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南巡，康熙夹道欢迎，乾隆则人言啧啧，待遇可谓云泥之别

众所周知，乾隆皇帝对祖父康熙是尤为尊敬的，说康熙是他的“偶像”一点也不为过。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乾隆则是在位六十年退休；康熙六次南巡，乾隆也效法祖父六次下江南，不过同样是南巡，二人为政之措、于国于民之影响，甚至后世之评价可谓云泥之别。

《清史稿》记载：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大帝决定首次南巡，还没离开北京便诏告天下：“正欲体察民情，周知吏治。一应沿途供用，皆令在京所司储备，毫不取之民间。朕此番巡历，原以抚恤编氓，问俗观风，于闾阎休戚，务期洞晓。凡经过地方，百姓须各安生业，照常宁处，毋得迁移远避，反滋扰累。”

可见，康熙南巡之初，就想到了皇帝出行势必会对地方百姓造成滋扰，于是提前颁布诏书，告诉老百姓该干嘛干嘛，一切照常运作。在南巡途中，康熙一切言行均体现出他以民为本的圣明决断，如在济南考察地方利病，民风土俗；观看“舍身崖”，批评“愚民百姓不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道理，禁止百姓为陋习所误，倡导珍爱生命；在沂州开设粥厂，赈济灾民等。

清朝初期，康熙将“漕运、河务、三藩”书写于宫柱上，作为治理江山社稷的重中之重。以当时的地理来看，黄河之水从西向东，大运河则由南向北，汇聚在洪泽湖以东的清口，所以造成这里的水情复杂，极易发生水患。康熙首次南巡，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治理河工，并做出了“以减水坝分洪，只可济目前之急，倘遇河水泛滥，减水坝有成为决口之虞。筹画精详，措置得当，使黄河之水顺势东下，水行沙刷，永无壅决，使河工一劳永逸”的指导方针。

其实在康熙十六年，河道总督靳辅结合实际情况，便已提出一套“河道运道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的治理方案，并将具体措施写成《经理河工八疏》呈递给康熙。靳辅的河工治理方案，系统可归纳为这几点：一是引淮河水冲刷黄河，以疏通堵塞的上游淤积；二是修筑洪泽湖一带的堤坝；三是深挖云梯关至海口之间的河身，用挖出的淤泥培筑河堤；四是加固高家堰堤坝等。对于靳辅的治理方案，康熙大为赞赏，朱笔一挥，从国库拨出钱粮250万两，供靳辅治理河道之用。

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初八，康熙皇帝南巡至江南宿迁，次日亲自到黄河北堤岸巡视，认为宿迁、桃源、清河日益增多的减水坝治标不治本，对治理黄河只是一时之利，着即让靳辅筹措一举两得的办法。十一月初一，康熙皇帝到达南京，拜谒了明太祖陵，吸纳明朝亡国的教训，表示一定勤勉治国，造福万世。十一月初十，康熙皇帝到达清河天妃闸登高巡视高家堰堤坝，指示河道总靳辅务必斟酌妥善之策，保护高家堰，确保黄河之水不可倒灌入大运河。巡视河工回京途中，康熙还特意前往曲阜拜谒孔子像，于大成殿三跪九叩，亲笔题“万世师表”四字，悬挂于大成殿，并免除了曲阜县一切地丁钱粮。

至于康熙后五次南巡，河工治理依然是他南下的重要目的。除此之外，康熙还对江浙一带罪行不重的人犯进行了宽恕，加大了江南、浙江学子入学的数量，旨在为国培养人才。清初时期，民间依然存留着“反清复明”的不和谐声音，康熙的这些措施无非是为了安抚民心，维护社稷稳定。尤其是山东、江浙一带，经济文明兴盛发达，康熙重点巡幸这些地方，拜谒孔圣人，也是为了拉拢饱学之士，巩固清朝统治。据《淮安府志》记载，康熙南巡亲自督导治理河工之后，颇具成效，20年内无一大水患，解决了民生问题，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历代王朝，民心稳则江山稳，民心散则社稷崩。康熙皇帝南巡一切都是为了江山稳固，为了安抚百姓，所以康熙皇帝南巡，平民百姓往往会夹道欢迎，反观乾隆六次南巡，民间却出现了怨声载道的不和谐场景。

公元1751年，乾隆皇帝效法祖先，开始第一次南巡，而在南巡之前，朝廷已经做了两年的准备工作，余下五次皆是如此。由此可见，乾隆的南巡本就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的出行，而且前四次下江南都是拖家带口，后两次因为太后去世，乾隆才没有带着老母亲。首次南巡，同行的王公大臣、侍卫兵丁足有两千余人，船只一千多艘，行程自北京途径直隶、山东、江苏，后沿运河经扬州、镇江、常州、苏州，终到浙江。返程时，乾隆则是一路沿运河北上，在顺河集登陆，由泰安返回北京。

当然，名义上是南巡江浙，乾隆作为一位要面子的皇帝，还是要做做样子。据塘栖乾隆御碑所记载：“朕巡幸江浙，问俗省方，广沛恩膏，聿昭庆典。更念东南贡赋，甲于他省，其历年积欠钱粮，虽屡准地方大吏所请，分别缓带，以纾民力，而每年新旧并征，小民终未免拮据。朕宵旰勤劳，如伤在抱。兹当翠华亲莅，倍深轸切，用普均沾之泽，以慰望幸之忱。”意思是说，乾隆南巡，广施皇恩，念及东南各省纳税比其他省份多，年年征年年交不上，以致于积欠钱粮，老百姓生活拮据。乾隆夜不能寐，想到这里就会很难受，于是本着雨露均沾的恩泽，免除江苏、安徽、浙江的全部地丁银，其中包括江苏积欠赋银228万两、安徽积欠30万余两，及浙江应征银30万两。同时，乾隆南巡所经山东、直隶等地，也予以免除30%。

虽然乾隆的这些措施确实也是为了老百姓着想，但是他忘了自己的南巡花销也是颇为巨大。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耗资日后也必会来自于老百姓，换句话说，乾隆是提前预支了他从民间征来的赋税。至于河工治理，乾隆皇帝所做与康熙实在相较甚远，除了将淮安一带的土堤下令修改为石堤，以增强抗洪能力，以及在洪泽湖原有的三座堤坝基础上，再兴建两座堤坝以减少湖水的流速之外，别无其他实际举措。

公元1784年正月，乾隆第六次南巡，提出加强海塘工程治理，将原有的柴塘添筑石塘，并下令在沟槽内种植柳树。同年四月，乾隆最后一次检阅水师之后，沿运河北上，于二十三日到达北京圆明园，至此完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六次南巡。

在一定程度上，乾隆南巡的确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使得满汉更为融洽，巩固了皇权，推动了农业、手工业的迅速发展。然而与康熙南巡轻车简从相较，乾隆更加注重享受，每次出巡劳师动众，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所建行宫多达三四十处，与他南巡“力戒粉饰增华，禁止滋扰地方”的初衷大为相悖，同时也表露出乾隆后期，清朝政治已然出现腐败的迹象。地方官员为了迎合他的南巡大肆铺张浪费，极力的搜刮民脂民膏，滥用民力，以讨乾隆欢心，因此造成百姓人言啧啧，民怨沸腾。同为六次南巡，康熙皇帝以民为重，以民为本，在民间以及后世赢得了极好的口碑，而乾隆晚年注重享乐，在后人眼中以负面影响居多，如此看来这天壤之别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