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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坑了周边”是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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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们说:“北京坑了周边,上海富了周边”。北京的周边的确都很贫困,在2020年全面脱贫之前,周围几十个县多数是国家级贫困县,构成“环京贫困带”,与首都的繁华形成极其强烈的反差。反观上海周边却非常富庶,几乎全部是全国百强县或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

那么真的是“北京坑了周边”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是北方区域经济研究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话题。

2.如果“北京坑了周边”能够成立,那就是隐含一个逻辑:北京周围地区本来是很富裕的,它们的贫困是因为北京作为首都造成的。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考察华北地区的经济史就可以发现,明代以后随着人口的剧增,生态环境骤然恶化,是全国自然灾害最频发的地区。北京周边地区这几百年一直都很贫困,是盛产“流民”的地方,其经济落后状态是其历史积累的结果,与北京作为首都并无关系。

华北大部分区域属于海河流域,海河呈扇形状水系,有五个很大的支流,却只有一个狭窄的入海通道,由于海河流域处于二三阶梯交界处,夏天容易形成强降雨,全流域汛期径流量经常超过10万立方米/秒。而明中期以后,随着太行山脉森林彻底消失,下游河道堵塞严重,海河下游干流泄水能力仅4000立方米/秒,因此,每逢暴雨,直隶、顺天平原地带就会变成一片泽国。


(海河流域特殊地形和超乎发达的支流水系,导致它是古代中国三大害河之一)

根据记载,晚清1840年至1911年,京西南的永定河(海河五大支流之一)共决堤33次,平均每2.2年决堤一次。其中1867年到1875年的8年间,11次决堤,每次决堤两岸都变成汪洋泽乡,几乎绝收。整个华北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又属水系最发达的顺天府24州县,也就是今天北京郊区南至雄安新区的部分,晚清71年间,共发生水灾647州县次,平均每年超过9个州县被水淹,也是全国水患最严重的地方之一

除了水灾之外,明清至民国北京周边旱灾也是频繁发生,从1840年到1949年,河北(直隶)省共发生67次旱灾,平均1.6年一次。其中最严重1875——1878年、1899—1900年、1920年和1943年四次几乎全省都遭受严重饥荒。其中1875年—1878年的“丁戊奇荒”,直隶省饿死人达数百万;1920年旱灾,直隶全省120个县,有103个县受灾,当时京师报章记载,直省中南部“十有五月,未曾落雨,土地三季,未见颗粒。自今春二三月间,中户之家己绝粮食,树皮树叶早被吃尽”,这场灾难饿毙者也数十万。

水旱灾害之外,今天的河北省还多蝗灾,据统计,清朝到民国的305年,有180多个年份有蝗灾。民国时期最严重两次蝗灾:1929年蝗灾,全省86个县受灾,1933年蝗灾,85县受灾,除了太行山腹地和坝上高原的30来个县外,平原地区的几乎受灾,绝收面积达数百万亩。著名地理学家陈正祥的曾经制作过一份《中国蝗神庙的分布图》,其中显示蝗神庙密度最高的是河北及其附近的鲁北和豫北地区,这也意味着这一带是全国蝗灾最严重的地方。

明清以后的河北已经变成水旱蝗灾接连轮流登场的境地,正如当时《申报》评论感叹的那样:“多年以来,河北况呈如下态势:春夏亢旱,蝗蝻蜂起,入秋大雨,河决为患,年年往复,民无宁日。”并且越是到近世,自然环境被破坏的越严重,灾难越多,以蝗灾为例,唐代河北蝗灾频率16.6年/次,宋代5年/次,明代2年/次,清代1.7年/次,而民国达到1.2年/次。



(1917年京畿水灾,直隶103县被淹,受灾人口635万;天津全城灌水,平均水深1米多)

由于频繁的水旱灾害,导致河北省多数地区非常贫困,根据1924年华洋义赈会所做调查,全省80%以上农户在当时的温饱线以下(收入在150元以下,约等于1800斤大米或1500斤面粉购买力)。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于1934年在平西和定县所做的调查,也显示这两个地方70%以上农户温饱问题都难以满足,平西和定县还属于比较富庶的地方,其他地方情况更糟糕。

贫困导致河北省是全国逃亡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据统计,全省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在清末至抗战前流出,一部分就近逃往北京或天津,如果询问一下所谓的“老北京”的祖籍,他们的祖先多数河间府、保定府等京畿几个地方逃难过来的饥民;另一部分则逃往内蒙古和东北地区,与山东人一道构成闯关东的主力。


(近世六百年的自然灾害频发,造成了京畿的普遍性贫困)

所以,所谓环京贫困带,或者华北的贫困问题,与北京作为首都没有因果关系。它的存在是明代以来人口剧增,自然遭到严重破坏,人地和整个生态环境失衡,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导致的不断恶性循环的结果。

同样,“上海富了周边”也是颠倒了因果,上海周边的发达,并不是上海成就的,自唐代以来上海周边的苏浙地区就是中国最富庶的地方。反而是周边成就了上海作为远东金融、贸易和工业中心的地位。

3.“北京坑了周边”的第二个内在逻辑是,认为北京的繁华是建立在剥夺环京地区资源的基础上的。北京自建都起就是全世界最大都城之一,其基础建设以及城市运转的成本是极其巨大的,靠北京的自身经济能力,必然无法承担。因此,几百年来北京的城市发展,的确建立在廉价或无偿占有外地资源的基础上的。那么,北京的发达是建立在以邻为壑,剥夺家门口的环京地区的结果上吗?

在帝国时期,北京的城市建设和维持依赖中央政府的“岁入”,而根据台湾“清华大学”赖建诚对明廷档案的研究,明代“岁入”中,北直隶(今河北省)所占比重不足3%,而南直隶(江苏)一直在20%以上。并且中央政府对天子脚下北直隶一直有减税的趋势,北直隶秋税占全国的比重从洪武年间的3.88%,一路减到万历年间的1.91%。所以,今天的北京周边在帝国财政收入中一直占有很小的比重,中央财政一半以上是南直隶、浙江、江西和湖广四省贡献的。清朝大概也基本符合这个情况。

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北京迅速工业化,本地的财政能力比帝国时期有了极大提高。但是由于北京是全国首都,要承担国家性的任务,其一些重大工程仍然不免依赖中央财政的专项拨款。河北省为中央财政做了多少贡献呢?根据2019年的统计数据,中央财政收入8.93万亿,河北省贡献的国税收入2997亿,约占全国3.5%,而中央又通过转移支付返还河北3042亿元。所以综合起来,河北与中央之间的财政是“入超”状态,不是河北补贴了北京党中央,而是党中央补贴了河北。而广东、江苏、上海、北京和浙江五省市,为中央贡献的财政收入占65%以上。


(经济发达的东南四省才是支撑首都繁荣的基础)

因此,无论是明清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无论是清朝修建“三山五园”,还是当代的超级工程,北京的发展和建设所依赖的外部资源主要来自于东南发达地区的“输血”,而不是靠“搜刮”环京地区的财富。

反而环京地区因为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位置,近水楼台先得月,不断享受着首都中央财政的红利。比如,由于北京作为全国交通中心,河北省是北京铁路通往外地的必经之地,因此河北铁路密度居各省第二,也是少数全部地市通高铁的省份之一。

4.所以说,“北京坑了周边”是个伪命题:北京繁荣和发展得益于中央集权下聚集了全国的财富和人才,尤其是东南地区的财富和人才。不可想象如果没有东南赋税和人才,北京将是什么样。

环京地区的贫困是历史上就长期存在的,北京作为首都反而缓解了华北地区与南方不断拉大的差距。明清时期,北京接纳了环京地区的过剩人口或受灾人口,并可以就近利用中央财政赈灾,大大减轻了这些地方的人地负担。

建国后环京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加受益于北京。比如,2000年以后,北京不断疏解首都职能,把在京的首钢、燕山石化、金隅、北汽、燕京啤酒等知名企业迁徙到环京地区,直接促使了这些地方的快速工业化。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河北、天津成为全国经济增长最快的省市,全得益于此。2014年中央提出“京津冀一体化”之后的,产生第二波在京企业外迁浪潮,河北、天津仍是最大受益者。未来雄安新区建成后,将会产生第三波外迁潮。


(位于唐山曹妃甸的首钢京唐工厂,依赖于北京钢铁企业外迁的带动效应,唐山钢铁产量从1000万吨上升2亿多吨,一跃成为全球最大钢铁生产基地)

不可否认,近些年北京在环保和重大会议、赛事等安保方面,牺牲了一些环京地区的利益。但是总体上看,北京作为首都的存在,对环京地区的贡献远远大于负面作用。北京作为经济、金融和科技创新中心对周边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其实起了平抑了南北差距的作用。如果没有北京,整个华北的经济情况都将更恶劣,在整个中国经济版图中将更没有地位。

5.那么”北京坑了周边”的错觉是因何而产生的呢?这还要从明清以来的建都思路来讲。唐宋以前首都都是建立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比如汉唐长安所处的关中,魏晋洛阳、北宋开封所处的中原,都是当时全国经济重心所在,首都与外围没有明显经济落差,亦无首都与周边经济循环脱节的现象。

然而,元以后中国边防威胁主要来自东北方向,无论明清,还是新中国,选择首都主要着眼于国防——控制北方以及应付北方的威胁,于是选择在农耕文明边缘、经济比较落后,但是战略位置重要的燕山南麓,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地区作为首都(虽然国民政府时期,有过定都于南京,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短暂合一的时光,但是国民党内部也是反对声音不断,到1948年制订《中华民国宪法》时,多数代表主张迁都北京,很多人批评蒋介石,如果1928年定都北京的话,就不会有以后的“九一八事变”,不会有日本大规模侵华)。在贫困落后地方植入一个庞大帝国的都城,不免会出现与周围的强烈对比,也很难与周边形成一个有机的经济循环圈。以至于给人“北京坑了周边”的错觉。

尤其是1949年以来,随着中央政府能力的进一步增强,北京更加能充分吸取全国资源迅速发展繁荣,与周边的差距进一步拉开。并且,由于户口制度的出现,又人为制造了北京与周边的空间隔阂。使得环京与北京之间,不仅有巨大经济差异,还有巨大制度鸿沟,北京愈发呈现高不可攀的形象。

目前,我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四大城市经济带中,京津冀的内部差异已经成为最大的一个。这种差异虽然不是北京盘剥周边造成的,但是如何平衡北京和环京地区的发展落差,是一个亟需破解的历史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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