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寔论为政宽猛以及用发展的眼光看政治问题-细品《资治通鉴》

东汉中后期，由于皇族孱弱，所以出现了严重的外戚干政局面。而由于集权的削弱，导致不同权力集团的对立，所以出现了官场斗争，贪腐之风不绝，皇权管不到官僚的贪腐也导致政令衰败，而百姓的生活日渐困苦。面对这种情况，东汉的书法家崔瑗的儿子崔寔写了一篇《政论》，得到了司马光的肯定，收录到了《资治通鉴》中。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篇政论的现实意义。

01

原文

02

译文

03

收获与反思

崔寔也是名门之后，家学渊源。其祖父是东汉大臣、农学家、文学家，文学家崔骃，其父亲是著名书法家崔瑗。所以崔寔小的时候耳濡目染，喜爱读书做学问，受家庭影响很大。

其后由于其父亲过世，家庭资产变卖之后日渐贫困，所以以贩酒为业，但其志向远大。

崔寔在当时的名气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公元151年，汉桓帝让公卿郡国举荐至孝有操行之士。崔寔受到郡里的推举，被征到公车，但崔寔以生病为理由没有参加对策，但写了一篇《政论》。这篇文章被很多大臣所传阅，都很佩服崔寔的学问，所以之后才有太尉袁汤、大将军梁冀对崔寔的征召。

那么崔寔的《政论》里面写了什么观点能得到大面积的认同呢？在《资治通鉴》里收录了文章的部分观点。

从表面上看，《政论》首先提出了现实的问题，就是东汉当时政令已经严重荒废，上下松懈怠惰，百姓怨声载道，都盼望重新得到中兴，挽救目前的危局。所以崔寔提出了观点认为当前要解决政令荒废的问题，就要下猛药，用严刑峻法来挽救危局。崔寔提出：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也就是说崔寔认为乱世需要用重典，而盛世需要用德教感化。所以当时对于东汉的危局，应该在治国方面更严苛一些，才能让社会风气再次好转。

关于治理乱世到底是需要宽一些还是严一些，从古到今都有很多争论。因为东汉离秦并不远，而秦是亡于法律的严苛，这是很多知识分子的共识。尤其是当老百姓连死亡都不惧怕的时候，法律就成为了废纸。所以很多人就认为乱世反而应该宽一些，将法律的底限降低一些，赦免大多数人的罪，只惩罚首恶，这样法律还有存在的意义。而在盛世时，提倡以德治国，提升道德的门槛，而法律门槛也提升，这样才能引导风气的改善，惩罚做不到的人。

而崔寔在文章中提到，当时东汉的情况是法律过于宽容，对于贪官污吏的惩罚力度不严，所以认为还是应该用严刑峻法的方式，才能让社会的风气转换过来。

但我们也看到，为什么在东汉时候崔寔提出了这个意见很有现实意义呢？因为我们知道儒家的发展是把儒和法结合起来的，但后世很多时候更弱化法，而强调德，很多儒学人士提倡的复古，如孔子所倡导的复兴周礼成为主流，所以强调对社会的治理要宽，所以盛赞汉文帝等改革废除原来法家治国中的肉刑的做法。而崔寔认为问题就出现在这里。所以崔寔在《政论》中，更多的驳斥了很多大儒的复古和拘泥不化。提出：圣人执权，遭时定制，步骤之差，各有云设，不强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闻也。他用孔子在不同场合回答为政的不同为例，指出孔子之所以不同场合答案不同，是因为背景不同，环境不同，急迫程度不同，所以为政的重点也会不同。所以他重点批判了当时的一个潮流就是：俗人拘文牵古，不达权制，奇伟所闻，简忽所见，乌可与论国家之大事哉！意思就是这些只拘泥于古书，不懂得情势不同，环境不同，而采取不同政策的人是不应该听取他们的意见的。

所以我们看到崔寔的《政论》的亮点就是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不要拘泥于古训，不要顽冥不化，在不同的环境和背景下，要运用不同的政策，重点是解决问题，要不断的调整政策，让政策适应环境。所以崔寔的这番言论得到了司马光的肯定，司马光也用孔子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的观点来佐证，其实孔子本身就是支持宽严相济，用发展的眼光，因地制宜的解决问题的。

其实崔寔的《政论》中的观点，在我们现在读来，都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从五四运动以来，很多文化人都在反思中国的问题，所以就不断的有不同的人对中国的发展提出各种各样的主张，包括复古派的，包括拿来主义的。我们中国由此成为了一个大试验场，各种主义轮番上阵，但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直到熟读《资治通鉴》的教员提出了跟崔寔相同的观点，就是不调查没有发言权，我们要先摸清楚中国的问题在什么地方，需要了解轻重缓急，才能下药方。所以我们看到教员真正下到了底层，从湖南农民运动，到安源煤矿工人的生活，了解了中国底层的发展和需要，才有了中国革命的策略和方针，才有了中国革命的成功。所以教员的成功不是简单的拿了一个很多人说的苏联模式来套，而是把苏联的模式也当做了一个工具，来解决当时的部分问题。而之后在赢得国家独立之后，更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方向，不断的对政策进行调整才有了新中国建设的成功。而到了改革开放，我们的总设计师也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就是教员的思路的延续。这才有了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的发展。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我们国家经济不断发展，国家实力不断增强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知识分子坚持西方的模式才是真理，要全盘套用西方的政治，经济政策才能让中国发展得更好，甚至在我们的防疫政策上，都要坚持我们要与西方国家保持一致。读完本文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祖先在两千年前就已经意识到知识分子中间经常犯的这种毛病了，所以才有了《政论》的批判，要因时因地制宜，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能认为世界上有可以在任何场合套用的所谓模式。其实最近的世界局势的发展也纷纷在给我们上课，美国所倡导的自由经济在美国引起了贫富的严重分化，财富脱实向虚，在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下，将美国的经济拖入泥潭。而所谓的民主自由的制度的输出遭遇到了各种失败，从缅甸，到阿富汗，到伊拉克，所谓的普世价值只能是给复杂地区带来更严重的动荡和倒退。

所以对于现代人而言，读一读《政论》的好处在于，我们不否认各种制度的合理性和先进性，但是要清楚各种制度都有其条件，背景和土壤，不能生搬硬套，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中国人几千年经验的总结，我们吸收和借鉴各种制度的长处，同时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才能解决中国现实的问题，这才是全世界人民应该向中国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