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平
我最近一次去看望伯母，伯母在住院。住院对于她来说真是纠结的事，她最近进医院几次，病没好便出院，出院没几天又住院。
她有很多理由要让自己出院，但归根到底是已经并且还要花了很多钱，而她的积蓄已经花光了。她说她每年要打些氨基酸，就不会气喘，她要花一个多小时走三里地来到墟上，在私人诊所打完针又花一个多小时走到家里，但我很怀疑她这种道听途说的药方是否对心脏病有效。
八十八岁的伯母认为自己还可以做很多事，可以不依赖任何人，但我每次看到她都觉得她比以前老了。她已经不是那个早上挑蛋去宁化贩卖，下午又赶回来的年轻的伯母了；她镶的假牙也已经不堪重负，我曾看见她吃饭的时候，挟了一块肉犹豫不决，最后狠心地甩在地上。她嘴里喃喃说了些什么，我吃惊地看着地上的肉片——两只鲜艳的阉鸡飞快过来，争夺地上一整块的肉。
已经老了的伯母在听说我又来看她的时候就坐在病床上，她刚刚睡了一会，气色还算好。她说明天就可出院，我问她是不是医生说的，她说医生说没问题就可出院。
我觉得医生和患者的这种对话，很有值得回味地方，他们之间的谈活焦点似乎有着异常默契，跟病本身没有一点关系，而且尤其适用于老年患者。 你说病好多了，那他就说可以出院，说些无关痛痒的注意事项； 如果你说还有问题，那医生就继续给药，直到你觉得到底还住不住，终究不是身体的问题而是钱的问题的时候，主动权就在你了。
伯母大致属于这种情况，不过她说脑袋还是有点晕，但这不影响她执意出院，她给出的理由是老年人就是这样。
伯母住的是传染病房，医院最后面的一栋平房，一个十多平方米的房间摆了四张病床（这有点不像是一家县级市的主打医院），但再简陋也不愁没病人，连走廊里也排了一溜的病床。
伯母边上的病床上躺着一个中年男人，戴着口罩，两只眼睛空洞地看着我们说话。墙壁上挂着一台泛黄的空调，风摆张开，露出黑黝黝的空洞，没有运转，有人怕吹空调。
走廊上响起急促的脚步声，一位矮个子护士行色匆匆，走进病房要求病人家属立刻离开。堂妹说我哥从老远的地方来，多呆一会，护士坚定拒绝，说省里来检查了，这是关系到自己饭碗的事，马上，马上，快点，快点！
我被赶出病房，走廊的门也关了，护士守在门口，长长地舒着几口大气。
我在病房门口和堂妹说了一会话，对面那栋病房过道上，有一个穿着病号服的患者，推着轮椅，出现在我视野里。灼热的白色的阳光似乎在后面推搡他，但他仍旧走得很慢，尽管前方无一处荫凉的地方，但看他并不在乎，他依旧慢悠悠地推着轮椅，从他身边走过的人更让他相形见绌。
他可能在轮椅上消磨了很多时光，但今天终于能够站起来自行迈步，这可谓巨大进步。这种进步是在退步停止之后的进步，是一种绝望到希望的一种进步，只有能站起来，才有了人的尊严，有了独立，有了思想。
我小的时候，每次离开老家，伯母总是泪眼婆娑，叮嘱我放假就要回来。她站在门口如一棵树，一棵茂密的树。如今，这棵树老了，枝叶稀疏，不能庇荫，不能开花结果，也不能成为一道风景，但——
它是我整个的老家。
供图谢平（路开文化）
谢平，江西广昌人，赣南师范大学1980级中文就读，曾为天津某物流公司总经理，现居广昌。教育系统工作，散文作品见《厦门日报》等报刊，赣州路开文化文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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