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通中国旧学的毛泽东，为何终其一生呈现出激进反传统的外观

文/何中华

一

作为中国人，毛泽东所“遗传”的中国文化底色，无疑构成了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期待视野”或曰“前见”。

毛泽东最先受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和熏陶。青年毛泽东为自己确立的治学方法是：“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他显然借鉴了康有为的治学经验，他引述道：“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先中而后西”，这一进路正是毛泽东自身后来的心路历程的实际顺序。

青年毛泽东还认为：“先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这意味着由中国而亚洲“乃有根”，然后以此为基础，“取于外”以“资于内”。显然，在毛泽东那里，审视和比较中外文化，同样也隐含着一个“先中而后西”的脉络。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互化”的成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会通的产物。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中称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

毛泽东本人当时回忆说：“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

◆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求学时的毛泽东。

到了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时又多次重申：

“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了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起初读的是孔子的书，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一套。到后来进了洋学堂，受到一些资产阶级的教育。在学校里虽也听说过一点孙中山、马克思的话，但是真正的孙中山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出了学校门才学到的。”

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他的心路历程有一个“三部曲”，即由旧学到新学，再由新学到马克思主义。

例如，他说过：“我……在中学读书时并不知道马列主义。我读的书有两个阶段，先是读私塾，是孔夫子那一套，是封建主义；接着进学校，读的是资本主义，信过康德的哲学。后来是客观环境逼得我同周围的人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列主义。”

显然，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毛泽东最先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浸染。这种“先入为主”，构成了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在背景或曰解释学意义上的“前见”。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基本事实。

诚如史华慈所恰当地指出的：“毛泽东成长于‘传统’的中国社会，他的文化根基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文化烙印。”“这意味着，毛泽东早年不仅接触了乡村的通俗文化，还接受过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实际上，后者对毛泽东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因此，“毛泽东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他的思想及其来源有着深刻的中国文化背景。也许学者们在研究毛时代和毛时代以前的中国文化传统时，很快就会发现毛泽东的思想中那种浓厚的中国底蕴”。

幼年私塾读孔夫子的书，于毛泽东一生治学行事，都是有很大影响的。可以说，它构成了毛泽东接受外来文化的底色。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浸润，无疑构成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所以有的“前见”。费正清甚至认为，“谁要是不懂一些儒家思想的传统，他就不能理解毛泽东思想”。

魏斐德也说过：“毛泽东所理解的那种语言，既包含了中国以前固有的观念，又吸收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名词。如果从这两个角度去理解这种语言，我们就能开始懂得一些毛泽东主义的基本假设，也能够更好地把握中外思想融合在20世纪中国革命者的思想中的方式了。”因此，他认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采取了民族化的形式”。

冯友兰同样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两个哲学的来源，一个是从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一个就是中国的古典哲学。正因为它有中国古典哲学的来源，它的中国特色才有着落。这一点，许多人还不理解”。

二

儒学作为毛泽东的接受背景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不仅仅包括形式上的要素，更深刻的在于它还是内涵上的遗传因子。倘若过于表面化地看问题，就很难正视并理解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所以，不止一个人指出了这一点：“中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互交织共同铸造了毛泽东思想的成长以及性格的形成。”

毛泽东思想本身就被定义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形式。问题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又固有其中国文化所先行规定了的“路径依赖”，正是这种依赖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折射并体现着中国的具体或特殊的国情。

不同文化传统及作为其各自产物的思想体系之间的“会通”，首先意味着“普遍—特殊”关系层面上的同构。除此之外，“会通”还有另一层含义，亦即相互诠释和相互发明的关系。因为“会通”不仅仅是契合，还包括创造，即新的意义的生成。它在本质上是建构性的。

◆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留影。

马克思说过：“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这种“新范畴”既不是单纯的A，亦不是单纯的非A，而是以扬弃的方式超越矛盾双方异同关系之后所建构起来的新形态。这无疑是更高意义上的“会通”。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其结果就类似于马克思所谓的“融合成一个新范畴”，也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彼此之间相互扬弃，其结果既是儒学的现代化，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毋宁说，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或维度。当然，对于这种会通的可能性，尚待我们进一步给出它的内在根据和理由。

三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终其一生在自觉的层面上呈现出激进的反传统的外观，但同时又在无意识的层面上不断地复制着传统。

这一紧张其实是自“五四”时代起在文化上就一直隐含着的一个巨大的吊诡。事实上，激进的反传统本身在深层含义上恰恰是植根于传统文化本身所固有的浓厚的拯救意识和强烈的使命感，是自觉的家国情怀的鲜明体现。

正如国外学者威尔逊所说：“归根结底，毛仍摆脱不了他的农民习性，他节俭得近于吝啬。”而“按照儒家的伦理观点，生活简朴是一般公认的美德”。（李约瑟语）

显然，毛泽东从生活习惯到他所秉持的观念，都体现着传统的中国人特别是农民的偏好。这是他的人格成分中一生都没有剔除（他也不想剔除）的特征。

就像施拉姆说的，以孔子所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例，“五四运动以来，即便毛泽东号召保护中国遗产中仍然进步和有用的东西，但他仍力图从中国人头脑中铲除儒家思想的这个方面”。

何况，按照唯物史观的逻辑，马克思主义同儒家观念之间存在着时代性的紧张和冲突，彼此是难以调和的。既然马克思主义赋予中国共产党合法性，既然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那么就不能不拒绝儒学传统，其中似乎不存在调和的余地。

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文化现象决不像历史的抽象公式那么纯粹和机械。而且，人们在无意识层面往往潜藏着深层的惯性和路径依赖。

以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现象为例，日本学者竹内实注意到，在整风运动中，“鼓励自我批评，以打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而儒家的教诲‘过勿惮改’，也使这些知识分子认为，坦白过错就是‘善’”。

这个例子说明，儒家文化仍然在隐性地起作用。这个隐性的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尽管这种作用不那么容易被直观地捕捉到，但也正因此其作用更具有深刻性和柔韧性。在这里，一切知性逻辑都将丧失其任何解释力，一切“非此即彼”式的思维都是无济于事的。

四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毛泽东又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来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创造性诠释的，亦即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去扬弃中国传统文化，以便甄别出何者是优秀的因子或成分、何者又是应当摈弃的糟粕。

以“实事求是”为例。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实事”和“求是”这两个词原本都是动宾结构，即为“实其事”和“求其是”之意。其原初出处，是班固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中所谓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但毛泽东把这个中国术语纳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阐释之中，将其改造成为一个表述马克思学说的特有的措辞。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把它创造性地诠释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如此一来，尽管“实事求是”一词有了语境和语义上的变化，但从实际中追求真理的基本意涵却并未改变，而是通过新的阐释方式被保留了下来。

这样的情形，在毛泽东思想及其发展中是不乏其例的。它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被赋予中国语言、中国气派的产物，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原则和依据去甄别和扬弃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结果。

马克思早就说过：“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他认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互化”的意义上，马克思学说正是带着自己的问题融入中国历史的不断彰显之境界中，继而塑造并建构着中国现当代史，以至于同中国的历史难舍难分，以至于难分彼此。

这种实践上的历史性融会贯通，蕴含着马克思与孔夫子的彼此相遇，浓缩着他们所分别代表的思想之间的有机整合。只有具备如此通达的眼界，我们方能发现、洞察并揭橥出其中的微妙消息。

（本文摘编自何中华教授的新著《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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