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鬓虽有几缕鹤发，但身姿轩昂、对答滔滔不绝，这是“人物”栏目组见到江苏省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江苏省产业教授、中研绿色金融研究院董事长束兰根的第一印象。
从中学教师到银行行长，从科技金融创新引领实践者到绿色金融研究领头人，束兰根的履历既是一部奋勉求索的个人奋斗史，更是1983年我国金融体制正式向市场化转变后快速发展近三十年的潮流发展史。 带着对束兰根个人经历以及对“什么是新的金融风势”问题的探究与好奇，“人物”栏目组展开了对束兰根的访问。
陈凯文：您好束老师，非常荣幸今天能采访您。我们知道， 2018年8月15日，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在国研经济研究院、南京市江北新区管委会、江苏省金融业联合会和陆家嘴绿色金融发展中心共同倡导下，南京扬子江畔成立了中国第一家致力于绿色金融研究领域的专业化、股份制智库平台——中研绿色金融研究院。作为“绿色金融”领军人，能否先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是“绿色金融”？
束兰根：好的。“绿色金融”是一个专有名词，国际上称为“环境金融”“可持续金融”，在中国也称为“绿色金融”，是因为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其中就有“绿色”。“绿色金融”正式定义是2016年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指导意见》以及2016年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上中国推动了把“绿色金融”写进G20公报的背景下产生的。
准确地讲，“绿色金融”是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其本质还是金融，核心功能是发挥金融资源配置、市场定价及强化风险管理。说直白一点，第一用金融资源（信贷、债券、保险、基金等）去支持绿色产业。什么是绿色产业？国家发改委2019年3月发布的相关文件（《绿色产业指导目录》）中明确规定了六大类30个二级门类210个三级门类，所有这210个产业门类都被称为绿色产业。第二，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气候变暖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冰川融化、极端天气等）问题，联合国1988年专门成立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对气候变化科学知识的现状、气候对社会、经济的潜在影响以及如何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可能对策进行评估。在这方面也就产生气候投融资工作。第三个要支持的就是资源高效节约利用，比如新能源等。这三点就是绿色金融要支持的。
陈凯文：好的，“绿色金融”简单来说就是“用金融资源助力绿色产业发展、适应气候变化以及资源高效节约利用三个方面”，我们记住了。从您的报道当中看到您说，“生命就是一场不辜负自己的折腾”，您的履历是一部妥妥的励志剧，您也一定清晰地记得自己人生中的几次重要转折，1988至1992年您还在江苏大丰新团中学教书育人，1993年您考上了南京师范大学全日制研究生后还兼任了当时新华报业旗下发行量、覆盖率最大的《服务导报》专版记者与编辑。1996年，您研究生毕业进入交通银行工作。从人民教师到专版记者再到银行从业，这中间的因缘际会能给我们说说吗？
束兰根：应该说职业的选择其实是具有一定偶然性的。比如八十年代，我在大学是师范生，那会儿是包分配工作，所以我就被分配到学校当老师。在学校的时候就感觉到自身知识的积累还是有欠缺，所以就想到读研。1993年我考上研究生，是当年我们县里在职4个（考上研究生的人）之一。在读研期间我开阔了视野，也正好有这个机会，1993年底新华报业招聘记者，于是就去考试，我的成绩算是比较好的，在学校期间“朱敬文奖学金”“华藏奖学金”这些都是满贯，所以这个考试比较顺利就通过了。做了3年记者，到1996年7月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拿到三份offer，一份是南航大，第二份是南京市工商局，第三个就是交通银行。权衡后我进入银行工作，从普通员工干起，发展还是很快的，1999年起任省行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等，2006年初被总行提拔为省分行副行长，2010年又被调任苏州分行当行长，可以说在交通银行度过了最美好的青春时光，也积累了金融行业管理与经营经验。2015年我又赴国开行江苏省分行任职。短暂的周转，2016年初我下海创办民营金融，先后推动省内20多家大型民营企业联合成立了江苏省民营控投投资集团（苏民投），后来在主要发起单位支持下又创建了省内首家民营与国企混合所有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徐州恒鑫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等。2018年在各方支持下推动创建了中国国内第一家专注于绿色金融研究的中研绿色金融研究院（南京）有限公司。
陈凯文：从您的介绍当中我们知道，您一直都站在金融行业的潮头。而且我了解到，大约十年前您曾致力于科技金融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那您又是怎么想到要做“绿色金融”呢？从科技金融到绿色金融，这当中经历了什么？
束兰根：刚才讲到我在体制内2009年就开始潜心研究科技金融，一直致力于把科技金融从理论转化为实践，期间得到科技金融领域的专家如国研中心的赵昌文教授、南京大学李心丹教授、科技部房汉廷研究员大力支持，也参与过苏南国家科技金融创新示范区的建设以及江苏省科技金融产品“苏科贷”的研发与推广。2013年，交通银行总行选派高级管理人员去英国培训，我在其中，有机会到了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学习。研学期间，剑桥大学可持续领导力学院相关的课程对我影响很大，这个概念就跟现在的可持续金融非常相近了。所以我离开体制后曾在一家专注于新能源产业的大型民企任职，新能源当时也是一个重要的风口期。正是由于受到国外在这些领域科研的启发，加之在民企的产业实践结合，以及2016年国家出台绿色金融相关政策，“天时地利人和”，自然而然就有了今天我在绿色金融领域所做的这些研究。
陈凯文：所以是金融经验、从业实践与海外学习三方面的经历造成了您的这个转变。那么束老师，理想的种子也需要肥沃的土壤，种子已经有了，对于土壤您也一定是经过了非常谨慎的思考。您领导下的绿色金融研究院选择在江北新区这片沃土扎根，新区在绿色金融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束兰根：你提的这点非常重要。没有南京江北新区管委会领导的大力支持，这个研究院是无法建立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南京市人民政府、江北新区管委会等相关领导都是这个平台成立的有力支持者。南京江北新区作为全国第13家国家级新区，可以说无论在产业发展布局，还是在新金融理念的打造上都是具有超前性的，江北新区领导根据国家对新区“三区一平台”批复的总体战略规划，非常精炼地提出“两城一中心”（基因之城、芯片之城、新金融中心）的产业定位，其中绿色金融就是新金融的题中之意。正是有新区领导对绿色发展的敏锐性以及对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准确把握，才有对绿色金融的理解与鼎力支持；正是管委会把绿色金融作为新金融的要素来推进，才有了绿色金融在新金融示范区的落地；正因为新区上下齐心重视绿色金融，才有了国家级新区绿色发展整体行动计划、绿色金融政策“绿金十条”的出台、以及“双碳目标十九条”措施和许多的绿色金融的改革创新和探索。包括现在正在推进的“碳自愿减排交易平台”，都离不开江北新区管委会的有力支持。
陈凯文：那么江北新区着力打造的新金融中心，这个新金融”新”在哪里？
束兰根：据悉江北新金融十四五规划也正在制定中，但新金融规划不能脱离新区的“十四五”总体规划，不能离开新区的产业发展规划。我以为江北新区的新金融应包括五大新金融业态——科创金融、绿色金融、自贸金融、普惠金融、民生金融。而“绿色金融”是新区新金融发展规划中的重要篇章。尤其在当下，国家领导人已向国际社会郑重提出，我国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双碳目标”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但这也是一场硬仗。绿色金融当前最需要研究的，就是如何通过金融工具推进碳达峰“一表两图”（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的顺利实现。
陈凯文：好的。束老师，我们知道，“碳金融”是“绿色金融”的核心理论之一，“碳交易”也一直是您的重点研究领域。随着上个月的16日，备受关注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鸣锣开市，我国最大规模的碳市场就正式启动了。伴随着碳交易市场的发展，碳金融市场再次成为热点话题。那么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我们的“绿色金融”能做些什么？
束兰根： 首先串联梳理一下你提到的几个概念，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制度创新，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政策工具。
围绕碳排放交易市场“绿色金融”最主要的核心就是“碳金融”，而“双碳目标”已被纳入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规划的重要任务中，自从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提到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我们的研究院就紧紧围绕“双碳目标”，重点推进研究其相关政策建议，江北新区的“双碳目标十九条”中就包含了我们的许多政策建议。
从智库的角度出发，需要从三个方面去推动落实，第一，围绕新区“双碳目标”的推进，给政府提供相关政策建议，为新区出谋划策。第二，用专业队伍、专业方法去帮助江北新区的实体企业，特别是高碳企业，提出减碳路径。我们正在做的一套“碳减排核算标准”，可以帮助企业摸清自己的减排数量及减排成本，建立起自己的减碳账本。第三，我们正在做一套嵌入银行授信体系的“碳金融风险管理工具”，用来定义和鉴别其授信企业用户在碳强度及碳减排等方面的风险管理能力，这样就能使金融机构更能清晰辨别企业是否足够重视碳排放指标、是否是“碳达峰”管理方面的优质企业。最近人民银行南京分行正推出“苏碳融”再贷款金融产品，就是与企业的“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相挂钩的一种融资工具，可以极大促进银行对实体企业尤其是碳减排成效显著的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第四，我们也致力于提高全社会的节能减碳意识，鼓励全社会节碳行为，在这方面，我们正牵头协调推动江北新区国资集团、江苏省产权交易所、中研绿色金融研究院共同成立相关主体，与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合作，共同商讨碳自愿减排交易平台的搭建。
当然这个平台服务对象不止于企业，个人也可以服务的，比如建立起个人“碳信用”，也叫“碳积分”。举个例子，比如你开新能源汽车，一天节约一吨碳，一年就能节省三百多吨碳，这些碳就可以换成等值的个人信用被用来当做购物优惠凭证，这个场景正在搭建，相信对推动江北新区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都具有带动效应。
陈凯文：好的，也就是说咱们的“绿色金融”不仅2B，还2C，期待在不久的将来看到这些场景的应用。最后一个问题，束老师，想请您谈点宏观的。根据摩根士丹利报告，我们正站在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经过数十年消除绝对贫困的努力后，中国正在将其监管优先级进行调整，更加关心可持续性、社会公平、数据安全，和自主可控。中国对于金融科技、大科技巨头、课后教育、数字货币，以及碳排放的限制升级正是这次逻辑重置的体现。那在这种新的逻辑范式下，我们看到高端制造、科技自主可控、以及清洁能源有了政策利好的支撑。您对这种新的经济脉动和行业底层逻辑的调整有什么看法？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和应对这种逻辑重置？
束兰根： 我们正站在世纪之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认为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交汇点的起始点，未来的一百年将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的世界将是“绿色”的世界。 无论是我们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或是人口结构，都会产生很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主要来自于，首先我们的经济发展绝对不会走过去的老路、老模式，一定是一个面向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高质量的新阶段，这是经济层面。 其次，从社会层面来看，一定是走向一个法制更加健全、生态更加文明、权利更加公平的方向，教育、医疗、养老等这些社会公共福利都会更加完善。 最后，正因为我们有强大的政治、社会以及经济基础，中国未来一定会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
改革开放初期是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入21新世纪，我们提出要让先富带动后富，我相信，从现在开始到本世纪中叶，需要强调共同富裕，也就是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三次分 配注重社会贡献度。而在这当中，尤其我们的生态文明要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把“美丽中国”建设纳入我们的重要任务，今后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美、树更绿、空气更新鲜的全新的生态环境，这就有赖于“双碳目标”实施的强有力推进。特别是2030年前“碳达峰”，我们江苏作为经济 大省、能耗大省，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上，我们江苏提出要在全国达峰之前率先达峰，要成为江苏省经济发展、绿色发展现代化的样板实践，要把提前碳达峰作为我省的责任担当。
8月26日省委十三届十次全会再次提出要把碳达峰、碳中和贯穿于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全面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打造美丽中国现实样板。 所以看江苏的今后，不仅是一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省，也是一个环境美丽生态绿色大省，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大省。
江北新区作为江苏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样本区、新型示范区，更应走在江苏的前列，充当排头兵、先锋队，当然我们中研绿色金融研究院在这过程中也能发挥更加明显、有效、专业的作用。
陈凯文：谢谢！感谢束院接受我们的采访。
“绿色金融，大有可为；念兹在兹，无日或忘。”这是束兰根写在自己电子名片下的一行字。这既像是自我勉励的箴言，又何尝不是给予我们的启示。金融变革技术迭代不穷，行业潮头却总是最奋勉不倦的人。绿色金融，大有可为；风正潮平，先锋屹立。让我们一起期待。
支持单位 | 中央商务区
栏目策划 | 余丽莎
摄影 | 金晓、苗鑫
文 | 陈凯文
发布 | 徐雅莹 游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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