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外开放，深圳可一直是专业的

对于中国来说，1978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坐标，这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启了全新的改革开放历程，这一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元年。

小平同志为深圳经济特区题字

1979年，宝安县撤县设市，以深圳为市名，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从此，深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符号，开启了一段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深圳命运与中国改革的命运紧紧相连，在共和国历史上写就浓墨重彩新篇章。

而从历史上看，深圳的开放基因，早就刻在了骨子里。

南中国重要的商业门户

"贞观之治"后，随着唐代大规模的对外贸易及海上交通的发展，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广州遂成为海外贸易的枢纽，而珠江口沿岸地区，特别是珠江口东岸沿岸地区的经济和军事地位日益重要。

海上丝绸之路线路图

当时南头半岛一带紧扼珠江口外交通要冲，早在刘宋时期就成为广州的外港。外地船只会先经屯门，然后北上广州进行贸易。商人和使节的船只一般会在每年的五到八月趁西南风抵达屯门一带，不能直接进入广州，都要在这等候通知和传召，或在这里避风，等到适宜扬帆时才离开。

南头城淡水充足，又是当时宝安县的县城所在，随着对外贸易和海上交通的发展，这里成为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集散地。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政府在广州府宝安县南头城东南海边，设置了屯门镇，以增强海疆边防、弹压海盗，维护东南海路来往船只的安全。

清乾隆海图中的屯门

明朝正统以后，随着沿海倭患日益加剧，明王朝实行海禁等措施，浙江、福建等地的对外贸易接近窒息，明王朝的外贸转型只能在相对平稳的广东进行。两广地方政府从局部利益出发，根据自身利益逐步调整贸易政策，一方面默许葡萄牙人居留澳门，并与其开展贸易；另一方面则让巡海副使主管商舶贸易，与朝廷派来的市舶司太监竞争，最终以地方胜利。

1841年左右，珠江口水道图

在这个过程中，沿海走私逐步地转为公开，并得到官府的默认。而南头半岛附近的屯门及周边岛屿成为西方商人在中国沿海最为重要的贸易场所之一，被称为“贸易岛”。当时，广州府是中国沿海及中南半岛的贸易中心，许多交易都在这里进行，而这些交易分为有朝廷勘合（许可证）和没朝廷勘合两种。

1930年南头半岛地图

有勘合的属朝贡贸易，外国使节在广州府城内交易，而没有勘合的则属于商舶贸易，地点则设在南头。此时，南头已成为广州的外港，此地的贸易成为了当时整个广州府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头及其附近的海岛成为当时从马六甲海峡过来的船只停泊的岛屿，也被指定为各国的港口。

南头的贸易虽然不合法，但官府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对其进行征税，给本地财政带来大量的收入，因此政府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而南头贸易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传教士进入新安

进入清朝后，清初的迁海及后来的闭关锁国，使得南头的外贸生意受到非常大的冲击，清中叶开始，新安县对外交流则是与传教士相关。

15世纪后期，随着地理大发现及西班牙、葡萄牙的对外扩张，欧洲传教士纷纷前往世界各地传教。中国是天主教传教的重点地区。明万历年间，耶稣会士率先入华，掀开了明清时期中西方科学与文化交流的序幕。

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

清朝雍正年间，清政府开始禁止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传教士除少数在朝廷供职者可获豁免外，皆被逐离中国。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卷土重来。作为香港母县的新安县，便成为西方传教士二次进入内地最早的传教地。

清末李朗福音堂

在天主教廷登陆香港岛不久后，传教士们便开始往新安县境内进行传教。在荷兰传教士郭士立的影响下，瑞典人韩山明和黎力基乘船一路向东，于1847年3月来到香港，投郭士立门下学习中文。由于郭士立在香港传教时接触最多的是客家人，在其影响下，韩山明成为第一位面向客家人的传教士。

清末樟坑径教堂

在之后的数十年时间里，西方传教士先后踏进了沙头角、李朗、布吉、葵涌、浪口、观澜、黄麻布等地，在当地开始传播天主教，并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建立了多所教会建筑。

1848年底，韩山明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开办起了深圳第一所服务于客家人的教会学校；1852年，李朗同意巴色会进驻并卖了一块地给教会，1855年3月11日，中国第一座礼拜堂—李朗福音堂竣工并举行落成典礼；1864年巴色会在李朗建成了中国第一所神学院—存真书院……

1908年葵涌教堂

当年李朗的传教士不仅重视文化研究和教育，还重视文化的交流。据传，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就是由李朗乐育神学院的传教士带去德国和瑞士的。百多年来，常有一些海外人士到李朗圣山前来扫墓、凭吊先辈。

新中国最早开放的尝试

新中国成立初期，香港的经济与广东相差无几。不过，随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恢复，香港经济获得较快的发展，深圳河两岸的生活差距立现。由于旧时同属一个县的缘故，宝安县与当时的香港有着密切的联系。

1952年，在深圳河游泳的市民

@哈里森 ·福尔曼

1956年，国家封锁边境，给边沿地区生产带来了严重的损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宝安县爆发了大规模的逃港潮。为了制止逃港风，1961年8月27日，宝安县委向省委请示，希望寻求开放政策，改善百姓生活。

宝安县委认为，边境的封锁首先阻碍了宝安县的发展，其次是中断了宝安县与香港的联系，宝安县委给出的理由还包括，香港宝安原本就为一县，当时整个宝安县有2万多华侨，在港澳也有6万多人是宝安人，联系非常密切。

边防部队抓捕逃港者

当时县委经过反复研究，制定了一个适当放宽边防管理的“三个五政策”，即农民一个月可以去香港5次；每次可以带回5块钱的东西；可以带5斤重的物品。

这些措施报到省委后，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并没有公开表示支持，但也没反对。1961年6月开始，宝安县开始大规模出口稻草，到香港换取化肥，在出口稻草时，偷偷出口一些价值较高的农副产品。

50年代的沙头角

@郑中健

此外，1961年省委同意宝安县委的申请，同意宝安县农民过境耕作，去新界耕种土改时政府分给宝安农民的4000多亩土地。当时设了七个耕作口，农民们凭耕作证早出晚归。当时，对过界生产的农民，港英当局也没有加以限制，农民在耕作之余，还可顺便到香港游玩，买些东西回来补充生活。

在全面放宽边防管理后，宝安县对外贸易发展很快，也尝到了开放的甜头。1961年5月1日，陶铸到宝安检查工作时批示，要“利用香港，建设宝安”，努力把深圳镇建成游览区。

60年代宝安县的蚝农

@郑中健

8月13日，在李富林的布置下，宝安召开边防工作会议，自我检讨几年来主管边防部门把社会群众与国家干部混为一谈，剥夺了群众下海过境生产的权利。

9月25日，广东省委回复，可以根据“管而不死，放而不乱，既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群众”的原则进行管理，适当放开小额贸易，并要求边防线外的大队不得直接进行小额贸易，允许沙鱼涌、文锦渡、罗湖、沙头角、沙头、蛇口和大铲七处为小额贸易出进口特定地点，贸易品种除水产鱼和收音机两项外，还有一些生产用品。

深圳戏院开幕

@郑中健

初次尝试开放的宝安县发展迅速。在三年困难时期，宝安却取得了大丰收。1962年宝安县总收入达到3233万元，粮食产量224万担，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那段时间内，宝安县在深圳镇分别兴建了时全国一流的深圳戏院、新园宾馆（迎宾馆前身）以及和平路、人民路等。

60年代沙头角综合商场

不过，好景不长，正当宝安县准备要扩大开放力度，1963年初，广东省委全面布置开展打击“投机倒把”运动，宝安县大规模的对外贸易活动基本被叫停。1964年10月1日，宝安县委决定，沿边界进出口通道，除探亲者外，禁止过境耕作人员携带物品进出口。到了年底，宝安县第一次尝试开放彻底结束。

1978年10月，广东省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提出要在三五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相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并成 为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区，新兴的边防城市。

南山看深圳湾

1979年，宝安县撤县设市，以深圳为市名，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2010年，深圳经济特区延伸到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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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料来源：

《60年代陶铸六下宝安：冒险与香港搞“小额贸易”》

《深圳古代史》

《深圳通史》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