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走后门”获得三次面见秦王的机会，商鞅有机会发光吗？

公孙鞅，做魏国国相侍从的时候，公叔痤就看出此人心机颇深，因为年少便喜欢钻研“刑名之学”。

这类人有什么特点呢？做人一丝不苟，不留余地，喜好钻营，且惩戒严苛。这种必会留下隐患。若天资平庸，有德无才，但也不会惹出大麻烦，但若有才无德，则必亡。

公叔痤给魏王的建议是对的，不为己所用，便毁掉它，否则，必会为自己招来祸患，但魏王还是仁慈了一点，没有完全相信公叔痤的眼光，同时也看不上一个年轻的侍从会翻起什么浪花。

放过了他以后，商鞅便有机会游走到秦国，秦国到处求才，招贤纳士，这是他生命里的一个契机。

在这样的环境中，要想自己独树一帜，鹤立鸡群，被秦王赏识，出类拔萃，是很不容易的，得有特别不一般的真本事显露才行，否则，只能归于平庸，怎么来便怎么回。

景监，是秦孝公面前的一个宠臣，商鞅找到了他，至于是怎么攀上关系的，司马迁没有说，而此时的商鞅不过是一个外地来的小子，但他一定是使用了什么办法，让景监在秦王面前为他说两句好话，而最大的好处，一定是给了景监不少的钱。

商鞅成了景监的“关系户”，通过他走了“后门”，有了见到秦王面谈的机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机会，自然比别人有了更多的胜算与闪光的机会，而更多靠自己，有机会闪光却被埋在土里的人，只能埋没。

商鞅总共找景监说情，面见了三次秦王，想想，应该使出的贿赂不低，下了血本了。

前两次面谈，商鞅的思想都没有吸引秦王，最后一次，商鞅变通了一下，总结了前两次失败的方法，抓住了帝王想快速称霸与建功的人心，从谈长时间的宏观规划到短期的成效着手，秦王一下子就有了兴趣，听他讲了几天。商鞅用春秋五霸的富国强兵之法，说服了秦王，于是任命他为左庶长（秦国非王族领政的官爵，秦国总共20个爵位，左庶长为第10位）。

商鞅一直认为自己非凡，自己怎么想的不必听从庸人的意见，施行就行了，自己是制定规则的人，不必同遵守规则的人商量。而且要变革，破旧立新，旧的礼制哪怕承袭千年，也都是有问题的，现在一定要用新法来治，要治必严，王公贵族当然同法。

在新法实行一年的时间是，便收到了数千计的投诉，百姓不适应，且都怨声连连。太子此时正好犯了法，拿他以儆效尤便是最好的震慑作用，但又不能处罚未来的继承人，只能有墨刑处罚了太子的老师（在鼻子上刻字，并填上墨）。然后新法顺利推行了十年。

又过了七年，公子虔又犯了法，也受了劓刑（割去鼻子），于是公子虔八年闭门不出。

至于太子和公子虔都犯了什么法，不知，司马迁也没说。

又过了七年，商鞅分析魏国对秦国的地理威胁，让秦王下令攻打魏国，才有机会一统天下，于是领兵出征，商鞅借机写书一封给了魏国应战的公子，假意说会面结盟，然后大家相安无事回国，结果商鞅使诈擒了魏国公子，并大举进攻，魏王不得己迁都大梁。这时，魏王才后悔自己当初的行为，没有听从公叔痤的建议，此时的商鞅已经羽翼丰满了。

商鞅出战有功，秦王奉他为相，他做相十年，为人十分高调，得罪了不少宗亲族室，包括百姓也深受他严苛法令的伤害，人人自危，不得休养生息，又连坐制，又相互举报，没有恩情。

商鞅重自己的声威，为自己立名立威，处处显示自己的才能，生活里也十分讲排场，出入都要有保镖护卫，身边守卫十分严密，实则是害怕自己竖敌太多，遭来暗害。

整个朝堂上下，对他怨声载道，此时，有一个叫赵良的人， 通过商鞅的心腹孟兰皋的引荐见了他，商鞅想和他交个朋友，却没曾想到赵良直言细数了他的数宗“罪”，并借用先前秦缪公时的大夫百里奚的故事作为对比。

百里奚任秦相七年，从不用随从，也不带防卫，始终以德行要求自己，做到与大家同样的待遇，不以相位高处自居，没有私藏，周边各国的人都前来归附纳贡，名声远播。他靠的是自己的德行，而不是像你商鞅一样走后门靠了景监的关系。

赵良指责商鞅，为讨好秦王大建宫阙，而不是以百姓利益为先，用严刑残害百姓，早已失了民心，而四面树敌，自己外出却随时担心自己被害，没有护卫就不敢独自出门。

其实赵良这个时候是用直言想劝退商鞅归隐，做到一定程度便激流勇退，不要过于贪功，如果商鞅听从了赵良的劝解，那在历史上又会是另一种结局了，可是商鞅依旧我行我素，妄自尊大。

果然，在秦孝公一去世，商鞅先前得罪的所有宗亲臣子们便开始讨伐他的恶行，无人庇护的商鞅外逃，可是，又有哪个百姓和邻国敢收留他呢，因为他自己制定的刑法中，包庇罪是要被腰斩的，告发者有赏。逃到魏国，却又因为使诈被迫让魏国丢城迁都，于是，商鞅成了众矢之的，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商鞅被秦抓到以后，他先前对太子的老师动用了刑罚，太子继位后便将他五马分尸，还示众于全民，诛灭其全家。

商鞅的结局，司马迁认为，他是因为自己天性的刻薄少恩又贪名贪位，其实，细思一下，商鞅凄惨的结局，有他无法凭借外族一人之力去改变整个宗系家族势力，更有他的自不量力，对全盘的把握与分析不够。

商鞅做到的是，向上讨好一人，而向下得罪所有。

他明白以法治国的重要性，却没有明白，法不容情是要有先决条件的，而当时的皇族，却是皇家盘根错节的宗亲势力，支持他变革的秦孝公也有他归天的时候，他却又得罪了新任国君，让自己根本没有退路，目之所及，只有当下，而未考虑长远。

更有，商鞅的“贪”，他只想用自己的才去施行严酷的刑法，却没有德治，只是一味地恐吓镇压，大家有气不敢出，却并不代表相安无事，真正安居乐业，只是当下憋在心里，其实早已怨恨已久而不敢言。但这样的情形，总是有时间的。

所以，商鞅这个人，有才，却无德。有谋有魄力，却无远见深虑。

假设，当初商鞅并没有通过景监的关系走“后门”的话，历史上，还会出现商鞅变法一事吗？商鞅还能成为流传千古的名人吗？或许只是滔滔众生里面一个空有抱负却无处施展，最后郁郁不得志，守在一处只能平淡过日子的普通人罢了，不过，这样，又有何不好呢，不至于落得个分尸诛灭全家的下场。

有时候想想，平淡是真，平淡平安，也并非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