架？林国华总是照实说，打，一般的工厂都打，我这里能不打吗？“不打搞不下来的。”

林国华维持秩序，化解冲突，分出公道。才开始的那些年，厂里几乎天天斗殴，“打得刀拿起来乱飞的”，他回忆，有时他不得不亲自帮工人缝补伤口。

冲突斗殴多了，林国华总结出规律，根源就在于吹牛，“屁大事情没有，都是吹牛吹起来的。”他恨恨地说。于是定下纪律——“不许吹牛逼”。可只要谈过去一定吹牛逼，吹起来都说在监狱混得好，“坐第一桌”，又定下铁律——禁止谈论过去。

工厂里500个前重刑犯的各自历史只有林国华心里有数。看起来爱“吹牛逼”，其实是自卑。林国华知道，必要的是提高自信。当地政府在工厂门口挂了“归正人员帮教安置基地”的牌子，没挂几天，林国华把牌匾摘了下来。禁毒帮教基地的牌子，也被林国华极力阻止。

但玻璃厂的“名声”还是传开了，有人说玻璃厂里藏了8个杀人犯（实际远不止），白天睡觉，夜里不知道干什么，“全是枪毙鬼”。一位邻村的村主任举报了玻璃厂，工人们气得要揍他，林国华开车把人拉了回来。

2012年，玻璃厂旧厂房被人举报违建，要拆除。工人们被断了生路，打算拼命。最终，一位地方领导作了保，维护稳定，留下了玻璃厂。派出所一位领导叫他谈话，希望他好好干，某些小问题，他们能帮就帮。前提都是林国华保玻璃厂太平。

十一年过去，玻璃厂过渡出来的五百多个工人，无一重新犯罪。大多数人待上两年左右，心思稳定，就离开了。

涌入玻璃厂的工人，有从监狱里招聘的、地方政府安置的，也有自个投奔来的。林国华不挑人，脑子糊涂的、不会说话的、生了重病的、老到出不了什么力气的，都接收了。

林国华在监狱里招聘

3个上了年纪的工人，待了七八年也没有离开的打算，把玻璃厂当成了养老之地，林国华带领工人们埋首劳动，切割出更多的玻璃，组合起更多的铝合金门窗，装饰着虹桥镇里镇外的房子。

别的个体老板看到他出名又发财，跟着去监狱招工。在车上问他得了什么好处。“屁的好处，”他说，“政府哪有钱照顾这些兄弟。”

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的会议上，他提出要消除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去掉招工简章上“无犯罪记录”的要求。他还建议允许他们这样的人填补普遍缺人的保安岗位。

建议都没有被接受。“有些人觉得我们是威胁稳定。”他无奈地笑笑。

一个工人在朋友圈写道，“蛇不知道自己有毒，老鼠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都是偷来的，人更不知道自己有错。”林国华感到心酸。

现实如此，林国华鼓励他的兄弟争口气，没人管，自己也得活得像个男人。一次，他走在镇里某个小区里，保安冲上来跟他打招呼。林国华认出他是他厂里过渡出来的，叫他别声张，好好干。

李宝双洗掉了年轻时刺在小臂上的文字“爱与恨”，留下的皮肤褶皱像是烫伤过。没什么爱与恨了，他现在想的是挣钱娶亲，总在晚上回弹簧厂加班，多挣几小时工钱。

35岁的余磊渴望成为可丽饼店的老板，搬了口锅到玻璃厂里练，把规划写满了一个厚笔记本。他有一张属于男孩的羞怯的脸，汗水与油污混在一起，打算在玻璃厂攒够6万块就创业。

工人离开时，都会称林国华“大哥”，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也这么叫。陌生人也钦佩他的作为，寄来交友信，要跟他结为生死之交。一位司法局的干部在饭桌上对林国华端起酒杯，敬他“有胆量”“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没说多余的话，林国华仰头干了杯中酒，玻璃杯在桌面砸出闷响。

“九等人”熬出了头

午后，工人和机器都停止了劳作。生产线散发着余热，切割打磨好的中空玻璃整齐地码在水泥地上，反射出暗淡的绿光。流行乐手的歌声从工人宿舍里传了出来。

林国华和尤大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透过窗户，可以看到田野里白色的花、风中舒展的两面旗，那条关于成功的标语高高悬着。林国华让工人时常抬头看看，他注意到，有几个工人最近买了小汽车，停在棚里。

“熬住了，出众；熬不住，报废。”林国华对尤大勇说。

尤大勇点点头。林国华熬住了，他自己也熬住了。刚出狱时，他家中房顶都塌了，现在原地起了6层楼房，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小孩。

从玻璃厂离开后，他消失了几年，再出现时把一个装了30万现金的塑料袋搁在林国华办公桌上。

林国华以为他抢劫了，把他推出门外。后来才知道，这个兄弟只是急于表达谢意。

“打打杀杀太没意思了。”尤大勇感慨，“做任何事情我都要守法，哪怕就是成为大哥，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危害性的大哥。”按照他把人分为9等的观点，他的命运轨迹，从最早的五等（社会大哥）直降为九等（犯人），如今又跃升到了第四等（生意人）。

他脖子上戴着一根沉甸甸的项链，手提包敞着口，露出随意揉成团的粉色纸币。比特币与区块链的时髦词汇从他口中接连蹦出，声音显得过于高亢。他以结交高层次人士为荣，频繁提及与一位紫砂茶壶大师、某秘书长的交往。

林国华带着笑意看着他。

“不吹牛逼会死啊。”林国华仍然笑着，“会不会死啊？”尤大勇舔了舔嘴唇，整个人缩小了似的。他身上仍然带有不少过去生活的痕迹，说话唐突，不自知的亢奋，毫不拘束地盯着人看。林国华提点他，不要那么看人，尤其是女士。“我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尤大勇垂下眼睛。

一个人荷包突然地鼓起来，心态总要变化。林国华觉得，尤大勇像多年前的自己。

少年时，他好打架，村民们一度要把他撵出村子。他放言发家后要买辆奔驰在村口砸烂。后来，奔驰的钱被用作了慈善。他给村里捐了10万建设老人活动中心，又给老人发现金，一人300块。

重阳节，他在村里摆了20桌宴席。工人们端起盘子当服务生，老人们品尝八宝饭和大闸蟹，吃完还可以拎走一箱牛奶。临走时，一位68岁的村民拉住林国华说，“给你竖一个大拇指”。

三十万现金林国华没收，带动尤大勇一起做慈善，尤大勇中秋节给老人发了月饼和牛奶。下次去监狱演讲时，林国华打算带上他，见见世面、敲敲警钟。

重阳节，林国华在村中为老人举办宴席

林国华年轻时脾气犟、好打架，结仇甚广，有些现在也未化解。他屡屡被举报，列为城市管理治理重点。生二胎，他被举报，罚款50万。有一回他被人投了毒品，明白过来，去报了警。

一位僧人朋友送给他一句话，“仇敌使人进步”。他打印出来挂在墙上，“是他们让我惧怕法律”。

反过来，他也盯着他们。属于他的一处房屋违建被人举报拆了一层，林国华现在学习克制，说，两层都拆了，第三层我也拆掉。

那位僧人同样杀过人，如今虔诚向佛，也劝林国华吃素行善。林国华四处留意做好人的机会，用自己的风格表示决心。

有人求助用血，他立刻开车到医院。规定的上限是400cc，他坚持要献600cc。本镇的公共场所需要一棵风水树，他眨眼间就转账10008元过去。节假日，他带着工人去敬老院，为老人洗脚、打扫。

十几年过去，杀人犯林国华叫人认不得了。他被提名当村委会主任，也被邀请主持居委会工作。“乐清好人”“温州好人”“十大正能量人物”的评选向他发出邀请，但被他拒绝了。 “我在我这当地说难听点，不是个好东西。被我打过的人有多少，我自己都记不清。”

因为打架，他十万十万地赔了好几回，如今也不敢说能完全控制自己。不久前，他跟人蹭了车，虽说是对方先拿脚踹他，但他下手重了些，赔了7000块医药费，林国华对自己窝火。

有人激他，一辈子永远别想当党员。他犟起来，“非要把这个党员搞起来。”一位领导说这个人应该给他一个党员当当，把他捆重一点。“你不要丢我的脸。”这位领导叮嘱，林国华记在心里。

他珍视党员身份，平均每六个月献血一次，在国外谈生意也飞回来参与组织生活。他应承每一家监狱励志演讲的邀请，说哪怕改变一个也好。他厌恶社会的黑暗面，把人贩子、欺弱者、招摇撞骗之人纷纷列上他的仇恨排行榜。如果国家需要，他许诺随时上战场，“我绝对第一个参加。”

他回归家庭，为父母和兄弟都盖了房；他尊重太太，财产交由她管理；珍爱儿女，再忙都要接他们放学。出门超过十天令他难受，40岁的林国华成了恋家之人。

一次晚餐，几个好友家庭聚会，林国华把酒杯伸到太太面前，“来，老板娘。”老板娘个子小巧，男孩似的短发烫着细小的卷，见到人温和地笑笑，不说多余的话。

她在厂房里摆动胳膊，用方言指挥工人。生活中，买衣服和包不超过三百块，还赞同掏钱给工人看病。结婚时，他在地摊上花了19块8毛钱买了个假钻戒，十几年后，才帮她摘下，换上真的。日子越来越好，钻戒越换越大。

她反对丈夫上电视、登报纸，怕招惹来仇家，说，“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上初中的女儿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说爸爸，你原来这么坏啊。坏爸爸、坏爸爸。只有太太娘家的亲戚说他现在还算可以。

“不是现在。”林国华纠正他们，“我接下去更可以的。”

早年的兄弟们

开车行驶在虹桥镇里，林国华时不时地从方向盘上抬起手，指向窗外，“它这个店原来所有的玻璃都是我们装的……对面那个也酒店也是。”他降低车速，躬着身子辨别道路两旁的建筑，“这几栋也是我做的……这几栋……那一栋，都是我做的。”

“我们以前这个楼上都是靠人背上去的。”他指着一栋高层住宅说，“依照现在，（工人）做都做不动，背都背不动，走上去都走不动。”

最新出来的一批工人，入狱时间在2000年左右，比过去容易管理了。他琢磨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缘故，监狱改造得好。但没过去的人那么吃苦、卖力气了。

他怀念起早些年的那些兄弟，所需甚少，还不惜力气。有个叫大嘴的，一人能吃半锅馒头，出的力气顶5个。阿强，一道辣子炒肉就能让他使出浑身力气，他不要工资，只求顿顿有一瓶红酒，醉醺醺地蛮干，力气尽数交付了。

那时，人总打架，不好管理，但能吃苦。说到底，他是靠他们卖的力气挣到了钱。

林国华在玻璃厂

近些年来，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挤压了佳人玻璃厂这样的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厂里如今只有几十个工人，几个月后的旺季会稍多一点，但再也不比从前。玻璃厂越发太平，但蒸蒸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林国华估算今年玻璃厂的业绩，扣除新生产线的成本，大致能保本。比在虹桥镇外的生意，佳人玻璃厂如今只是他生意版图上的一丁点儿。他开了饭店、酒庄、大型超市，做分散投资，最近还把生意拓展到了印尼。

留着厂是为了收留这些兄弟，也是为了自己回到镇里时，早晨一睁眼就能有个去处。

临近下班，余晖照亮了工厂的门。一辆白色的卡车停在厂房入口处，工人们一捆一捆地往下卸铝材。一捆铝材长度有6米，100来斤。一个工人双腿弯曲，叫另一个工人帮忙把铝材摞到肩膀上，然后摇摇晃晃走向车间暗处，肩上的铝材条上下浮动。

“（人）都是太无聊了，没事干了，才出了事情。”林国抱着胳膊立在厂门口。在当日的劳碌接近尾声的时刻，他感慨起来，“像我们这样的人呐——”

他这样的人——混世、杀人，接受了最严厉的惩罚，现在生活富裕、夫妻和睦、儿女双全，还有人尊重。一个成年男人的合理期望不过如此了，而且他还活得很有意思。

他参加哈雷俱乐部，开全地形越野车，在新疆有葡萄酒庄，吃饭时喝自己的酒。他还有五百多个“兄弟”“战友”，走到哪里都受人款待。

清明临近，他念叨着要给旧日的兄弟烧点纸。四十年里发生的事一件件数来，“好的事情比坏的事情多”，虹桥镇玻璃厂老板林国华看清自己属于幸运方阵。

暮春的夜里，他从一个饭局提前离开了。大理石圆桌围坐着欢笑的男男女女，菜式在桌上旋转不歇，小型轮船般的器皿载着贝壳、蟹腿与鱼类切片。仿佛已经习惯那个好人角色了——他起身像服务员一样，绕着圆桌挨个给食客清餐盘。

他说得不多，吃得也少，感觉疲劳。很多年来，他习惯晚饭只吃第一顿，不续摊。“有什么意思？没意思。”他自言自语，驶入虹桥镇的夜色中。回到家就关手机睡觉，一大早，他就又站在玻璃厂的旗帜和标语底下了。

每一天，林国华都有事做。只要有事可做，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除林国华外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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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玻璃厂从老板到员工，人人都曾犯过错：杀人、抢劫、贩毒、涉黑……人们拿“老鼠”、“毒蛇”形容他们，他们也称呼自己“像我们这样的人”。

他们不可避免地承受着身边打量的眼光，这眼光中，有嫌恶、有怀疑、有防备，而玻璃厂的工作，给了他们与这些目光对视的底气。

他们比常人更能吃苦，因为他们更珍惜再一次被平等对待的机会。有污点的过去无法逃避，但重新上路这事，永远都不晚。

故事的最后一句说，每一天，林国华都有事做，只要有事可做，他相信一个人就能好起来。

看完故事，这话我也信。

人都会犯错，但重要的是犯错之后，如何重回正轨，继续之后的生活。在这一点上，常人或许未必比那500个工人想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