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鲁迅：月薪达360大洋，仕途前程似锦，何以突然辞职？

很长一段时间，当鲁迅厉辞诘责批判当局之际，他的处境和身份其实是蛮尴尬的。有人说他，“俨然是身在曹营的徐庶”。

这就是说，作为“鲁迅”，他靠着勤奋写作闯出大名堂，成为最顶流的“大文豪”，可这到底只是份业余工作；他正式的职业，乃是民国政府公务员“周树人”，还是跟高阶的职务，本身就是体制内的一份子。换句话说，正是迅翁所痛斥的对象，每月给他发工资，提供经济保障，养活一家老小。

这个官员身份、这种矛盾点，一度让鲁迅颇有窘态，不止一次自嘲说“我是做官的”，也不断引起对手的攻讦和嘲讽。他此生最耿耿于怀的一个人身攻击，就是在1925年的笔战中，陈西滢的阴阳怪调含沙射影：“从民国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从没脱离过。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贿选，他在教育部”……这些话，诛心之钺也，暗戳戳指他“同流合污”，是“人格卑污”的“两面人”。

下图\陈西滢（1896年—1970年），晚年在伦敦

就连关照有加的学生高长虹，也冷言冷语口吐芬芳，说什么“他的教育部的职业，初知的时候觉得很奇怪，又很好笑”云云。

这些人，站在道德制高点，说话不腰疼，意在将鲁迅的官场身份坐实为“污点”，仿佛所有领民国政府薪水之人都是出任“伪职”似的。1980年代以后，一些人“起底”鲁迅，配方万年不变，竟还是这个老招数。

这种漫诞不稽也居心叵测指摘，当然不值一提。早期的鲁迅并不反对民国，且还是最早一批革命党人，民国一众元勋都是他师友，如何不能在民国任职？倘他志在报效社会、实现人生价值，怎么就不能从事公务员，政要的变换与他何干？在教育部当“佥事”是领民国政府工资，难道在北大做教授就不是？

况且，公职时代的鲁迅，不但并不和稀泥，而且依然血性满满：当张勋复辟帝制时，他无惧失业当即引退，以示抗议与不合作的态度——尽管彼时敲掉这个公务员饭碗他没任何其他收入，有可能走上老友范爱农、乔大壮的悲壮结局。恰是陈西滢们这些“正人君子流”，为了保住民国政府大学教授之位，连博士学位都是虚造的。陈西滢的责难，是上纲上线也不合事实。

鲁迅，从来都不是热衷官场之人，他在漫长的公务员生涯中没有留下任何瑕疵，清清白白廉洁奉公，完全可以堵住那些臭嘴。但是，这样一个事实确实又是存在的：栖身官场近15年，他一直都很矛盾，很是纠结，甚至时常为之痛苦不堪。很长一段时间，他都陷入该去还是该留、应随波逐流还是积极做事的灵肉分裂之中。平淡下的压抑、生而为人的憋屈，被激发淋漓尽致，又内敛而克制。

整个1920年代，《鲁迅日记》里的“官老爷”周树人，其“人设”基本就是一个“颓废大叔”形象：既鄙夷官场又随俗浮沉，既勤于职守又不断自我怀疑，精神包袱非常沉重，身心状态都是暮气沉沉的。所谓“十年抄碑”，大抵与他这段为官生涯重合。我读《鲁迅日记》，总疑心他当时患上深度抑郁症，而源头就来自压抑郁结的公务员生活。想甩开又需要，这是鲁迅的“男人四十”之苦，演尽了中年男人的隐忍与悲哀。

因此，反过来又可以承认说，对于这个公务员身份，鲁迅自己为何“恋栈”、为何因此不安、后来又何以会一反常态断然挂冠而去，确实是很有意思的点。

对于“时为公务员的鲁迅”，过去人不解内情，总同情他是“沉沦下僚”、“区区小吏”，可从近年一些研究看，这里面只怕充满误解。

1912年，鲁迅32岁，在“贵人”蔡元培提携下，正式参加工作。直到1926年，也即46岁那年，他才毅然决然地“净身”辞职，摆脱体制羁绊，换取自由身。他的“公务员”生涯，足足占据15年的壮年时光。而从现有材料看，寄身体制内的鲁迅，职位并不低，待遇也堪称优厚，前途更是一片光明。

下图\辛亥革命后大清学部更名为中华民国教育部

鲁迅供职的单位，是民国政府教育部，属部级单位，职务是“佥事”。这“佥事”到底是啥官，一般意见是相当如今的科长。但前几年，南开大学李新宇教授有长文考证了，从民国初年官制的看，实际远比这个层级高，妥妥“高等文官”。在鲁迅小说《故乡》中，“豆腐西施”会对“我”说：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这话是有的放矢的。

要知道，鲁迅的佥事一职，是由大总统直接任命的；而在彼时的教育部，比他还高的只有总长、次长、参事、司长等共 10 人，是社会教育司第二号人物，怎么可能是“小吏”？李新宇教授的结论是：其行政级别，比拟晚清品级相当正四品，放在现在则是副司级，而且掌握实权。也就是说，鲁迅的“官职”，肯定说不上显赫，但也绝对不小。

下图\鲁迅与之打官司的上司章士钊

而且，从《鲁迅日记》看，鲁迅在教育部任内，总体还是颇受赏识的，尽管一点都不积极，尽管晚期确实风波不断，但也一直在逐步升迁，基本是“每两年就升一级”。参加工作第4年即1926年，就“晋第三级俸”，是佥事及荐任官的最高等。李新宇教授说，那时的鲁迅，论待遇“已经不在司长以下”。

公务员时的鲁迅，工资也是非常高的。他刚参加工作时，月工资到手是240 元；两年后是 280元；四年后，升至300大洋；据1924订立的《社会教育司职员表》，当时的“周树人”应得月薪是360银圆。也就是说，在辞职之前，鲁迅的公务员月薪，不低于360大洋。这是什么概念？

1920年代中期，京城保姆月薪才2元，北京面粉厂工人每月7元，地方县科员月薪50元，报馆总编辑月薪150元，上海人家月入超过50元属于小康，鲁迅的360元月薪如何不是“人上人”？那时的鲁迅，之所以也会捉襟见肘，是因为接连买了两处北京四合院，是有几十号口人坐等待食，尤其还有个挥金如土的嫂子，搬回多少都不够。

所以，仅从待遇看，鲁迅的这份公务员工作，可谓良差。京官素来难做，他祖父当京官之日得绍兴老家接济，，二品侍郎都穷到没钱下葬，同乡李慈铭贫瘁到要典当棉袍开火，境遇岂非天上地下？老师们爱说，“鲁迅先生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其实他的收入只怕要超出当时90%以上的国人，即便是早期。

下图\暗中给鲁迅使绊子的上司傅增湘等

所以，鲁迅不喜当官，心中隐隐早有归计，但他需要这份工作，也找不到理由辞职。

依鲁迅的天性与爱好，当官当然是出于不得已，是谋生之需。晚年时，他曾直白回应嘲讽，“目的是在弄几文俸钱”。夏丏尊的《鲁迅翁杂忆》还说他最喜欢拿官吏戏谑。

他出身破落读书人家庭，“祖宗没有遗产，老婆没有奁田，文章又不值钱”，进身之路别无他途。可矛盾在于，他对功名利禄嗤之以鼻，对官场那一套深恶痛绝，对于任何官员几乎都没好言语，尤其是民国政府让他越来越失望，对于每天坐班敷衍或忙碌于琐末猥杂，自然会觉得是浪费生命。但要辞掉这份稳定、优厚、有地位的工作，若非被迫无奈或计划周详，他不敢轻举妄动。

下图\鲁迅“工作室”

从周作人回忆来看，鲁迅本来只想到上海当个编辑，可投了简历却没入选；在老家屈尊当个中学教师，又举步维艰一地鸡毛落荒而逃，直到北上教育部任职，人生才打开新天地。从现有材料看，至少在1924年之前，他还没有真正的心理准备，去辞掉这个公务员职务。自家理想重要，还是全家人吃饭问题更亟需，至少在早期答案不言自明。所以，1926年7月的鲁迅，何以突然快刀斩乱麻放手不干了，反倒成为一个疑点。盘究起来，也是意味深长啊！

其一，讨厌官场，不愿上班浪费生命，当然是“首当其冲”的原因。据许寿裳回忆，鲁迅供职的教育部，虽说是民国了，可每日蒸腾弥漫着的，依然是旧学部的衙门风气，各种抽烟打牌叫局，各种迎来送往歌功颂德。鲁迅局促于社会司偏东北一大通间办公，“枯坐终日，极无聊赖”，10多年来都不胜其烦，又无可奈何。给老友写信，他说是“枯坐衙门中，怀想弥苦”。

下图\在挚友许寿裳引荐下，蔡元培招鲁迅进入教育部

更困扰他的，是公务员事务的无聊、繁琐乃至无意义。鲁迅任职时，教育部多数坐班时间是8：00-16：30，他每早起床，不过早喝杯茶就去上班，中午与同事在西单大街一餐馆包饭，晚饭时分才回家，几乎15年如一日，看似老实本分实则是消极沉闷。新上司的刁难、永无休止的会议、避无可避的应酬与仪式、想好好尽责办个图书馆却到处受气、而且还时时欠薪，种种官场怪现状都让他身心俱疲，心境甚是颓败。

难道真的在这里吃饱等棺消磨余生？这当然不是鲁迅。他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出现在1924年：那一年岁末，他统计全年开支，惊奇地发现，其业余的稿费收入竟然超过了本职收入，足足占了59%！那是报纸盛行、版税制定、码字就有钱挣的新时代，鲁迅恰逢其会。而且，也正是在那前后，他的名气更大了、约稿更多了、稿费更高至千字5—15元，这一切让他愈加有底气了。

既然在家写作就能过上优渥的生活，何苦还去机关苦熬？这个经济来源的大变动，很自然令他萌生去意。“娜拉出走以后”，有钱才能保障独立与自由，这是鲁迅下海做“自媒体人”的第二个动因。

此外，还有三个人生境遇的大动向，应该是最终促使鲁迅下定决心的直接原因：不仅要告别旧生活，不只是辞掉体制内公职，还要毅然离京，离开朋友圈、离开过往的人们，到人生必地不熟的南方即广州上海等地，去开启新的生活。

这三大原因，时间线上几乎是交缠重叠的，都在1923年之后：1，是与亲兄弟周作人突然交恶；2，是终于遇上了生命至爱许广平；3，则较鲜为人知的是，除了章士钊之外，他与三级上司夏曾佑、高步瀛、傅增湘都闹不和，这些人暗中频频作祟，另其厌恶感到了忍无可忍之地，这些“内幕”日后的《谈所谓“大内档案”》诸文都有提示。过去，他是后无退路不免忌惮，如今龙飞于天海阔天空，又何须一再委屈示弱？“老子不干了”，这是鲁迅疾恶如仇的硬气。

总之，周作人之事，让他感觉整个京城都是伤感之地，因为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都充当着“如父长兄”的角色，这起突如其来的风波不啻为心灵最重大的撞击；与许广平，由于毕竟有家室在身，又是师生恋，人情物议上都逼迫着他要考虑远离眼下之地，另辟爱巢；而上司夏、高、傅三人，虽说都是近代大学者，可确实都属“复古派”，在清流自持的鲁迅眼里，无一例外都是“阴鸷可畏”、“可恶之至”，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在1924年前后，这几件大事日日纠缠，辞职遂成为必然。

1926年8月，“公务员”周树人，正式递交辞呈，每月360大洋的高薪弃若敝履，彻底告别15年之久的仕途生涯。随着身份的转换，现代中国最伟大的独立知识分子鲁迅，也正式开启了他最辉煌璀璨的“自由撰稿人”余生。鲁迅，不是住在荒郊野外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的挂冠而去自然也有重重现实考虑，但他这一行为本身，也是以事实彰显他的风骨的。民国文人，遍地风流，但是为了心中理想、为了所坚守的精神，不愿低头宁折不弯，真360大洋工作都不要的，想来想去都惟有鲁迅一人。

前贤嘉言懿行，俱已皆成昔日佳话，杳不可追。挖掘这一段“鲁迅前史”，其实也是秉温故方能知新之义，排除历史的偏见、文字的遮蔽，还历史以本来的面貌，褪去浓妆艳抹、刻意修饰，也让一个真正的鲁迅、一个也会愁绪萦怀的鲁迅、一个同样为工作为钱财为生计犹豫的鲁迅，回到人世间中来。从无可奈何当着公务员，到立定主意辞职专事写作，鲁迅几乎纠结了15年。这样的鲁迅，也许不够英雄主义，反倒是更真实的，更可爱的，也是更伟大的。

是啊，毛姆说“此间哀乐都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有谁，不是裹着满腹隐秘与心事，仿佛若无其事地活着笑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