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唯一能养活100万匹马的地方

世界上有哪里能养活100万匹马？

这个问题要是放在当下，答案大概并不唯一，但要是放在中古世界，答案却是唯一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还要从龙城在哪里谈起。

在昨天的文章中，我们通过考古与历史材料的比对，基本确定了龙城的位置。然而，真正的单于庭又在哪里呢？

01

鄂尔浑河谷大草原上的王都

如果说龙城是匈奴单于、贵族用于「礼仪、祭祀、会盟」（考古简报语）的礼制性场所，那真正的单于庭是否应该离龙城不远？

毕竟无论是龙城、还是单于庭，都是匈奴「王权」的象征，单于不太可能从单于庭跑上十万八千里来到龙城祭祀。

不过，辛德勇教授却倾向于单于庭距龙城较远的看法：

「我看《史记·匈奴列传》和《汉书·匈奴传》记载的情況，以为作为「匈奴人的统治中心」的『单于庭』和作为其『重要礼制性场所』的『茏城』，这两所建置之间理应有较长一段距离，两地似乎不会密迩相邻。」
——《谈谈那个并不存在的「龙城」》

但他也并没有否定二者同处一个区域的可能：

「......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两地同在今塔米尔河谷地的可能。」
——《谈谈那个并不存在的「龙城」》

塔米尔河是三连城遗址所在地。塔米尔河是蒙古国最长河流鄂尔浑河的一条支流，鄂尔浑河发源于著名的杭爱山，向北与色楞格河合流，最终注入贝加尔湖。

而三连城城址的具体位置，便处于塔米尔河与鄂尔浑河交汇处不远。

谈论匈奴帝国政权中心的可能位置，必少不了这条鄂尔浑河，它就是蒙古高原上的「母亲河」。

鄂尔浑河- 塔米尔河流域及其周边是北方草原帝国的中心地带，三连城考古简报中也说：

「和日门塔拉城址所在的鄂尔浑河- 塔米尔河流域自古以来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活动的腹心地带，也是匈奴政权的核心区域。长期以来，学界认为匈奴单于庭和龙城应在这一地区。」

如今，可能是龙城的三连城遗址在这一区域发现，也不排除作为王都的单于庭在这一带的可能性。

无巧不成书，2020年7月，蒙古国国立乌兰巴托大学考古学者又公布了一项重要考古发现，称在离三连城不远处的后杭爱省额勒济特县（Khushuut），发现了一处新的匈奴城址（始发现于2017年）。

更让人振奋的是，考古工作者在城址发掘中发现了一个汉文瓦当，上面清晰地写着四个汉字「天子单于」。

「天子单于」汉文瓦当。此外，瓦当残片上还有「与天毋极，千□万岁」字样，合起来应为「天子单于，与天毋极，千（秋）万岁」。
图片来源：新华社

消息一出，很多人大呼「龙城」终于找到了！

但此时，他们仍是将「龙城」当作「单于庭」；同时，额勒济特县的这处城址是否真为「单于庭」，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这处城址2020年才开始正式发掘，目前收获与披露的考古成果还十分不足。

但无论如何，这为寻找「单于庭」又提供了一丝线索。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在寻找「龙城」（及单于庭）的道路上，又进一步。

更重要的是，额勒济特县匈奴城址的新发现，也为鄂尔浑河流域是草原帝国中心地带的观点提供了又一条考古证据。

无论单于庭具体在哪，在谈及匈奴帝国，乃至突厥、回鹘、蒙古等所有北方草原帝国时，都无法避开鄂尔浑河流域。

以位置已十分明确的蒙古帝国时期首都哈拉和林（Karakorum）为例。

哈拉和林兴建于13世纪初成吉思汗晚期。成吉思汗去世后，窝阔台汗正式将哈拉和林扩建为蒙古帝国首都。

蒙古帝国横扫欧亚大陆，哈拉和林一度成为世界的中心。而哈拉和林的位置正是鄂尔浑河流域的焦点——鄂尔浑河谷，处于蒙古国前杭爱省西北角，与处于后杭爱省东南角的三连城遗址也紧紧比邻。

鄂尔浑河谷（Orkhon Valley）是鄂尔浑河冲出高山后，在峡谷口两岸形成的一片开阔河谷地带，养育了一片广袤无垠的肥美草原，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能养一百万匹马的地方」（历史学家罗新教授语）。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与自然资源，使鄂尔浑河谷长期是北方草原帝国的政权中心地带。

鄂尔浑河河谷（局部），一片广袤无垠的肥美草原地带。
图片来源：Wikipedia

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Orkhon Valley Cultural Landscape）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这里不仅有公元13-14世纪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还有公元前3世纪-公元2世纪的匈奴帝国遗址、公元2-4世纪的乌桓与鲜卑遗址、公元4-6世纪的柔然帝国遗址、公元6-7世纪的突厥帝国遗址，以及公元8-9世纪的回鹘帝国都城遗址——哈拉巴勒嘎斯城址。

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中极具中原文明风格的建筑。
图片来源：UNESCO，Ko Hon Chiu Vincent/摄

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中极具中原文明风格的碑刻（残存）。
图片来源：UNESCO，Ko Hon Chiu Vincent/摄

左侧依上自下：鄂尔浑河谷、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回鹘帝国首都哈拉巴勒嘎斯（回鹘古城）。
图片来源：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中蒙联合考察燕然山铭汇报展」展览陈列图

公元9世纪回鹘帝国被灭后，回鹘将政权中心从鄂尔浑河谷移至今天的新疆吐鲁番地区，逐渐形成后来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

而在回鹘人向西南迁移三百年后，蒙古人又重新将鄂尔浑河谷变为蒙古草原帝国的政权中心。

而后，蒙古人一直占据着这片地带，直至今日。

也就是说，自公元前3世纪匈奴帝国崛起，到公元13世纪蒙古帝国崛起，鄂尔浑河谷几乎一直都是草原帝国政权中心地带，中间只有回鹘帝国灭亡而迁移后的10-12世纪出现权力空缺。

蒙古帝国及元朝建立后，草原帝国政权中心逐渐从漠北转移到漠南，鄂浑河谷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但却一直在蒙古人的国土之内。

鄂尔浑河大转弯。
图片来源：豆瓣个人账号-墙头马上Hao/摄

上述各大草原帝国城址均汇聚于此，延续1000余年之久，除了说明鄂尔浑河谷之重要性外，还对于我们重新理解草原帝国、重新理解游牧文明，有着颠覆性的认知作用。

其一，传统观点认为，北方草原帝国的政权是凌乱的，统治部族时常更迭，且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其领地也是飘忽不定，故缺少像中原王朝那样连续的、稳定的政治秩序传承；

然而事实是，草原帝国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原王朝一样，有着自己清晰且漫长的政治延续性，几乎从未间断。

其二，传统观点认为，北方游牧文明较农耕文明落后，在游牧与农耕的交流冲突中，农耕文明往往占主导地位去影响游牧文明。

而事实是，游牧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形态之一，其有自身的产生、发展脉络，并且自成一文明体系。游牧文明是与农耕文明同等重要的一大人类文明系统。

从历史上我们也能看到，中原农业帝国与北方草原帝国的冲突、交流从未间断过，西周的犬戎、秦汉的匈奴、南北朝的鲜卑、隋唐的突厥、宋至清的蒙古。

也许文明的本质就在于，不同的文明系统在交流与冲突中，不断演化、不断促进，最终形成人类文明的多元形态。

纵观延绵2000余年的草原帝国，用一句不严谨的比喻来说，鄂浑河谷之于草原帝国，就像长安、洛阳之于中原王朝；匈奴、柔然、突厥、回鹘、蒙古的政权更迭，就像中原王朝的唐宋元明清更迭。

这也是专研北朝史与内亚史的罗新教授一直强调的：

「不管那些游牧民族从哪里起家，最终他们都会把政权重心放在这里。鄂尔浑河谷也是匈奴、柔然、突厥、回鹘和蒙古帝国的政治中心。」
——《罗新：游牧民族是如何参与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的？》

鄂尔浑河河谷局部。
图片来源：Wikipedia

重新理解草原帝国，不仅仅有政治体系与文明体系上的，还有地理视野上的。

如果从更广阔的地理区域来看，鄂尔浑河谷地处广袤的欧亚大草原之上。欧亚大草原处于北纬35°-51°，西起欧洲多瑙河下游，向东经东欧，至蒙古高原，以鄂尔浑河谷为政治中心的草原帝国，在欧亚大草原上纵马驰骋，形成历史上多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草原帝国。

鄂尔浑河谷就是草原帝国的心脏，它联动着整个东西方，南可度阴山、下中原，东可至东欧、据中亚。

在中国视野中，北方草原帝国常年南下侵扰，而在西方视野下，草原帝国西向的扩张也时常发生：

蒙古帝国在建立之初的西征，通过东欧大草原直入欧洲；古代中亚地区的突厥化，亦是以鄂尔浑河谷为中心的突厥帝国在西部世界势力的扩张与影响。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北方草原帝国的历史自成体系，而并非只是中国史研究的「附庸」。

而在传统史学观念中，它只是《史记》中的《匈奴列传》，只是《后汉书》中的《乌桓鲜卑列传》。

看待「龙城」或「单于庭」也是，站在传统中国史的视角，它只是与我们有关的、异域帝国的一座王城。而站在「内亚史」的角度来看，它更是整个草原帝国及游牧文明的缩影。

内亚（Inner Asia）是近年来被普遍使用的一个学术概念，多指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亚洲大陆腹地。而以内亚史为视角，不仅能重新理解草原帝国，也能重新理解我们自己的中国或中原历史。

草原帝国的内亚史是自成体系、独立于中国历史之外的，但它又与中国历史（或说中国历史与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很多历史都记载于汉语言文献中。从西周至明清，中国影响着内亚，而我们的历史中也从未缺少过内亚因素——有时二者甚至合为一体。

内亚因素对中国文明的塑造，不亚于中原因素对内亚文明的影响。从整个人类历史来说，每个族群、国家、文明体的历史都是一部不断「胡化」的历史。对于内亚因素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罗新教授在其名篇《内亚视角的北朝史》中说：

「中国史从来就没有缺少过内亚因素的参与，这种参与有时甚至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
内亚视角的中国史，要求有更多的研究者深入了解内亚，而不是站在长城上向北手搭凉棚眺望一番而已。」

不只是站在长城上向北眺望一番，这句话所传递出的观念也极为重要。即我们如果要做到从内亚视野重新审视中国，首先要做到真正理解内亚，而不是那种传统的、只将北方草原帝国历史视为「附庸」的研究。

这种观念总结成一句话便是：「走出民族主义史学」。

《走出民族主义史学》，也是罗新教授的又一名篇：

「无论是身处、生活在哪一个民族-国家，我们都事实上共享同一个历史，而且也共享同一个未来。这个认识要求我们所讲的历史，固然是为某一个人群、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国家的，但也要超越这个具体的人群、地区和国家，最终可以成为人类整体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走出民族主义史学》

《走出民族主义史学》一文，收录在罗新教授著作《有所不为的反叛者》一书中。
书名：《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作者：罗新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年：2019

「最终可以成为人类整体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是现代史学研究的必然要求。

历史的扩大首先是史观的扩大，也是视野的扩大，这与全球联动的扩大紧密相连。在真正的、具有现代性的全球化出现之前，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所著历史都只是关注于自我的「区域史」，于是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中心主义」，如「中原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等等。

在「中原中心主义」下，匈奴、鲜卑、突厥、女真、蒙古的历史都是突然出现的，他们不与中原产生联系，我们便不会去关注它，更不会思考这些草原帝国如何塑造了我们的文明。

但无论是何种「中心主义」，在今天看来都是「狭隘」的。我们当然没有理由去苛求古人，因为他们看到的世界是有限的，但我们却有十分之理由来要求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与时代已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