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奎元,1919年出生,家住河北文安姜庄子村。
1941年,赵奎元加入了八路军,开始打鬼子。到了1943年冬,日伪军不断对文安地区进行扫荡,有一天早上包围了陈家务村。日伪军当时有100多人,赵奎元和县大队的几名战士立刻分头突围,结果刚出了村子不远,赵奎元的胸口和左腿就被敌人打中,不幸被俘。
也是赵奎元命大,伤势并不致命,日军很快就把他押送到文安城的司令部进行审讯。和电视剧里不一样,日本人一开始什么都不问,直接开始打。压杠子、灌凉水、做老虎凳……一整套酷刑全来一遍,然后再吊起来打。
当时,赵奎元胸口被子弹打穿了,还流着血。日本人也不管,用棍子朝身上使劲打,每打一下伤口就往外“噗噗”地冒血沫子。这还不算,敌人还专门打脚核桃(踝骨),这地方是真疼,打一下就浑身直抽。赵奎元心想,反正都是死,还不如一下子打死算了。
但赵奎元没死,日本人就开始审讯,问不出什么有用的信息,接着打。后来又用烧红的铁棍在身上四处烫,皮肉被烫得冒油,发出呛鼻子的焦糊味。这些伤疤就一直留着,多年以后还能清晰分辨。
20多天后,赵奎元又被送到了霸县,还是天天挨打。但是时间一长就习惯了,打就打吧,赵奎元想着自己这些年没少杀鬼子,这条命早就赚了,无所谓。就这么过了十来天,赵奎元又和其他人一起转移到了丰台,半个月之后又进了北京西苑的日军集中营。
这个集中营人很多,大概1000多人,除了被俘的八路军,还有国民党俘虏,还有一些伪军(日本人担心有些伪军背叛,也缴械关了进来)。在这里还没有一个月,300多名俘虏就被押上火车,开到了青岛。
赵奎元没想到,日本人这么折腾,是要把俘虏运到日本当劳工。
到达青岛的几天后,近700人被押上了一艘大轮船,一个姓常的翻译对大家说:“你们就死了心吧,不能跑,也跑不掉。现在是去日本干活,只要好好干,你们就不会死。”到这时候,大家才知道,折腾了这么多地方,最终的目的地竟然是日本。赵奎元当时就想,离家这么远,这把骨头看来是要扔在日本了。
其实,能不能撑到日本还不一定呢。船上有很多人受伤、生病,日本人根本不治疗,死了就直接扔进海里。每天都死人,有20多人没撑到地方,被扔进了海里。其实,赵奎元的伤一直没好,一路上伤口发炎、发高烧,迷迷糊糊的差点死在路上。但是,他命大,还是活着到了日本。
下了船之后,这些人就被汽车运到了松本市西南20多里的一个山区,他们的任务是修水电站。赵奎元还清晰地记得,劳工住的地方是木板钉成的工棚,上下两层,每层两排大通铺。除了病号和杂工,其他人被分成了很多个小队,每个小队60多人。平时这些人就挤在棚子里睡觉,每人只有一件棉衣和一条薄被子。
为了便于管理,日本人给每个小队指定了小队长,整个工地也指定了一个大队长。大队长是国民党的一个连长,赵奎元所在的小队,小队长是东北人,是抗联战士,对赵奎元很照顾。但是,并非所有的小队长都很好,有些就巴结日本人,欺负劳工。
干活很累,日本人也不在乎劳工的死活。
一开始,赵奎元的伤还没完全好,日本人看他实在干不动活了,才给了一点药。修电站可不是轻松的活,每天都要从山上凿石头、运石头、筑坝,身体弱一点的人根本撑不住。干货还不算可怕的,最可恨的是日本人安排了一些朝鲜人当监工,这些人最坏——为了讨好日本人,他们对中国人很凶,一点小事就要打人。
除此之外,还吃不饱饭。一开始还好,每顿饭能给两个小馒头,两个月之后,每顿饭就只有一个棒子面窝头了。再往后更差,只有米糠掺上一点面做成的糠团子,一顿给三两多。这东西不仅难以下咽,而且吃完大便困难,光拉血。
你想,每天重体力活,还吃不饱饭,有几个人能撑下去?就这么,几个月之后,劳工就死了两百多人。一开始,日本人允许把死去的劳工火化了,把骨灰用小木盒子单独装起来,写上名字保存好。后来死的人多了,干脆放在一起烧,也不让装骨灰了。
要说赵奎元命大,受了这么重的伤,还一直被折腾着,居然撑了下来。赵奎元回忆说,当时在日本,劳工之间也不算团结,毕竟来的人有八路军、国民党,还有伪军,有时候会闹矛盾。赵奎元记得一个名叫董家桐的人,有一次累病了,被抬进了工棚。
但是,管病号的人说董家桐是装病,不仅不照顾还打人。董家桐的小队长原来是国民党的排长,不仅不来帮忙,还跟着动手打董家桐。赵奎元那脾气,忍不了,于是跑过来讲道理,这个小队长又把赵奎元痛打一顿。
赵奎元脾气大,反正早晚是死,谁怕谁,于是顺手抄起旁边的一把洋镐,使出全身力气抡起来,狠狠地砸向这个小队长。小队长一看赶紧闪身,洋镐砸在了他的左臂上,因为赵奎元使出了全身的力气,竟然直接把小队长的左臂砍掉了!
日本人很快过来了,把小队长拉去救治,然后用棍子把赵奎元狠狠打了一顿,之后一个多月都没起床。那个小队长没死,成了“独臂小队长”,虽然记恨赵奎元,但因为常翻译说情,他也暂时没敢报仇。
后来,因为一张报纸,大家得知一个惊人的消息。
有一段时间,日本人和朝鲜监工,忽然不怎么打骂劳工了,大家反而觉得不太正常。常翻译是个中国人,虽然帮日本人做翻译,但是对劳工还是不错的。他就偷偷从日本人那里,拿回来了一份报纸给大家看。董家桐认识一些日文,他看完报纸告诉大家,中国胜利了,日本人投降了。
听到这消息,大家才恍然大悟。赵奎元又想起那个小队长痛打过自己,这会儿啥也不顾了,拎起一把洋镐就冲出了工棚。那个小队长一看,知道这是要拼命啊,转身就跑。结果赵奎元跑得更快,一洋镐下去,就把这个小队长砸死了。日本人也不管,之前的几个国民党还经常欺负人,这会儿也不敢说话了。
之后,电站就停工了,日本人送来了粮食,大家也能吃饱了。熬了这么久,终于自由了,赵奎元和大家一样,闲着没事就三五成群出去玩,等着回国的那一天。
也就是那年(1945年)冬天,有国民党的军方人员来了,开了大会,然后组织所有人回国。当时,每个劳工发了300多块钱,还有一身衣服(日本旧军装)。之后坐火车到港口,然后坐船回国,来的时候700人,回去的时候只剩下400多人了。
没想到,船一到青岛,又出事了。还没下船,那些国民党又开始欺负人,找茬打船上的八路军。赵奎元他们肯定咽不下这口气,于是组织起来和他们打,一下子打死了他们20多人,伤得更多。
后来,国民党调了军队过来,才总算结束了打斗。之后,赵奎元他们被关在了一个院子里,一直关了一个多月,才放出来。
活下来了,那就赶紧回家吧。
赵奎元先是坐火车,走着走着前面不通车了,只能下来徒步走,就这么走到了沧州。到了沧州又坐上了火车,一直开到天津独流。独流下了车之后,只能步行了。于是,赵奎元又走到了胜芳镇,从这里坐船回到了文安。
被日本人严刑拷打没流泪,躺在船舱里差点病死也没流泪,在日本被打得躺了一个多月更没流泪。但是,船到文安之后,没下船赵奎元的眼泪就止不住流了下来。想不到还能再回家啊,旁边的人看到了也跟着哭了。
走到村口,赵奎元趴在地上磕了好几个响头。村里有人看见了,也不知道咋回事,他们都认不出赵奎元了,觉得他早就死了。进了家门,老父母当然认得儿子,抱头痛哭!那个年头,死在日本人手里的有多少人啊,谁也不相信赵奎元能活着回来。
当年日本人的子弹,打穿了赵奎元的肺叶,后来他就得了老肺病。在日本当劳工的时候,就因为太劳累吐过两次血,每次都有一两碗。回家之后,只要太劳累,还是会吐血。不过,赵奎元命硬,大苦大难都坚持下来了,现在更不用担心了。
九十年代末,赵奎元老人接受采访时,回忆了当年的点点滴滴,感慨颇多。他最后拿出了一张“归国侨民证”,这是当年从日本回国时,国民党发给他的,证件号是“第224号”,发证时间是“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十五日”。赵奎元说:“这个证我始终保存着,一看见它,我就想起在日本的那段非人日子,我忘不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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