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阳：深度剖析中国金融风险管理发展历程

本文大概17500字，读完共需25分钟

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回望百年历程，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重要时间节点上，选择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逐步实现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奋斗目标。为进一步展现党在政治、经济（金融、贸易）、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历史发展进程及社会发展建设成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邀请多位权威学者，讲述党的奋斗历史，探究伟大胜利背后的根本原因。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忠阳带来了题为《改革开放中我国金融风险管理发展历程》的第四场讲座，实录如下：

01

问题的提出和共同的语言平台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基于金融和经济发展的风险逻辑

在庆祝建党一百周年这一特殊的时刻，讨论我国金融风险管理发展历程非常有意义，它的意义主要在于风险在金融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金融乃至经济发展的基本风险逻辑。

市场经济核心是金融体系，资金是经济的“血液”，风险是金融的本质和核心，风险问题是金融的核心问题，也是经济体系中核心的核心。风险管理作为金融的基本功能，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同时，风险管理也被认为是文明发展的标志。哈佛大学著名的金融史学家伯格斯坦在他的《与天对弈》一书中提出，文明发展最重要的标志不是科技的发展，也不是所谓的民主和各种社会制度安排，而且在于人类对风险的一种掌控力，所以风险管理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和分水岭。大到一个社会，小到一个家庭和个人，文明程度的标志是对于风险的掌控。这次新冠疫情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我国对于新冠病毒带来的风险的迅速掌控和管理，标志着在中华文明复兴的征程中走出了坚实的一步，也看出了我国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讲的一种先进性的表现，这种表现就是对风险管理的掌控能力。

风险管理问题是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核心问题。我国这些年改革的提法，从2015年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到2019年提出的金融供给侧改革，再到去年又提出的需求侧改革，金融风险都是其中非常关键的问题，而且通过风险，将这三大改革联为一个有机整体。供给侧里面的去杠杆本身就是一个风险管理的问题。金融供给侧的关键内容和任务在于金融体系向实体经济供给风险管理，而不仅限于供给资金。而至于需求侧改革，非常重要的就是金融系统改革，因为需求是由资金决定的，只有有资金的需求才是有效需求，而提供资金的就是金融系统，也就是金融供给侧改革。金融系统本身就是经营风险的系统，在提供资金时，最重要的需要考虑的就是风险。所以，无论从供给侧改革还是需求侧改革，风险都是关键因素，如果把供给侧改革简单理解为关于“上项目”的改革，需求侧改革也简单理解为“给钱”的改革，把两者联系在一起共同的因素就是风险，上项目要考虑上项目的风险，给钱也要考虑投资的风险，由此可以看到关于风险的讨论是金融最基本的问题。如何看待我国的金融发展，如何看待金融改革开放的道路选择，如何看待目前金融所面临的各种风险问题，以及未来如何去面对，我们都需要从回顾改革开放以来金融风险管理的发展历程去找答案，并从中找到一些重要的启示。

二、共同的现代金融理念和风险语言平台——风险管理的What，Why and How

在讲金融风险管理发展历程时，需要搭建一个共同的语言平台。尤其在网络交流环境下，大家有不同的背景，对金融的了解各不相同。在金融风险管理领域中突出的一个问题是语言体系的不统一，我把它称之为风险的通俗语言和专业语言。

通俗语言最典型的是防范风险、处置风险、抗风险、风险产生等等一系列的通俗的说法。而专业语言体系则是包括识别风险、衡量风险、评级风险、定价风险、配置风险、分散风险、对冲风险、转移风险、补偿风险等等。

这两套语言体系有很大的差异，最典型的差异是通俗语言往往把风险当成事后的概念，当成损失和危机的代名词。从严格意义上讲，风险不是损失处置和问题处理，它是损失、问题或危机前发生的状态，在风险存在的时候，损失或危机还没有发生，它只是这些问题的可能性，同时风险还是盈利的可能和发展的机遇，也是金融机构经营的对象和资源。所以，在专业风险管理中，不能把风险理解为损失、问题或危机本身。同样的道理，风险管理也不等于对损失的处理，比如不良资产处置并不是风险管理中最重要的内容，它是比较事后的管理。风险管理不能定位在“消防队”的角色上。风险管理是基于风险承担的经营管理，由此它才成为金融的核心、本质和金融的基本职能，如果仅仅是损失的处置、问题的处理，则很难成为金融最核心的职能的。

风险管理不限于为发展的保驾护航，在专业风险管理体系中，通常来讲，风险管理分为内控、对冲、经济资本配置三大机制，传统风险管理主要是关注内部控制，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控制手段、监测手段和审计等等，这些活动往往可以说是保驾护航的。但全面的风险管理要超越这些，不仅限于这些保驾护航的活动，它要直接参与到发展中去，成为决策的核心，比如资本的配置、业务的限额、产品的定价、工作绩效的风险调整，这就涉及到金融机构以及企业经营最核心的问题，这是决定航向的问题，这也是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

风险管理的目标不仅仅是要保驾护航，还要决定航向，创造价值，它不是简单的规避损失，甚至都不是降低风险，在一定的时候要增大风险的承担量，这就是所谓的风险偏好问题。

整个现代风险管理的体系有内部控制、对冲、经济资本配置三大机制，覆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等方面。从风险运行流程来看包括风险的识别、衡量、报告、控制、限额、定价等六大因素。在风险管理运行环境上包括监管、治理、文化、科技、数据、审计等六大因素。此外还有宏观的视角，比如目前比较流行的系统性风险、宏观审慎监管等等，这些是风险管理中更加全面的框架，通过这些基本的框架介绍，帮助大家了解到风险管理的What、Why and How。

通过上述对现代风险管理简单概括的描述和共同风险语言平台的搭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回顾中国金融风险管理的历程，不是指危机、损失、处理问题的过程，而是整个现代金融体系构建和发展的过程。

02

改革开放以来风险管理的五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基本金融概念和要素恢复期

这一阶段的时间范围是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主要是由计划经济到有计划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历史性制度转型和跨越进程中基础性金融概念和要素得到恢复和初步发展，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业务和金融监管机制等方方面面，这是一个基本的恢复期。

（一）本阶段的主要事件和现象

在这个恢复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恢复金融机构，80年代恢复了四大银行中农工建。银行业务开展了“拨改贷”，原来银行放出去的钱叫做拨款，后来逐步改叫做贷款，同时在这一阶段的后期，尤其到1995年时成立三大政策性银行，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剥离了政策性业务，使得原来的国有银行开始商业化改革的进程。

在这个阶段恢复建立了金融市场。像深交所、上交所的建立，国债的发行，外汇市场不断的改革，尤其是汇率并轨，商品期货市场的建立，使得风险管理中所谓的四大风险因子（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商品价格）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恢复性了建立，使得金融市场起步发展。在这个阶段一些基础性法律的出台，支持了这一阶段的金融要素的恢复，包括《企业破产法（1986）》、《公司法（1994）》《商业银行法（1995）》、《中国人民银行法（1995）》、《贷款通则（1996）》、《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条例（1996）》这一系列的基本法律和监管制度对金融运行和制度的恢复特别重要。比如《破产法》，破产是基本的制度设计，没有破产就不会有真正的风险管理。1986年在企业层面推出了《破产法》，实际上是对风险管理理念意识的促进。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风险的概念。

1994年《公司法》中界定了资本，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因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在典型的计划经济，也是在一个极左思想约束下的经济环境中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在经济体系中没有资本的概念，甚至都不敢提及资本一词，《公司法》正式界定了公司应该具有资本，尤其《商业银行法（1995）》年进一步明确了《公司法》8%的资本充足的基本要求，这已经是按照1988年《巴塞尔协议Ⅰ》的要求列入法律。这一系列的法律规定为我国金融机构基本概念的恢复打下了重要的基础。1996年人民银行出台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条例》具体提出了银行如何计算8%的资本充足。

（二）本阶段的主要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基本概念的恢复，就是之前所提的“拨改贷”、金融机构恢复、资本概念的恢复，使人们有了市场经济下最基本的一些概念术语和一些做法。这个阶段还没有风险的概念。由于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开展的改革，在第一个阶段还是处在计划经济时代，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才提出了向市场经济方向改革。在第一个阶段这样的经济体系下，人们对风险显然没有现代市场下那样的专业认识，甚至在根本没有风险的概念，这是这个阶段重要的特点。我们在恢复业务，但还没有认识到有风险，这是由计划经济体系的特点决定的。计划经济对风险的安排，是一种防风险反风险的经济，它不主张承担风险，尤其不主张个人和企业去承担风险，其实风险都在国家层面上承担。企业是没有破产的，生产和消费都是计划的，价格都是固定的，这是试图通过这种计划经济体系安排消除风险。市场经济完全相反，它以资本为限，在破产制度安排下，资本是承担风险的资源，资本消耗完了就要破产，由此产生了信用风险，同时价格是自由波动的，是有市场风险的。人也是理性人、经济人，也存在着道德层面的风险，所以在这些情况下，市场经济认为经济体系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风险，风险在市场经济体系下是很重要的概念，但在计划经济下就不是。所以，在第一阶段起步的时候，经济体系、金融机构和企业对风险没有什么概念。

这个阶段还有一个特点是奠定了混合经济体系改革的中国特色。由于我国的改革采用的是渐进式改革，不是俄罗斯那种在美国指导下的“休克疗法”，我们并没有简单的抛弃过去的制度，而是保留了相当一部分计划经济体系的一些做法，这些做法在过去几十年中不断的改进，不断的调整，不断的与市场经济体系去融合，直到现在还是有不少计划经济体系时代的一些运行机制做法的存在。而且，我个人认为这些做法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所发挥的作用，和我们从西方引进市场经济来讲是同样重要的，它对中国经济模式和经济发展的奇迹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否认和忽视的。

第二阶段：风险概念启蒙期

这一阶段的时间范围是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代初期。第一阶段基本恢复了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业务，但是没有风险的概念。到90年代中期，尤其是中后期，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刺激之下，同时，也在我国银行体系不良资产逐步积累起来的压力之下，我们开始有了风险的概念、理念。从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初期，这几年时间中经历了一个重要的风险概念的启蒙期。不管是在银行体系还是资本市场，开始出现了现代风险思想的启蒙，大家初步形成了风险经营、风险管理、资本约束的现代理念。尤其是银行体系还率先踏上了实施《巴塞尔协议》和开展现代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历史性征程。

（一）本阶段的主要事件和现象

首先是亚洲金融危机。尽管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没有产生直接影响，但间接影响巨大。国际上当时看到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在金融危机中倒下，都纷纷预测中国经济也会有类似的问题，因为当时他们预测中国银行不良资产率有的甚至预测高达70-80%，认为中国银行业已经技术性破产，西方相应出现了一轮“中国经济崩溃论”。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最重要的影响不在于经济的实际层面，而在于思想层面，在思想层面催生了风险理念、风险意识，风险管理得到了基本的启蒙。金融机构开始意识到经营管理还面临着风险，还有可能会遭遇金融危机，金融机构应该有一定的资本来应对破产倒闭的风险和金融危机。

这一段时期我国也在为加入WTO做准备，这种准备工作催生了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当时面临加入WTO非常关注的就是银行业、农业、汽车业等一些行业加入世界竞争之后的竞争力问题，由此而产生了一种风险意识。所以，亚洲金融危机和加入WTO使得我国在改革开放中产生了重要的风险意识。

这种风险意识带来了什么？带来了第一次银行注资。1997年到1998年，财政部给四大银行注资了2700亿，接下来1999年又剥离了1.4万亿不良资产，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资产，这两个动作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提升了四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升资本充足率，一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意识和危机感。尽管我国的银行的不良资产没有国际上预测那么高，但客观上也不低，到底多高在当时没有准确的统计，直到2003年、2004年四大行股改上市时才有一个相对明确的数字。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资本是不够的，当时加入WTO要参与国际竞争，要跟国外银行去竞争、去合作，这需要银行具有足够的资本金。所以，资本金的问题是当时风险管理中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次注资以及不良资产的剥离，实质性地提高了中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性，为中国加入WTO，进入新的改革开放阶段打下了重要的基础，这是我国在风险管理方面一次重大行动，我个人由此把1998年认定为中国实施《巴塞尔协议》元年。尽管之前的1995年《商业银行法》规定了8%的资本充足要求，《公司法》也明确了资本要求，但真正有实际的动作是1998年的注资和资产剥离，实质性的提高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在这一阶段对风险管理的认识，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加入WTO的影响之下，对风险的理念和认识有了很大的变化。当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从金融业到财经媒体对于风险的反应首先是防风险。有一段时间，“零风险经营”很流行，但是后来银行家们很快发现，零风险经营既不可能、不现实，也没有必要。同时，一些领先的银行家已经认识到，银行是经营风险的机器，银行只做一件事就是承担和管理风险，风险是银行经营的资源。这是一个现代银行经营管理的重要的理念和思想转变。这是由计划经济下的风险思想向现代市场经济下的 风险思想的重要转变。“零风险经营”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下的风险思想，因为计划经济不鼓励人们承担风险，而市场经济本质上是风险经济。

同时在资本市场上有一次重要的讨论，也起到了重要的风险启蒙的作用，就是2000年到2001年发生的吴敬琏先生和厉以宁先生关于股市的争论。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最高级别的专家的争论，而且影响非常广泛，尽管当时的互联网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但当时也有几千万网民，股民大多是网民，这些争论把很多股民和网民都卷入进来。这次争论的核心就是“中国的股市是不是一个赌场”，“是不是一个投机者的乐园和天堂”，“投资是在做赌博还是在做投机”，这是关于市场经济中投资及其风险承担和管理的基本问题。

本人当年写了一篇文章《赌博、投机与投资概念辨析》，发表在《金融时报》理论版上，这篇文章很长，接近一万字，编辑对我的文章没有任何删减，几乎占了整版，反映了对我这篇文章的重视，主要是对我这篇文章所涉及的主题和观点的重视。我当年还只是一个年轻的大学讲师。这篇长文阐述的就是赌博、投资与投机的关系，印象中这篇文章当时在网上得到很多正面评价和推荐。我认为这次关于股市的争论，由于是吴敬琏先生和厉以宁先生之间的一场争论，影响广泛，讨论的问题又是市场经济中的基本问题，投资风险的承担问题，这次讨论应该是让投资者认识到了风险的作用，以及承担风险的方式，交易风险的方式，是以赌博的方式承担风险，还是以投资的方式承担风险。

再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巴塞尔协议》的修订。《巴塞尔协议II》在这个阶段正好处在酝酿期，从1998年开始，1999年《巴塞尔协议Ⅱ》初稿出来，2001年《巴塞尔协议Ⅱ》第二稿，这两稿出来引发了我国金融行业和金融监管部门领先专家之间的讨论，印象中，当时的人民银行后来到2003年成立的银监会，组织了各银行的年轻专家在一起讨论《巴塞尔协议》，应该是国内最早的关于《巴塞尔协议》讨论的机制。《巴塞尔协议Ⅱ》，当时称之为“新巴塞协议”，它在中国的传播，让我们认识到了资本的重要作用。

另外就是由四级分类到五级的变化。1993年，财政部关于银行和保险企业的贷款质量的标准，这个分类在1999年时被人民银行的《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所替代。这个原则所倡导的本质上是风险原则，也就是现在通用的五级分类。五级分类和四级分类最大的区别在于，四级分类是按照贷款是否逾期以及逾期的时间长短，所谓的“一逾两呆”进行分类，而五级分类是按照真正的贷款的质量和风险程度的评估进行分类，这是银行业风险意识提升和风险管理能力增强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二）本阶段的主要特点

这一阶段风险管理发展的主要特点就是“现代风险管理的思想启蒙”和“混合经济”带来的难以避免的风险思想和语言上的混乱。总的来讲，这时期的风险启蒙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从内部讲，我国市场化初期进程中的风险积累（损失积累）也是风险启蒙的原因之一，主要是从80年代中期成立上大银行到90年代中期十年时间里，银行基本上没有计提拨备，因为没有风险概念，也没有类似拨备的会计制度，整个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就积累起来了，这也是为什么国外估计当时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特别高的原因，实际上是制度性的原因。从外部看，主要是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同时还有加入WTO的准备，风险理念得以初步启蒙。在这个启蒙期，我们经历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决然不同的风险理念的冲撞，这种冲撞当然导致了不少的混淆、困惑甚至是混乱。这种困惑和混乱直到现在仍然比较常见，在我们的脑子里通俗语言和专业语言里面，通俗语言很多饱含了一种计划经济的风险思维，把风险看作事后的，不愿意承担风险的思维。当然，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市场化的风险理念很快传播，而且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一阶段风险管理的发展主要还是限于风险理念的启蒙，风险管理的实际工作还是没有得到专业性的开展，因为没有专业团队，没有专业方法，没有具体的工作抓手。所以，在实践层面，风险管理在这一阶段还很难得到落实和开展。

第三阶段：风险治理改革期

这一阶段的时间范围是2000年代初期到2000年代中后期。

（一）本阶段的主要事件和现象

2001年我国加入WTO，为我国开启了新一轮历史性的改革开放新征程。尤其是在对外开放中深度融入国际市场和国际规则，开展国际竞争，给我们各行各业，尤其是金融行业带来的前所未有的风险压力和改革发展的动力。

在加入WTO后，2002、03年我国大型国有银行开始了股改上市的准备，开启的股份制改造和境外和境内上市进程。这是对我国金融风险管理发展影响意义最为深远的事件。从2005年建行开始上市，一直持续到农行比较晚一点到2010年完成。

2004年巴塞尔协议II历经6年的全球酝酿和征求意见终于正式发布，是全球金融风险治理的里程碑事件。其丰富而专业的文本内容和长期以来作为“银行业联合国宪章”的国际规则光环，为我国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打开了一道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大门。

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这也是中国金融风险治理和监管体系建设的里程碑事件，从此开启我国金融风险管理专业化监管和治理的历史进程。

2004年银监会出台了我国首个资本管理办法，这既是为了适应银行股改上市的新阶段发展要求，也是为了应对《巴塞尔协议Ⅱ》，也就是当时所谓的新巴塞尔协议所出台的要求。

（二）本阶段的主要特点

首先，这一阶段实现了我国金融风险管理发展历程中的第一次飞跃。前面两个阶段风险管理的发展还够不上飞跃，因为第一阶段只是基本业务概念的恢复期，基本上没有风险的概念，第二阶段也只是风险理念的启蒙，初步有了一些风险的基本理念。只有到了第三个阶段才进入飞跃期。这个飞跃就是风险治理体系的建立，主要表现在加入WTO的风险压力和加大改革开放的发展动力之下，以国有大型银行股改上市为引领，我国银行体系开始了历史性的现代风险治理建设，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首席风险官、风险管理部、风险总监和风险经理体系在我国的金融机构逐渐建立起来。同时，银行再次得到注资，不良资产进一步剥离，资本充足水平有了更大的提升。这一阶段我国金融体系风险治理的飞跃发展为随后一二十年我国金融体系的迅猛发展以及应对各类风险和危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其次，我国金融行业的现代风险管理和资本管理及其与国际规则的融合引起越来越多的国际和国内关注，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困惑和争议。尤其是中国银监会2003年成立适逢当年的新巴塞尔协议（巴II）最后阶段的酝酿和全球征求意见（第三稿），中国对巴II的态度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我国金融风险管理和监管规则与国际规则的融合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2003年新成立的银监会关于巴II第三稿的回复被英国《金融时报》错误解读为《中国正式拒绝了巴塞尔协议II》更是引发国际和国内很大反响。与此同时，国内对中国实施巴塞尔协议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困惑、不解甚至反对的声音。我在2003年5月巴II正式发布前夕受邀参加在香港举办的“亚洲银行家2004年高峰会（Asian Banker Summit）”，被安排围绕中国与巴塞尔协议发表了两次演讲，一个是“Is China Rejecting or Accepting Basel II? ”,另一个是“Let capital play its role in China”，系统阐述了我对中国从（风险管理的）本质上实施巴塞尔协议和中国和西方国家银行业资本问题的本质差异及其我们应有的实施策略和重点。随后，我又在我国的《金融时报》和《中国金融》杂志先后以上发表题为《中国是拒绝还是接受了巴塞尔协议》和《让银行资本发挥作用》两篇文章，针对当时国际国内对中国金融风险管理发展和资本监管的困惑和误区进行了系统性的阐释。

第三个特点就是双轮驱动的现代金融风险治理体系的初步建立。现代金融风险管理基本上都有两个驱动力，一是外部监管驱动，目的是为了金融体系的稳定、公平和效率；二是机构内部管理驱动，目的是为了金融机构的在承担和经营风险的过程中获取风险回报，追求发展，保持竞争力，同时也要避免破产。传统银行管理的所谓盈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是三性原则就是一种内在的风险管理驱动力，只不过随着现代银行经营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三性原则基本上被更加有理论和方法体系支撑的现代风险管理所替代，以资本监管和流动性监管为主要内容的巴塞尔协议反映了这种发展趋势。这一阶段中国银行业的股改上市和中国银监会的成立及其随后在整个银行业推进资本监管和巴塞尔协议的实施，我国金融风险管理双轮驱动的运行机制基本形成。尽管由于体制的原因，监管驱动表现得更加突出一些。

第四个特点是人才队伍的初步形成。在这个阶段的一个重要发展是现代风险管理治理和组织体系的建立，风险管理第一次有了明确的职责划分，有了专门的岗位，有了专业的人才去做，因此才有了我国金融风险管理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飞跃。2002年我在人民大学成立了金融风险管理工作室，2004年巴二出台后开始筹备首届中国金融风险经理论坛，开展了持续至今的风险经理论坛和研讨交流机制，有幸见证了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在内的整个中国金融行业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及其团队成长。

第四阶段：风险中台建设期

金融机构分为前台、中台和后台，前台是与客户打交道，把产品卖出去的部门；后台是做交易的执行、实施和支持，包括交易清算结算以及财务工作；中台主要是风险管理部门，当然这里是指大风险的概念，不限于金融机构中现在名称为风险管理的部门，很多名称不是风险管理的部门，其实也是大概念的风险管理中台。中台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制定政策，而金融机构的政策主要就是风险分析评估与政策制定，包括关于风险定价、风险限额、风险绩效、风险准入等等各项政策。这些政策制定和实施管理部门都可以称为风险中台。以中台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发展阶段的时间范围是2000年代中后期至2010年代中期。

尽管风险管理有了第一次飞跃，风险管理有了专门的部门和人去做风险管理的事情，但面临的问题是绝大部分的人都没有风险管理经验。因为以前没有风险管理部门，大家不知道风险管理是什么样的工作。很多人只是在领导的报告中看到了风险管理是核心竞争力，金融机构经营和管理风险的机器，对风险管理有一种好感和向往，因此来到了风险管理部门，但并不了解风险管理如何开展。当时的金融机构并没有专业的风险管理的工具方法、数据体系和制度管理流程。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主要是在2000年代中后期以后，最主要的标志就是2007年大型银行开始实施《巴塞尔协议》，在这个时期开始建设正真意义上的风险管理部，或者说开始对风险中台进行技术性建设。通过这几年建设到2010年代中期，大概到2015年几大银行完成巴塞尔协议实施评估之后，才有了比较完整的成体系的风险管理工具方法、数据、管理系统、制度流程和批量人才。我把这一阶段所取得的风险管理中台建设成就称之为风险管理第二次飞跃，相比于第一次来讲这次是在做技术管理和人才能力建设的工作。

（一）本阶段重要事件和现象

最重要的是2007年银监会要求大行实施巴塞尔协议，工、农、中、建、交加招行开始正式实施《巴塞尔协议Ⅱ》，由此带动了整个金融行业的巴塞尔协议的实施和现代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一些中小行甚至农商行也都开始实施巴塞尔协议，比如苏南八家银行联合实施巴塞尔协议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例。2015年，这六家银行接受了银监会的评估，对相应的风险衡量和监管资本计量方法及体系进行了审批，这是我国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体系风险中台建设的里程碑，是风险管理发展的重要阶段。

在这个时期发生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巴塞尔协议》有着重大影响，导致了2010年《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我国对《巴塞尔协议Ⅲ》出台反应，相比于《巴塞尔协议Ⅱ》出台有更加积极的态度，包括对采用的资本充足标准和实施时间安排。从2007到2010年《巴塞尔协议Ⅲ》第一稿出台，我们国家一直在积极加强巴塞尔协议实施的工作，与此同时，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都在加强风险管理和偿付能力、资本方面的一些监管要求。2008年保监会出台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2014年证监会历史性出台了《证券公司全面风险管理规范》和《证券公司流动性风险管理指引》两个对于证券公司风险管理有很大促进作用的监管要求。

如前所述，风险管理有两大驱动力，一是经济主体自身内在的驱动力，即从赚钱的角度需要承担和管理风险，主要来自于董事会和经营层自身。第二个很重要的驱动力就是来自于监管部门，从金融安全稳定、公平竞争以及整体经济发展的公共视角要求金融机构加强风险管理。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在这个时间阶段对于现代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的要求都比以往更加积极，这样推动了整个金融行业在这个时间阶段的风险中台建设。各金融机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引进国际上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引进系统，培养人才。在这个时间阶段风险管理中台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通过这段时间的建设，中国的风险管理人才也迅速的成长起来。这一点由于我从近二十年来组织业界金融风险管理专家交流，尤其是2004年开始组织举办中国金融风险经理论坛以来，感受特别深刻。2007年以前，我们邀请演讲专家很不容易，尤其是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管理等比较前沿和专业的专题研讨，2007年之后，我们每年的年度论坛都可以邀请到上百位各个风险管理方向的专家参与发言交流。我们的交流活动有幸见证了，甚至可以说陪伴了我国第一批风险管理经理的成长。

另一个方面，这个时间段一些风险现象也显得越来越突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有一个紧急应对，就是4万亿的问题。接下来像政府融资平台风险的问题、房地产金融风险问题、资管业务的问题开始累计起来，越来越突出，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关注，尤其是从系统性风险的层面。

（二）本阶段的主要特点和挑战：

这个阶段的特点，巴塞尔协议的实施意味着前一阶段风险治理体系建设的前提下，开始了一种技术、治理流程、工具方法和全方面人才的培养，在这一阶段投资很大，当然成就也是很突出的。经过这一个阶段的建设，大行基本完成了巴塞尔协议Ⅱ体系下工具方法的建设，巴塞尔协议Ⅱ的实施使得风险管理体系更加扎实，对银行管理有了很大的促进。银行业风险管理的建设进一步扩展到非银行包括证券、保险行业都纷纷开展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同时，金融危机在这个阶段给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金融风险管理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金融危机暴露出现代风险管理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思，《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就是这种反思的结果。巴三前后出台了两个版本，危机消退后不久的2010年出台的巴三是巴塞尔委员会对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对巴塞尔协议批评的紧急应对版本，由于仍然遭到很多批评，对存在问题调整的确也不全面，八年之后的2017年底又有一个“巴三终版”，其实都是对这次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现代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问题的反思，其中有资本监管的有效性、风险计量模型的作用、信用评级体系运行、信用衍生产品和风险转移的问题、风险治理和高管风险激励、风险偏好管理等等。

这一阶段，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巴塞尔协议批评以及我国实施巴塞尔协议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不少人对向西方学习现代风险管理产生了一些犹豫和彷徨，这对我国实施巴塞尔协议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但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看到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风险管理，包括模型的作用、衍生产品乃至结构化金融的作用并没有因为次贷危机而消失，他们只是在调整，还是在朝着加强资本的作用，风险要加强计量风险，衍生产品要继续发展的这么一个方向走，只不过对风险管理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包括系统性风险的概念的提出等等，这都反映到了《巴塞尔协议Ⅲ》2010年版和2017年版中。

第五阶段：新常态下风险管理发展新时期

（一）本阶段重要事件和现象

这一阶段的时间范围是2010年代中期至今。这一阶段的主要的现象是经济发展进入调整期，防风险成为三大攻坚战之首，要求牢牢守住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金融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角度，习总书记在2017年关于金融安全的讲话对风险管理的认识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对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也有了很大的提升，这个讲话充分展示了高层领导的现代风险思维。

这段时间中，我国开启了经济供给侧改革，并在此基础上有提出了金融供给侧改革和经济需求侧改革。这三个改革的提法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以供给侧为中心。考虑到经济有供给和需求的两个侧面，而且金融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供给侧改革还是需求侧改革，金融都处在其中非常重要的位置。尤其从风险的角度看，风险是金融的本质和核心，金融供给，不仅要向实体经济供给金融产品供给钱，还要向实体经济供给风险管理。如果把供给侧改革理解为“上项目”改革，把需求侧面改革理解为“给钱”的改革，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就是风险和风险管理，因为上项目要做风险评估，给钱也要做风险评估。所以在发展的新时期，无论是供给侧改革、需求侧改革还是金融供给侧改革，都和风险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经济形势发展到这个阶段，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风险也越来越大。这几年的环境大家都看到了，宏观经济环境叫做L型，或者持续经济调整，经济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高速发展了。国际关系环境，例如中美贸易摩擦等，对经济影响非常大。还有科技环境也是非常大的变化，尽管金融行业一直是走在科技应用前列的行业，但近些年科技迅猛发展仍然让金融行业感觉到不适应，科技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然环境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包括近期讨论热烈的“碳达峰、碳中和”，这些对金融风险都有很大的影响，还有新冠疫情的冲击，这些都使得这些年风险管理的环境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金融科技的变化，一方面重塑了金融行业的生态，深刻改变了金融业务流程和模式，同时另一方面金融科技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方向上的迷失，部分金融科技公司进入到金融相关领域承担金融风险而又不受监管，造成了很大的问题，尤其以P2P、虚拟货币和互联网金融风险最为突出。

（二）本阶段的主要特点和挑战：

在这个阶段风险事件的增多和金融监管的加强是重要特点。从2015年股灾到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所带来的系列问题，尤其是P2P的问题，还有房地产金融的风险，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都在发展，都在不断的演变，甚至是积累。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高层领导提出要守住系统性风险底线，“防风险”成为三大攻坚战之首。这对风险管理给予了更高的期望。

风险管理包括金融机构内部的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所提供的外部风险管理，即前面提到过风险管理有两大驱动力，一个是内在的经济驱动力，一个是监管驱动力。两种风险管理同样重要，尤其对发展中国家，对现行经济体制国有成分占比较多的情况下，外部监管的驱动力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这一阶段，以“强监管”为表现的外部风险管理客观上成为了主要的驱动力。

在这个阶段，更重要的是对风险管理的期待，尤其是机构内部的风险管理机制的作用。这个期待就是我们说的要让风险管理发挥更大的实质性作用，因为前面的几次飞跃，包括治理体系的建立飞跃，中台建设，但还没有到前台，还没有到业务层面，这是一个问题。风险管理主要是在治理和中台层面有了比较大的进展，而业务中怎么体现出风险管理还没有。这个阶段就需要在前期两次飞跃中建立起来的风险管理治理体系和风险管理的工具方法体系，要能够有效应用到金融机构的业务层面，能够有效推动业务的发展。

未来风险管理发展的关键在于，将前期二十多年来向西方学习和结合国情探索的现代风险管理理念、制度和方法，要与业务发展相结合，同时也要与科技发展相结合，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让风险管理成为真正的核心竞争力，这应该是金融风险管理发展的第三次飞跃，当然这次飞跃还没有实现，还是一种未完成的飞跃，这一实现需要多长时间，现在还不好说，我倒相信不会很快的完成这次飞跃，因为这次飞跃非常重要，也非常具有挑战性。

03

四十年来金融风险管理发展历程感想

一、风险管理是文明发展的标志和分水岭

这个观点来自于哈佛大学的金融史教授伯恩斯坦教授的著作《Against the Gods》。这是对我个人风险管理的学习和研究影响最深的观点，因为该观点把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它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人类文明的分水岭。一个文明比另外一个文明更先进还是落后取决于什么？在伯恩斯坦看来，不是科技，也不是民主，而是风险管理能力，要看这个体系能不能有效管控人类所面临的风险。

《Against the Gods》是一本讲金融和风险管理发展历史的书，讲的是人类几千年文明从人类洞居生活开始管理面临的风险，实施原始共产主义，共享食物来应对当时生产力低下情况下打来猎物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是很大的风险。这种原始共产制度是人类发明出来的一种应对风险的制度，是与天博弈的一种进步，由此开始讨论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到阿拉伯数字的出现，大数定理的发现，保险和期货的早期使用，一直到当今华尔街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和量化模型的应用，风险管理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和分水岭。我大约在2002年看到这本书，很受震撼。在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我深刻感受到中国处在中华文明复兴的历史征程中，这次新冠疫情对人类是一个重大的风险考验，而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做法、我们的风险管理水平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分水岭。

基于这种理念，我认为中国过去三四十年金融风险管理体系的发展不仅是我国金融和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也是我国当今文明复兴进程中不断进步的重要标志。金融行业是经济体系风险的集散地，金融行业的风险管理是百业之首，也就是说经济体中各行各业的风险都可以汇集到金融体系，谁想投资想承担风险都可以找金融体系去承担风险，去要风险，所以它是金融经济风险的集散地。同时它也是整个经济体系风险管理的百业之首，因为金融行业不管是银行、证券、保险汇集了各行各业的风险，非常复杂，所以它的风险管理是最发达的。从世界范围来看风险管理都以金融行业最为发达，所以金融行业要向实体经济和其他行业提供风险管理，这就是我提出来的有效金融供给的内涵。金融供给要讲究有效性，无效的金融供给不是我们的目标，有效的金融供给不仅能够向实业实体经济供给资金，更重要的要供给风险管理。过去几十年的风险管理的发展，是文明的进步，是文明的标志，改革开放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华丽篇章，风险管理就是其中的重要章节，值得我们研究，值得我们熟悉，值得我们传承和发扬光大。

二、持续的发展一定与成功的风险管理相伴

（一）我国持续的经济发展源于改革开放过程中积极的风险承担和管理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三四十年，西方有许多关于中国经济崩溃的预测，早到亚洲金融危机期间（1997-1998年）开始。然而，西方的这些中国经济崩溃论最后一再落空。尽管中国经济发展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房地产金融风险问题、资管问题、金控公司问题以及各种违约暴露，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发展，如何看待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问题？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依靠一种风险的逻辑，要从现代风险的角度来思考。

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发展，关键在于中国对经济风险的承担。风险管理是一个风险承担、经营、控制、管理到损失吸收的过程，不是简单的所谓风险处置，如不良资产处置和各种问题处理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与创新和发展的过程是一致的。要创新和发展就必须有风险承担，要经营风险就要控制风险，同时出现问题和有了损失了要去解决它和吸收它，这是一致的，是相辅相成的。

我国的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就是不断开拓创新，不断探索的过程，没有开拓创新，没有探索不可能有发展，更不可能有发展奇迹。而这种不断开拓创新，不断探索必然是一个不断的风险承担，不断的风险经营的过程，也是控制和管理风险的过程，吸收消化损失不利后果的过程，当然也是创造和享受发展奇迹的过程。这是风险的两面，即所谓“双侧风险”，同时包含good risk和bad risk。bad risk就是出现了损失你就去吸收它，比如信贷业务有bad risk就有违约，就用拨备去吸收它，再严重用资本金去吸收消化它，去覆盖它。同时，作为信贷尽管会有各种损失，但更多的时候会有盈利，这是它的good risk的一方面。

改革开放目前取得的成果已经表明中国开创了一个经济发展和风险管理的良性循环，一个相互促进和相互支持的中国模式。在这里，发展是根本，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为解决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风险问题，包括系统性风险问题提供关键的资源。

中国确实面临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是任何一个系统都有的。这种情况下，从最根本的角度还是要用发展来提供资源，来覆盖这种风险带来的损失，所以发展是根本。而风险是为发展服务的核心机制和动力，它是一个动力系统，因为发展要通过承担风险才能发展。只有承担风险，并且这个风险不是普遍理解的损失、问题、不良资产，它是一种损失问题之前的状态，是一种机会和资源，包含着不利的可能性和有利的可能性的两个方面。在这种风险概念下，风险的承担就是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所以，风险管理实际上是一个动力系统。当然风险管理是一个比较广义的。这种风险管理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这种竞争力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市场经济国家，包括欧美舶来的，同时也因地制宜本土化应用了市场机制和现代风险管理体系。最典型的就是巴塞尔协议。巴塞尔协议是舶来品，而且巴塞尔协议，无论是哪个版本的巴塞尔协议，都是根据西方国家欧美银行问题和金融问题制定的协议，它不是按照中国或者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制定的协议。所以，巴塞尔协议毫无疑问是发达国家经济金融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它对中国是有借鉴意义的。在中国借鉴过来的时候，需要因地制宜本土化运行。这在中国过去将近二十年实施巴塞尔协议的过程中应该已经经历了这个发展过程。在早期中国银行业实施巴塞尔协议的时候，在2007年前后，我国的银行专家和国外咨询公司谈的时候，很难有共同的对话的基础，因为国情差别太大，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负责实施巴塞尔协议的相关部门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采购别人的咨询服务和IT服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不断的探索，不断的本土化，经过这一二十年的发展，现在金融行业的风险管理体系基本上是在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风险管理体系的指导下，同时结合了国情而建立的我国自己的风险管理体系。

另一方面我们要根据国情和现实，要对历史进行传承和改进，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也就是中国奇迹或者是西方说中国发展之谜的主要的原因。因为市场经济国家的那些做法，市场机制、巴塞尔协议西方人非常清楚，并且能够清楚解释，但为什么解释不了中国奇迹呢？其实中国的发展是这两方面经验的结合，国际先进国家的市场经济的经验，加上中国国情和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国对国情的适应，对历史的传承，包括很重要的就是党和政府的作用。

（二）经济发展和风险管理良性循环中国模式中党和政府的作用

经济发展和风险管理良性循环中国模式中最重要的方面，即党和政府的作用，这是西方解释不了并且很难理解的。其中我个人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担保对资本不足的补充作用。中国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初级阶段的前一二十年不仅缺乏资金，且缺乏资本。资本不够是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普遍问题，资本不足以做项目的时候，按照市场经济规则恐怕就上不了项目，而大项目需要承担大的风险，存在破产法，以及资本的监管要求，如果说全部按照西方的规则，可能很多项目都上不去。在这个时候我国的发展，在过去几十年来，政府在发展中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而这个作用很重要的就是担保，担保有多种形式，例如直接担保、隐性担保、政府倡导等等。但不管怎么样，政府的各种担保在风险管理里面起到一定的重要的作用，弥补了资本的不足，使项目顺利进行，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政府债务问题，这都是相互关联的。所以，要看到问题，同时也要看到它的成绩和作用，如果没有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风险承担的补充资本的作用，很难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很难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金融危机。因为若不是政府承担，而是民营机构，一般来讲就会产生金融危机。这是政府作用，在很多研究中已经认识到政府管理的特点，在风险管理的角度主要是补充了资本。

二是党委在公司风险治理改善中的作用。这一点是过去几十年发展过程中很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在风险管理的治理体系中，我们不仅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构建的“三会一层”，而且还有党委的作用，尤其是近些年来，党委的作用越来越得到强调，在风险治理的改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很多金融机构，党委加入到风险管理的过程中，很多风险问题解决得就更加顺畅。党委在风险管理中发挥的作用机制，可以借鉴国际上一些资本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按照传统经济理论认为，资本的拥有者应该是不参与经营管理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是分离的，但通过经济资本的概念，资本的诉求在经营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机制是间接的，灵活的，同时又是有效的，所以，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些机制也可以研究如何借鉴和应用到党委在治理和管理中的一些作用上。

三是党和政府在稳定发展环境维护中的作用。一个稳定的环境是金融风险管理赖以生存的基础，同时也是整个经济金融体系发展最大的风险管理。

四是党和政府在各种风险处置中的强大的号召力和执行力。这一点在新冠疫情防控和风险管理中表现特别突出，在我国处置一些重大经济金融问题和应对系统性风险中表现也非常突出。

五是国家中长期规划对于经济不确定性降低的作用。这是我国重要的优势，这个优势从风险管理上讲，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降低。这实际上也是源自于计划经济时期长期以来一直就有这种中长期规划。

六是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在不忘初心鼓舞下的强烈发展意愿及其引领下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担作为。不忘初心的教育，在这种引领下各级组织都有强烈的发展欲望，这实际上是对一种风险偏好和风险作为的肯定，对风险要积极的承担，要积极的有所作为。

七是广大党员在风险承担、经营和管理中的先锋作用和担当意识。这都是在我国的中国模式中的特色成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表现。

三、借鉴世界先进经验，走探索创新的文明复兴之路

文明复兴之路一定不是照搬照抄西方模式，也不是简单复古，我国金融管理的发展历程表明，改革开放源自于继承、借鉴与探索创新。2004年巴塞尔协议的实施，西方媒体，主要是西方《金融时报》对中国实施巴塞尔协议存在错误的解读，认为中国拒绝了巴塞尔协议，而实际上中国是在坚持按照自己的道路特色实施巴塞尔协议。实践证明中国一直在朝着巴塞尔协议的方向——加强风险管理的方向去发展，结合自己的国情，分阶段务实的向前推进。

在宏观调控和风险监管上，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如何兼顾和融合？在风险治理上，党委、资本和管理者的作用如何兼顾和融合？在风险经营上，风险管理和业务发展如何兼顾和融合？这是面向未来的金融风险管理三大关系的挑战。这三个问题都是对风险管理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在过去三四十年中我们有过很多探索，也产生积极的成果，但仍然面临较大挑战。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在未来这三个问题上，会有更加卓越的表现，也期待着我国的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党史中看百年”讲座实录

// 人大重阳

RDCY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微信号｜rdcy2013

新浪微博｜@人大重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