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老人的桂林民师情怀

廖万泰（53级11班）

【作者简介：廖万泰，桂林民师53级老校友。中共党员，1938年5月出生，广西钟山县人。1953年9月至1956年7月在桂林民族师范学校读书（53级11班）。毕业后在广西钟山县乡村小学默默无闻地耕耘40余年，其中担任小学校长20余年。多次荣获“教育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奖”，荣获“25年、30年、35年教龄以上国家荣誉证书”。1998年光荣退休。】

一、赶考四十五里

1953年秋，漫长的暑假生活早已圆满结束。全国各地大中小学校全都在9月1日开学上课了，但就是没有听到桂林民师招生招考的任何信息。奇了怪了，难道说今年的招生招考不招我们钟山县两安瑶乡的瑶胞弟子了吗？不得而知。

直到9月25日傍晚，我的二房四兄长廖万恩（时任三联小乡文书）才告诉我：

“今年我们县去桂林民师上学的学生尚欠一个名额，你去考吗？”

“去啊！干嘛不去呢？我打算他只招半个，我都要去。不过，我长这么大只在去年冬，帮老头子挑了三十斤桐油籽到升平圩一次。据说升平离钟山还有十五里路呢！我还没到过钟山呢！”

“那好吧！明天我去上班时帮你找个伴一起去吧。”

当日下午，四兄长告诉我：“人我帮你找到了，就是李春凡同学，他比你长二三岁吧！钟山他挺熟的。”次日早上七点多钟我就赶到他家，他也早已准备妥当了。两人一见面就上路了。经四小时的长途跋涉，我俩赶到中学考场。监考老师叫我们俩好好的放松放松，不要过于紧张，以免影响考试成绩。考场上一共有九位考生，六男三女，听他们的口音，属于花山乡的壮语系。下午两点半钟考第二节。我考了一个小时多点就交卷了。李春凡同学见我交卷了，他也跟着交卷了，因为后面还有四十五里路在等着我们俩一步一步的“砍”呢！容易吗？

说句老实话，我俩的这次考试才算是真正名副其实的“赶考”。你想啊，在一天的时间内，四十五里路跑一个来回，还得花上三个半小时的考试时间，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搞没了。我们可是饿着肚子考的试啊！来时，因为心里高兴，心情舒畅，四个小时就走完了四十五里地。回时，那得花五个小时。为什么呢？因为这“11号车”有意见了！它说：“慢慢来，不着急。”所以我们回到莲花街时已伸手不见五指。这么一整天的时间，我俩仅在回来时街边摊上每人抓了两个油炸面饼而已。就当时而言，这又可算是一对节约“标兵”啰！

二、求学路上

1953年9月29日傍晚，我的万恩兄一回来就向我道喜了，他说：“这次考试你考了个第一名，教育局已定下这个名额是你的了。但时间很紧，明天你一定要赶到县上住一晚，后天早上搭车上桂林。”好啊！我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实现了，我要当老师这个梦圆了！我真的要到桂林民族师范这座革命的大熔炉中去千锤百炼自己的真实本领，回来后，引领我们的革命后代朝着德、智、体诸方面均全面发展的大道上稳步前进。

但我的高兴劲也只能埋在心里，因为我是一个过继儿，我本是祖父程昆公的二儿子廖高美的第三个儿子，当我来到这个世上八个月时母亲突发恶疾，连她自己都要人照顾了还顾得了我吗？在这紧要关头，吾祖父程昆公就做主了：“这娃的八字很好，那就由老三抱回去将他抚养成人吧！”因为当时，吾叔家只有一个独女，就是我堂姐，那时她刚好九岁。既然是过继来的，那就得遵循千百年来传宗接代的老规矩，也就是说，农民的后代都得跟在牛屁股后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遗传基因绝不许有些许的差池或偏离。好像是儿子考取了外地学校去上学后，就再也不回这个家了，连儿子都丢掉了，划得来吗？不过，吾叔还是比较开通的，我的这事从头到尾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但他从不开口，既不说对，也不说不对，他知道他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如果他一开口，尚有不慎，就要弄得全家鸡犬不宁，不好收场啊！这也算是吾叔息事宁人的一种办法吧。当我正在整理衣物准备行装时，他给我拿来了一个用山藤编织的方箱子，就像是现在出远门用的小皮箱一样，他说你到学校后，上街买个小锁头回来一锁，你的衣物钱财就有保障了。

9月30日上午九点多钟，我刚想出门时，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瓢泼似的暴雨夹杂着鸡蛋大小的冰雹砸得地面乒乒乓乓响，可怕啊！好在时间不长，二十分钟后冰雹停了，狂风也顺了，只剩下大雨了。堂屋墙上的时钟近十一点半了，再一看，天空中的大雨并没有丁点儿要停的迹象。不能再等了，别说是下大雨，就算下的是铁钉、是刀子，我都得闯了。我只要闯过这一关，我今后的几十年，甚至于上百年的历史就不会是白纸一张。于是乎我挑起了我的“叫花”担子，还得将两头的小藤箱和一张五斤重的小棉被往自己的前后尽量拉拢贴身，因为我只有一把断了两根伞骨的旧布伞，真是顾得了前就顾不了后啰！

在大雨中，我足足挣扎了五个钟头，终于走到了钟山县政府大门口。当我正要抬脚上楼时，一抬头刚好与沙坪的赵科章叔打了一个照面。他赶紧快步下楼接住了我，见到我这个“落汤鸡”样子，心疼啊！我跟着他在大院里面转了几个弯，又带我到大饭堂里安排吃饭，他向两个厨房师傅交待好了后，就有事先走了。这两个大师傅知道我是去桂林上学的读书娃后，对我关怀备至。他俩把我带到一个小房间，到大饭堂里搬来了三四张双人椅子和一张小椅子，后又铲来了十多铲火红的火子堆在一起，说：“这个小房间现在是你一个人的天下，你爱怎么烘就怎么烘，直到你把所有的湿衣服都烘干了再说，好吗？”两位大师傅帮我关上门后就回厨房去了，这里就是我一个人的高温桑拿房。当我的衣服尚未干透时，我的身上却出了一身大汗，好啊！正好为我免去了一场伤风感冒啊！

我刚穿好了衣服，招生办的两位老师也到了。他们带我去招待所安顿好后，给了今晚和明天早上的餐票就走了。次日八点，他们准时来接我，那时候的车站就在现在的万客隆超市的位置，一间为售票厅，另一间则是候车室。他们带我上了车，并给了我五块钱，说是今晚在平乐的住宿费和晚饭的钱，他俩就回去了。

下午四点多钟到平乐站，那时候的汽车都是烧木炭的，所以时速只有30公里左右。五个月后，也就是放寒假回家时就鸟枪换炮了，原来的木炭车改为汽油车后，车速就翻了一倍。10月2日下午三点多钟，车进了桂林总站，司机带我进了候车室，一眼就看到民师派来车站接新生的几位同学。寒暄了几句后，又上了回学校的专车。

三、授业恩师

在桂林民族师范求学的三年中，我的图、音、体三位恩师均对我情有独钟。

先说我的图画课高仪贞老师，她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中国式贤妻良母型的中年妇女，我记得第一节她上的图画课就是写生画。写生画这个名词这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听到。高老师的要求是用你自己的眼睛盯着你要画的山、水、树、房以及人、畜、禽等等，你把它画下来，只要你把它其中的一项画下来，也就可以了。全班四十七个同学你看看我，我也看看你，没一个下笔。看来全班同学均和我一样，对这个名词感到新鲜。十分钟后，我盯着我的左手，我画手掌好呢还是画拳头好呢？画拳头。我把拳头握紧了，放在桌面上。不多时我就把拳头的轮廓画好了，再在拳头的阴暗面画上几笔，不就有立体感了吗？哎，还真的有点像模像样了。然后，我在这个拳头的右上角写上“铁拳”这两个字，我就交上去了。之后，我的这张画在同年级的其他三个班中出现过。再之后我的每次画作都被高老师带到她授课的班级给同学们评啊、论啊的。很长一段时间，很多同学见了我都爱举起左手拳头，一笑而过。

三年来，只要我有时间，我就往高老师的房间跑。她房间里除了一铺床，两个大书架外，再没有其他东西了。因为她家离学校不远，就在花桥的西桥头那条街上，家中有两位古稀老人在看着一个传统摊位。所以她在学校只要了一个房间，方便刮风下雨时用而已。两个大书架上摆的全是清一色的绘画书籍，古画、现代画、油画等样样齐全。外面书店里找不到的，她这里也都有，真可谓一个绘画的知识海洋。

1956年秋，我毕业回来后，高老师尚多次给我寄来了油画笔（扁笔）、油彩油画入门等书籍，还有多本中国画的绘画技巧等书籍。我的恩师给我的最高要求就是在学好中画、西画的基础上，进一步研讨出一种新的画派来。唉！谈何容易啊！

其二是音乐课伍耿荣老师。咋一看，他戴的那副一圈圈的高度近视眼镜，最起码都是五、六百度的。他给我的任务是一年内要学会用咽喉发出的声音来唱歌，也就是“喉歌”。也算是现代年轻人学好唱歌的第一个必须攻克的课题。1954年春，学校和共青团组织共同发出了通知，要求每个班都自编自演一至三个节目，参加全校的文艺汇演，全校要评出十个优秀节目，以作它用。我和石宗山等五位同学作为我们班的创编小组，我们编排了《拉木舞》和《少数民族语言大汇颂》两个节目。五四青年节学校汇演时，我们班的两个节目都被评为全校的优秀节目。八一建军节时学校决定将评出的十个优秀节目都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桂空军总部的慰问演出，受到了官兵们的热烈欢迎。

我记得在四月中旬，我们彩排节目时，恭请伍老师参加。他看了两遍后，没出声，只是笑笑就走了。第二天下午，他让我去了他那里，交给我一个录放机，叫我拿回来后多放几遍，叫大家也多听几遍。这个机子里只有一首歌曲，大船在河滩上逆行时纤夫们拉船时哼的号子——《纤夫号子》。当我们听了多遍后，我也猜到了伍老师的用意，我们在拉木舞中伐木工人最用大力的几个段子里换上了纤夫号子，哎，整个的情趣、情感、效果都大不一样了，在我们一起跳舞的十三人中，人人都感觉到我们真的出了一身大汗了。这就是恩师给予他爱徒的恩典。

其三，是我们的体育课朱育松老师，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就他那一身松松垮垮的肌肉来看，根本就不像一位体育老师，而是像一个病床上的弱者，可以说，当时体育场上的任何体育器械上的示范动作他都做不来。不过，他有一对贼毒的眼睛，就算他给你上的是第一堂课，只要他将同学们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后，他就能抓出一两个同学来做示范动作。每天的课外活动时间，也是他一天最忙碌的时间。他要从他所授课的班级中抽出一两个人到体育室，教会他们做示范动作，这也是朱老师自知之明的地儿。当然，我也是我们班上挨抓最多的“替身”。习惯了，也就见怪不怪啰！所以，在两安中心校的九年时间，我也习惯了这种免费的“午餐”。

比如说，当时县林业局的龙国政小伙子，他是县里跳高跳远的头号种子，特别是三大步跳远（三级跳）是他历年来的专利——冠军；我们学校的俸文甫老师是六十米、百米短跑的桂冠保持者；还有小六子等也是单、双杠上的一把好手；还有很多年轻的体育爱好者，凡是下乡到两安来的先在乡政府报到后，下一站就肯定到学校我的房间报到，喝杯茶，聊聊天。上课时间，我到操场上去了，他们也跟着出来了。因为他们也知道我是看他们来的是什么人，我就安排什么内容的体育课。当时，我和这些“不速之客”配合得非常默契，他们津津乐道，学生们乐此不疲。下课时多喊几声谢谢、辛苦啦！多拍几下手掌，再见了，欢迎下次再来。他们走的时候，也心安理得、高高兴兴而去。就像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我又何乐而不为呢？

九年来，我能顺利地完成如此众多的“外勤”公务活动的工作量，这得全归功于我的三位恩师的恩典。不！应该是四位恩师。还有一位就是我三年来的班主任——杭顺肖老师。三年来，她在如何抓好班主任工作中给我做出了活生生的榜样。在校三年，分一、二、三年，每个学期也分期初、期中、期末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重点抓什么？怎么抓？这些都像烙印一样深深的烙在了我的脑子里，永远都抹不掉了。就是在七十年后的今天，我都八十四岁了，依然历历在目，就像是这几年发生的事情一样，所以才逼得我拿起笔来，留下这么点儿笔墨给后人，这也算是我给后人留下的一点儿心意吧！谢谢了，我的恩师们！

那些年，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在众多的教师群体中，我还算是一个集图、音、体均能拿得起、放得下的少数人中的一员！同时也是县上“两局一委”小有名气的活泼可爱的“大炮头”呵呵！

（此文写于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