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上门兜售核原料，中央高层喜出望外，周总理严令：查明真伪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派志愿军进入朝鲜战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凭着一腔孤勇把美军打回了“三八线”。

这场战争打出了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使得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拥有了真正的一席之地。

可许多人不知道，在上甘岭战役之后，美军见平常的武器无法对付勇敢的志愿军，便动了启用核武器的念头。

这让中央军委一度陷入无奈与恐惧中——倘若美军真的使用核武器，那中国毫无招架之力。

好在同样拥有核武器的苏联和我国站在同一战线上，所以美国不敢轻举妄动。

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我国充分意识到了研制核武器的重要性，如果不迅速把这件事提上日程的话，那我国会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但核弹自然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研制出来的，再加上五十年代的中国还处于一片贫瘠的境地，研制核弹更是举步维艰。

中国的科学家不知历经了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才让核弹成功在华夏的上空爆炸。

举步维艰

新中国成立之初，政权尚不稳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尚未肃清，盗匪横行，社会秩序混乱。

连年的战争使得国家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各行各业都处于一种百废俱兴的状态，很多百姓连饭都吃不饱，研制核弹所需的物力、财力是许多人想象不到的一个天文数字。

在基本的物质生活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更不要提发展科学技术了，我国全然缺少研制核弹所需的科学技术、科技人才以及先进设备等。

这些还只是内部的因素，当时，只有美国、苏联、英国这少数几个国家拥有核技术。

而在严峻、紧张的国际形势下，美国和苏联都不希望中国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当得知中国正在进行核试验时，美、苏想的是如何压制中国的核工业。

美国虎视眈眈，步步紧逼，对中国进行经济和科技的封锁。

而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苏联虽然明面上不好直接压制，可暗地里全然不支持中国，不愿意中国掌握真正的核技术。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在外学有所成的科学人才都情愿放弃丰厚的待遇，回到祖国为自家的科学实验做出贡献，可回国的旅途并不平静。

钱学森在回国之前遭遇监禁、折磨、恐吓，历经苦难才得以回归祖国；

赵忠尧和邓稼先都带了珍贵的资料和重要的核物理实验设备上船，在轮船将要启航时，遭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突击检查。

好在仪器被拆成了很多小部件，没被看出端倪，才得以侥幸过关。

可船到了日本横滨后又再次遭到驻日美军的盘查，他们被关进日本的监狱，一波三折才抵达香港，分批搭乘小木船至中国境内上岸……

那两年，前前后后有近两百名爱国学者回到祖国的怀抱，成为建设核事业的中流砥柱。

科学家们回国后，面临的是几乎一无所有的科学沙漠，一切只能从零开始。

中国只有几台从苏联进口的计算机，远远无法满足研制核弹所需的计算量，于是算盘、纸笔、手动计算器全用上了，以最原始的方法创造最惊人的奇迹。

1949年，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时曾请求参观原子能设施，但遭到了斯大林的拒绝。

1954年，著名学者钱三强到苏联学习时，试探性地问苏联的科学院院士：“苏联能否在回旋加速器与实验性反应堆方面给予中国援助？”院士表示：”加速器或许可以，反应堆就不一定了。”

苏联显然不愿意给予中国明确的援助，即使在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同意派专家到中国进行技术指导时，也不愿给予任何有用的指点。

苏联不愿意协助，美国步步紧逼，国内的科技进步又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国研制核弹的始路便举步维艰，根本是在夹缝中进行纷繁复杂的研究的。

好心的犹太人？

尽管研制核弹的路途艰难无比，举国上下也从来都众志成城，不言放弃，哪怕像愚公移山一般，也誓要手握核弹在世界舞台上扬眉吐气。

在攻克科学理论的同时，研制核弹最重要的是提取出浓缩铀。

不管是利用核能，还是为制造核武器，浓缩铀都是必要的，就像建造一座房子的地基，所以，浓缩铀一直都是珍贵的战略物资。

要提取出浓缩铀不是那么容易的，其中的工艺在五六十年代时只掌握在少数几个国家手里，哪怕是掌握工艺，提取出真正的原材料也很是困难。

铀是自然界中稀缺的化学元素，有三种同位素，其中只有铀235可以用作核反应。

可铀235在自然界中的含量只有可怜的0.7%，基本上需要两百吨铀矿石才有可能提取出一公斤的浓缩铀来。

精炼过程中需要极高的技术与工业水平的支持。

美国、苏联和英国掌握着浓缩铀技术，可他们自然严禁这项涉及核武器的技术传到别的国家，给他们自己造成威胁，真正的浓缩铀也不可能从正常的交易渠道获得。

我国众多科学家夜以继日地工作在研究的前线，可若没有浓缩铀这种核心的原料也是白搭。

1954年，我国的核事业还没真正启动，处于筹备状态时，竟然就有人上门兜售浓缩铀。

这到底是天上掉的馅饼，还是不为人知的阴谋？

对方是几名自称是商人的犹太人，说能卖给中国浓缩铀样本。

考虑到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中，有不少犹太籍科学家，犹太商人若是想搞到一些浓缩铀，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犹太人一向以精明的头脑著称，想利用浓缩铀牟取暴利，也在情理之中。

这个消息上报后，不少中央高层都喜出望外，只要有了浓缩铀的样本，我国就能进行深入的研究，获得提取浓缩铀的工艺，我国的核事业将会前进一大步。

当时，这件事情由周恩来总理全权负责，他深知浓缩铀对研制核弹的重要性，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切都要万分谨慎。

周总理亲自下达严令：在最快的时间内组织人才，查明浓缩铀样本的真伪。

1954年的中国还没有能鉴定铀同位素的科学仪器，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仪器，要鉴定真伪需另辟蹊径。

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落到了研究所放射化学专家杨承宗的身上。

杨承宗不如钱学森、邓稼先那样出名，可他绝对是一个英雄般的存在。

查明真相

杨承宗是江苏省吴江县人，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自小接受良好教育，长大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学习物理专业。

因为环境的原因，大学毕业后的杨承宗在国内并没有很好的前途，明明身怀抱负，却只能回到老家当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员。

而后还保不住这份教员的工作，好在校长曹惠群惜才，将杨承宗推荐给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镭学研究所。

在那里，他被安排跟着郑大章副所长学习放射化学。也许冥冥之中有所注定，杨承宗自此走上了研究放射化学的路，并且越走越远。

郑大章是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博士，是居里夫人的直系学生，他的回归，给中国的放射性研究打开了一个可贵的窗口。

郑大章欣赏杨承宗的勤奋好学，几乎是将毕生所学都传授给了这位学生。

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郑大章和杨承宗从大量铀盐中分离出了很强的新β放射源，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发现了背散射法鉴别不同支持物质其及厚度的理论。

而这个理论，正是杨承宗若干年后鉴别铀样本真伪的入口。

可惜的是，郑大章在1941年便英年早逝，杨承宗带着恩师未完成的愿望，继续放射化学的研究。

1947年，杨承宗赴法国，跟随居里夫人的女儿——伊雷娜·约里奥－居里从事放射化学研究。

在伊雷娜的指导下，杨承宗的专业技能更上一层楼。四年后，他如愿获得博士学位。

与此同时，法国的科研中心和中国的研究所同时向杨承宗发出工作邀请。

后者希望他能为处于建设关键期的祖国贡献一份力量，开出的薪资是每月一千斤小米，而前者开出年薪55万法郎的优厚条件。

国内的工作条件无法与法国相比，但杨承宗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

他生长于战乱时代，深知中华民族需要强大起来，才不会受他人欺侮。

从前他什么也做不了，可现在，他正是能使民族强大起来的人才之一，他想为祖国的未来而战。

离开前，杨承宗向导师伊雷娜请求带回实验室独有的十克碳酸钡镭标准源带到中国。

居里实验室的碳酸钡镭标准源是当年居里夫人亲手制备的，是当时国际上放射化学研究的珍贵样本。

伊雷娜夫人的丈夫约里奥听闻杨承宗要回国，专门约见他说：“你们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要有自己的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有自己的科学家，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研制出原子弹来。”

伊雷娜夫人同意后，杨承宗最终得以将十克碳酸钡镭标准源带回中国，还携带了十几箱的科学研究设备和资料。

在回国前，钱三强寄了一大笔钱给杨承宗，嘱托他购买仪器设备，可这笔钱只够买一部分。

杨承宗便用自己多年的积蓄来购买仪器设备，还向别人借了钱。

回国后为了还债，他把自己心爱的蔡司相机和欧米茄手表都给卖了。

回国后，杨承宗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参与核事业的研究。

1953年，他为了修复被日军破坏的全套镭-氡装置，右眼受到超剂量的照射，十年后彻底失明。

杨承宗把自己所有的热情和真诚放进了祖国研制核弹的事业中。

1954年，他接到查明铀样本真伪的任务，随即带领研究所的广大人才进行测量、研究。

他根据放射理论的蜕变原理制定了一套复杂的方案，巧妙地运用了仅有的简单仪器对犹太人带来的浓缩铀样本进行研究。

最终，他确定了这个样本中铀235的含量远远达不到核武器的高丰度标准，仅相当于天然铀，完全无法进行核反应。

这个消息不免让人遗憾，可杨承宗的研究证实了这帮犹太人是骗子，让我国避免了上当受骗。

这帮犹太人来到中国出售所谓的“浓缩铀”也许不是巧合。美国一直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朝鲜战争的失败又使得他们对中国恨之入骨。

此刻得知中国要研制自己的核武器，兴许就找了一些犹太人，将假的浓缩铀样本送到中国来，企图让中国进行错误的研究，这样中国必定蒙受重大损失。

如果真是这样，那美国人的阴险之心可见一斑。

可不管如何，美国想不到的是中国有的是像杨承宗这样的杰出人才，中国研制核弹的决心就像屹立不倒的泰山，支撑着我们在艰难的道路上前行。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些在数十年间隐姓埋名，兢兢业业的科学家，抱成一团在扬起的尘土里又哭又笑。

那个时代所有为核事业做出奉献的人们，为中国的未来撑起了一把保护伞，他们是真正的中国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