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博物馆0001号文物竟是一绞刑架，其背后故事令人感动又愤怒

（说历史的女人——第1713期）

（一）0001号文物

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是中华文物收藏量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其藏品多达100余万件，收藏了许多国宝级文物，比如重达1600多斤的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商代后母戊鼎（又称司母戊大方鼎）等，但被编为0001号的文物是什么呢？说来令人震惊，居然是一副绞刑架！

一副绞刑架为何有这么高的“待遇”？因为它是“杀害”著名革命烈士李大钊的“刽子手”！这副绞刑架背后的故事既令人感动，又令人愤怒：当时李大钊先生被施绞刑竟长达40分钟，远远超出一般绞刑的行刑时间！为何这么长时间呢？他牺牲24年后终于真相大白……

（二）张作霖为何要抓捕李大钊

本来做为当时的“东北王”，张作霖也是有一定历史功绩的，比如他最终并没有向日本人妥协，成为日寇侵吞中国的一个强大的绊脚石，在抗日方面有一定正面意义；但他却犯了一极大的错误，就是杀害了伟大的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这成了他永远的污点。那么张作霖为何要抓捕李大钊？为何非要置之于死地？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曾经是同陈独秀几乎齐名的人物。

李大钊不仅领导了中共早期的革命，而且在国共合作中做出过巨大贡献。1922年至1924年，他受组织的委托，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李大钊同孙中山本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1922年8月底，中共西湖会议召开，李大钊和陈独秀等均出席会议。会议做出重大决定，为了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会议结束后，李大钊便到上海见了孙中山先生，两位革命先驱相谈甚欢，不久他便加入了国民党。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中，李大钊也成了五位主席团成员之一。因此李大钊在国民党中的威信也是相当之高的。此后，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重要事务，大都是李大钊领导处理的，在他的呐喊之下，有许多热血青年都加入了革命。这在后来的一部电影《大浪淘沙》中有很好的体现。

这本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大党一合作，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完成的？但后来这个局面被打破了。

因为当时中国处于军阀混战时期，不管孙中山还是蒋介石都收拾不了这个局面。于是大权在握的北洋军阀坐不住了，他们不想让（国共合作后的）革命党人威胁到自己的利益，抢了他们的“风头”，于是开始迫害两党的革命人士。

此时，李大钊被大军阀张作霖盯上了。

1926年3月，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和张作霖的奉军交火，当时的日本人为了收买张作霖，是站在张作霖一方的。3月12日，日本派遣军舰掩护奉军舰队进逼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阵地，但被国民军英勇击退。数日后，丢了面子恼羞成怒的日本人，便联合英、美等八国援引《辛丑条约》，向段祺瑞北洋执政府发出威胁，让中国撤除天津大沽口的防务。段祺瑞宣布妥协。

此事激起了革命爱国人士的愤怒。于是在3月18日，李大钊等人领导北京学生5000余人在天安门集会，举行游行请愿活动。最终在执政府门前，学生们惨遭段祺瑞卫队的屠杀，导致47人死亡，199人受伤，酿成了震惊中外的“3·18”惨案。此次惨案也引起了鲁迅先生的极大震怒，他挥笔写下《纪念刘和珍君》等文章。

此惨案之后，段祺瑞政府开始下令查封国民党党部和中俄大学，并通缉李大钊等革命志士。在此背景下，张作霖开始跃跃欲试，欲置李大钊于死地。

其实老张早对李大钊怀恨在心了。因为，李大钊促进的国共合作，对他张作霖很不利，威胁到了他利益；而冯玉祥将军也是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与南方政府联合，同张作霖开战的。还有，李大钊还直接策反了张作霖手下的大将郭松龄（他在李大钊影响下成为著名的爱国将领）。另外，吴佩孚、孙传芳等大军阀也曾受李大钊影响，他们也对张作霖产生了威胁。这些都令张作霖恨之入骨。

（三）被捕

张作霖知道李大钊在北京，于是便命人到北京抓捕他。当时同志们都劝李大钊转移，离开北京，但他坚持不离开革命“阵地”，他说：“我不能轻易离开北京，我离开了，这里的工作交给谁？”于是，他把工作转入地下，接着战斗。

在苏联大使的帮助下，李大钊藏在东交民巷的使馆区，住在苏联大使馆旁边的俄国老军营里，继续进行秘密工作。他整天埋在书籍和文件里，不管外面发生什么危险。本来这里也是比较安全的，敌人也不敢随便到这里仔细搜查。但后来他被附近的日本和法国大使馆的人举报了（也有说法是，京师警察局抓到一个中共交通员，此人是个软骨头，供出了李大钊的具体藏身之地）。

1927年4月6日，陈兴亚等人带领300多名警察，兴师动众地闯进东交民巷，将李大钊一家人以及数十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全部抓捕。由于事出突然，有许多秘密文件都来不及隐藏和销毁，全被搜走了，据说这些文件整整装了7辆卡车。

当敌人来搜捕时，李大钊本来想开枪反击，但他的小女儿李星华就在他身边，万一开枪双方形成枪战，女儿很可能有生命危险，因此他选择束手。他用来防身的勃朗宁手枪最后被前来执行抓捕的侦缉处处长没收，并据为己有。

李大钊被捕后，开始张作霖还不敢对他怎么样，毕竟这是一位在社会上很有影响的人，国共两党都尊崇的人。张作霖的压力也很大，当时社会各界都纷纷组织救援，如果他擅自下毒手，会招致各方的抨击。尤其是老蒋，他正组织北伐军进行北伐，张作霖当然很忌惮他，蒋介石敢公开反对孙中山吗？李大钊可曾是孙中山的好友。

但有个关键问题是，孙中山此时已经去世。老蒋究竟敢不敢反对孙中山是一个未知数。

不过，尽管张作霖一时不敢杀李大钊，但不等于他会对之优待，相反，大魔头一样的张作霖对李大钊毫不客气，毫不例外地对他施加了酷刑。他要从李大钊这里获得共产党的情报，以便打击中共，并且想用酷刑击垮李大钊的意志，达到报复他的目的。

但敌人想错了。不论他们动用什么酷刑，李大钊同志都什么也不说，没有吐露组织的任何秘密，对于自己在中共内部的身份也坚决不承认，不承认自己同北伐军的联系，不承认自己和苏联以及共产国际的联系，只是承认自己在国民党的部分工作。

硬的不行，来软的。当时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利用和李大钊的同乡关系，来劝说他，并许以高官厚禄，但遭到李大钊的严词拒绝：

“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气节！绝不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

做为一介书生，李大钊的气节令杨宇霆折服，只得狼狈离去。李大钊即便在狱中也仍要坚持斗争，他不断鼓励狱中年轻的同志，甚至对狱警宣传革命。

李大钊的入狱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京津地区各大报社都为他呼吁；有九所国立大学的校长都出面为之奔走；连被誉“民国第一奇人”的杨度都出面了，为营救李大钊凑经费，他甚至卖掉了自己的宅院。

连国际社会都关注这件事了。特别是苏联，李大钊被捕后，苏联向北洋政府抗议，甚至以断交相威胁；莫斯科还发生了工人游行，抗议军阀擅自进入苏联大使馆行凶抓人。

但面对众多压力，张作霖还是不愿放人，因为他有军权，有军权就可以为所欲为，他似乎谁也不怕。他只是抓紧搜罗李大钊的罪行。但他在搜缴的几大车文件中找来找去，也没有发现李大钊的罪证，因为李大钊的所作所为全是为了中国革命的，全是光明正大的！

没有可杀的罪证，如何判死刑？张作霖正为难之时，他收到了蒋介石的一个密电，密电中老蒋主张处决李大钊。

原来，尽管老蒋表面上不敢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主张，但他已经意识到共产党势力的强大，已经威胁到国民党的地位，当时在北伐军中就有许多共产党人。于是他便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而当时李大钊已经被捕6天。很明显，他已经不再顾忌已故的国父孙中山的情面了，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李大钊岂能幸免？

有了老蒋的撑腰，或者是支持，张作霖决定对李大钊等被捕的革命者痛下杀手。当然，张作霖也征求了阎锡山、孙传芳、吴佩孚和张宗昌等几个军阀以及其子张学良的意见，他们也同意对李大钊处死刑。

于是1927年4月28日，张作霖控制下的特别法庭突然开庭，仅仅审理了70分钟，法官便宣布被捕的20多名共产党人死刑，并立即执行。

当天，李大钊等人便走向刑场，慷慨就义。当时敌人是用的绞刑，但其他人行刑都是20分钟，单单李大钊被用了40分钟，为何如此？事发24年之后，即到1951年，真相才被解开，简直令人愤怒！

（四）凶手伏法，真相大白

当年残害李大钊的主要凶手有4个人，他们分别是吴郁文、王振南、雷恒成和陈兴亚。事实上，建国后，公安部一直在通缉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但一直到1950年年末才有了重大进展。当时陈兴亚在镇反运动中，被群众举报而落网。1927年，陈兴亚任京师警察总监，就是他指挥军警闯入苏联大使馆兵营抓捕李大钊的。

在他提供的线索之下，其他凶手也相继落网。1951年6月20日，吴郁文被抓捕归案。他当时任张作霖手下的侦缉处处长，李大钊的勃朗宁手枪就是被他夺走并据为己有的。后来，雷恒成和王振南也分别在1952年和1955年被捕。雷恒成对狱中的李大钊进行过百般折磨；而王振南则是当年审理李大钊案子的法官，是他判李大钊等人死刑的。这四人都是死有余辜，最后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其中1951年落网的吴郁文供出了李大钊遇害时的情景。

当时为了给李大钊等人用刑，张作霖特意从外国进了一个先进的绞刑架。1927年4月28日下午1点左右，李大钊等革命志士走出牢房，昂然来到刑场。

第一个走向绞刑架的便是李大钊同志。因为刑具是新买的，所以刽子手就拿李大钊来“试手”了。刽子手先将绳索套在李大钊脖子上，让他站到指定的位置，然后尝试按下开关，顿时李大钊脚下的挡板便被打开了。

李大钊双脚腾空，被绳索死死地吊在半空之中……

其实这一系列动作下来，顶多20分钟，后来牺牲的同志都是用了20分钟左右，可李大钊却用了40分钟。

因为在李大钊即将窒息之时，刽子手却将他抱起，解开了绳索。等他意识清醒过来之后，劝他“悔过”。可李大钊此时愤怒地说了一句话：

“你们把我绞死吧，我的灵魂不死，革命不死！”

于是刽子手又把李大钊再次套上绳索。当李大钊身体悬空，即将窒息之时，敌人又把他放了下来，又妄想让他屈服。

可李大钊仍是对敌人冷笑一声，道：“力求速办！”

刽子手看看再不能撼动李大钊的意志，才第三次把他吊了上去……

如此，敌人对李大钊整整折磨了40分钟，年仅37岁的他才最终离去。李大钊死后，他的脖子上明显有三处勒痕，这是残忍的“三绞处决法”，简直是丧尽天良的做法！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时任文物部副部长的王冶秋在接管北平的文物机构时，专门强调必须要找到当年绞杀李大钊同志的绞刑架，并且亲自行动。终于在那年3月，他和同事于坚骑着自行车到德胜门外，在一所监狱附近的一个荒凉的破院子里找到了这副刑具。绞刑架被运回北平历史博物馆，它便成了北京市文物部接管的第一件文物，“荣誉”编号001。

如今再看绞杀李大钊等革命同志的这副绞架，这一特殊“待遇”的文物，不禁令人顿生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情：

它的框架几乎成正方形，长2.93米，高2.34米，浑身铁青，发着瘆人的冷光；上面的绳索安静的悬垂着，似乎还缓缓地滴着烈士的血迹，令人顿生恐怖之感！同时它又是那么令人敬畏，因为它曾同那些革命烈士们，同伟大的李大钊同志“亲密接触”，它曾留下烈士的体温，曾聆听过烈士的豪言，它曾见证了那一段残酷而伟大的历史！

某种意义上，这副只有几十公斤重的绞刑架，跟那座重达1600多斤的青铜器之王“后母戊鼎”的分量一样重，后母戊鼎代表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青铜时代”，而这副绞刑架则代表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革命时代，或者是“残酷时代”！希望这个时代永远成为历史。

这副绞刑架被编为1号，希望这也是最后的一号，再没有第2号、第3号，人类需要和平，人类不要酷刑！烈士瞑目！

李大钊生前曾写有一篇叫《牺牲》的文章，今录其中的一段话，与读者共勉：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文/说历史的女人·夏日漱冰）

参考资料：《李大钊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