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伦理的道德行动者出现了变化，显性地表现为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机构行动者，我们姑且将它们称为互联网信息平台公司。与此同时，传统的道德行动者——政府、媒体、公众，它们在伦理图景中的位置和行为模式也产生了变化。政府在规制方面采取了更加前瞻式的模式以应对变革性技术的社会构建动能。
为了更清晰地展现各道德行动者之间的伦理互动结构，有必要进一步区分不同行动者的区位。个人伦理层次、组织伦理层次、社会伦理层次的区分有助于进一步明晰对此问题的论述。
第一、个人伦理层次，主要包括新闻专业主义和工程师伦理
传统新闻伦理具有很强的个人伦理色彩，记者、编辑就自己生产的新闻内容承担风险、享受赞誉。在新闻专业主义理论体系下，个人层次的伦理认知，不仅是职业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闻机构权威性的主要来源。
第二、组织伦理层次，主要涉及新闻组织和互联网信息平台
到了人工智能时代，互联网信息平台实际上部分起到了新闻媒体的功能。与传统新闻媒体更多关注新闻的生产不同，目前的互联网企业并不直接涉足新闻内容制作，但是其推荐算法实际在对新闻价值的不同维度予以赋值，随着越来越多的民众将互联网作为主要的新闻信息来源，互联网信息平台在新闻分发和互动环节产生了巨大的动能。
互联网信息平台的伦理关注点主要在数据和代码（算法）两个体系，如何合理利用平台积淀的用户数据，如何合理通过算法的中介，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是此类组织的伦理责任。
第三，社会伦理层次，包括政治和公众两个维度
在政治维度，如何处理互联网信息平台、新闻媒体和社会其他部门的关系，如何管理技术的发展方向、媒体信息的作用范围，是政治层面关注的焦点，也因此与新闻系统产生权力博弈和伦理话语冲突。
因此在更加宏观的社会伦理治理层次，政府作为主要的道德行动者，需要从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和国家信息安全的高度理解人工智能系统的信息中介效应，对其引导舆论、影响个体的能力保持伦理警觉，并逐渐清晰政府的管控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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