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健身：性别赋权、性别秩序和意识形态

女性的身体形塑，往往被视为男权文化催生的身体压制。华南师范大学熊欢教授对不同社会情形下的女性，在体育运动中产生的实践进行了社会学考察。在她看来，女性健身也是女性赋权的重要途径，也是自我再造的重要手段。

在当下的中国，健身似乎成为了一种新宗教；身材好、有肌肉，成为了某种身体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似乎一周健身三次才可以称为现代人。在这背后，自然有传统社会观念的束缚和某种类似于“自我同意”的机制存在；而几年来在资本的裹挟下，轰轰烈烈的健身产品也成众人吹捧的对象。

作为被多种力量规范与投射的女性，某种意义上成为了目前健身热潮中的主力人群。在刚刚结束的奥运会中，性别成为被热议的话题：无论是苗族裔新科女子体操全能金牌得主素妮沙·李，还是引发广泛争议的性别检测、跨性别运动员，以及58岁的卢森堡华裔乒乓球选手倪夏莲。

在当下的中国，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日常体育运动中；在批判理论的视角下，女性对自己身体的塑造，反而陷入了主流社会对女性身体的要求和塑造。熊欢试图补充这种视角，她认为女性可能是怀着这样的出发点进入到健身场域中，却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努力，依旧无法达成主流男性社会对自身的要求。

在意识到这一点后，女性开始从对结果的追求转为享受健身的过程，在其中呈现出反思和反省。熊欢认为，“这种转向本就是反身性思考的过程”，这既是赋权女性的重要途径之一，更是女性持续自我再造的过程。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熊欢，长期关注体育中的性别问题，并在今年五月出版了《凡身之造：中国女性健身叙事》一书。在书中，她关注到居于不同社会情形下的女性在体育运动中产生的实践，并试图做出解释，进而与理论进行对话。在余论中，熊欢给自己的新著做出了这样的认定：“《凡身之造》将体育事件/经验置于日常生活中，呈现了多重的、过程中的身体。”

《凡身之造：中国女性健身叙事》，熊欢等著，田野中国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5月版

广场舞：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理解

燕京书评：在《凡身之造》中，同样两个喜欢跳广场舞的女性，分别是一个享有较高社会地位的文工团前成员，以及一位进城务工人员，她们分别对广场舞呈现出了怎样不同的理解？阶层问题，如何和性别、体育混杂在一起？

熊欢：对舞蹈的身体感知与意义诠释，是与个人的生活经历相关连的。对于不同时代、不同生活处境的参与者来说，广场舞对她们的意义会有不同之处，因为自我在身体实践中会对其进行意义建构。在王老师（前文工团成员）叙事中，广场舞是一种浓浓的“怀旧”，对国家的爱、责任担当和集体情怀；在农村女性木木的叙事中，广场舞是一种“梦想”，是困难生活中的一点乐趣。

阶层只是产生不同理解的方面之一，我在书里没有强调阶层这个概念，因为阶层本身也是和社会时代背景（政治、经济）、年龄、性别、民族、生活地区交织在一起的。不像有些资本主义国家阶层固化了，中国社会流动相对较快，对于阶层间的边界还比较模糊。对于中国女性研究，我更喜欢用社会情形（social situation）这个词，包括了女性所处的生命周期、家庭情况、工作情况、文化环境、成长背景等。

那位文工团的王老师和农村女性木木，从年龄、经历、所处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都不同（但是在社会地位应该都是平等的），造成了她们在社会资本、资源、声誉等层面存在着差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她们也面临着一些同样的困境，比如性别角色所带来的约束。王阿姨因为要带孙子，所以会把跳舞往后面放，同样农村女性木木虽然也热爱舞蹈，但也会将其母亲的社会身份摆在跳舞前面。

所以，性别角色定位给女性带来的“约束”对于“哪个阶层”的妇女都是有的。只不过，不同阶层（如果非要用这么一个词去界定女性群体的差异）的女性所处的社会情形（social situation）以及她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不同，这会影响到她们对待这些“性别约束”的策略和实践（是否能够在个体层面冲破束缚，或者找到妥协的路径）。

在本书中，我并没有重点分析这个问题，我想表达的是解释主义的视角，即运动身体的自我叙事，都是嵌入到个体的特定的社会生活、社会结构以及个人经历（阶层、年龄、民族、婚姻状态、育儿状态、职业状态、性取向等）中的。所以，对于同一运动行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理解。

广场舞成为女性健身的形式之一

女性健身：既是生活本身，也是创造生活的过程

燕京书评：你的书中不断地提出“具身性”这一概念，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它？ “具身性”如何体现在《凡身之造》一书中？这个概念和“自反性”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熊欢：具身（Embodiment），是现象学对于身体问题的凸显，强调身体知觉具有主动性，身体是知觉与环境互动的中介；通过身体，去感知、认识、反思自我与世界的关联。

在我看来，具身性主要强调健身是通过主体性身体产生的实践，与福柯主义的“压迫式”身体实践不同，健身者是通过身体实践主动获得所在文化背景中的身体技术。这种基于具体社会文化情境的运动身体实践，主要包括三种活动模式：学习（learning）、创造（creativity）与抵抗（resistance），在这个过程中自反性（反思）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反性，是具身性的一个核心要素（另两个要素是主体性、实践性）。在本书中，也强调具身也是个体主动社会化的过程（socialization into selfhood），成功的具身是伴随着称之具我体现（enselfment）的过程，这是一个使人变得自我反思、有目的性和个体化的社会化过程。健身实践促成了具我体现的实现过程，简单地来说，这个过程就是发现自我-自我妥协/抵抗策略-创造新我的过程。

燕京书评：你认为身体理论贯穿全书，并串联起书中提到的其他理论视角，为什么是身体理论？另外，你认为研究应该试图跟理论做对话，这种对话是何种意义上的对话？我们用案例或者故事做理论的注脚，或者用理论来解释某一种现象算是你看来的对话吗？ 因为对于很多社会科学的初学者，如何将理论和现实勾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理论和事实两张皮的情况对于初学者而言，是必须应对的问题。

熊欢：无论是性别研究，还是体育研究，其讨论的一个共同的核心问题就是身体。因此，身体理论一直是我关注的话题（前两本专著分别是 “身体、社会、体育”以及“身体、社会与性别” 的关联）。理论对话，主要是通过女性健身实践来反思一些主流理论的观点：福柯的压迫性身体、梅洛庞蒂的“活着的身体”、布迪厄的结构化身体，到底在女性体育运动实践中是如何被表现出来的？是不是像这些观点所阐释的身体现象？这是最初的理论思考。

所以，在最后余论中，我突出了对女性运动身体理论的三个观点（建立在事实经验与理论思考的基础上）：1.“女性运动过程中的身体经验不是单一的、固定的、二元对立的、被抽象的、甚至被操控的，而是多样态的、流动的、情感的、自主的”；2.“主人公的运动身体自我叙事都是嵌入到特定的社会生活、社会结构以及个人经历中的”；3. “健身运动对于女性个体来说，就是一个持续再造的生活情境，健身既是生活本身，也是创造生活的过程”。

这三个主要的观点的得出，并不是单纯地用理论来解释女性健身现象，而是在调查研究之后，对前面理论的一种（在特定情境下）的补充也好，反驳也好，印证也好。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一种用案例去做理论的脚注。但不否认，我在进行案例分析的时候，会受到自己理论观点的影响。

我比较反对套用理论，但人文社会学研究不可能不受到研究者本身理论积累和思考问题角度的影响。如果是其他学者（比如人体科学家或者文学家）拿到这些文本进行分析，写出来的内容，得出的观点肯定是不一样的。理论是来源于事实经验的，但从解释主义视角，对事实经验的理解和阐释，不同学科、不同学者会有不同的偏向，甚至有很大的差异，这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参与《凡身之造》的作者都是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所以前期的理论训练是必要和充足的，还有就是写作时的分析能力训练，分析的过程就是理论与事实相结合的分析过程。

熊欢，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硕士、博士导师。200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2006年于英国德蒙福特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2006年至2011年期间于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亚洲学院工作，任讲师、博士生导师、研究生委员会主席，从事“中国研究”的教学、科研和教学管理工作。2012年调入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至今，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社会学、女性/性别社会学

健身的过程：既是赋权女性的重要途径，更是持续的自我再造

燕京书评：你在书中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当女性开始塑造自己的身体，接触体育锻炼后，又无形中和社会中的固有印象，本想打破霸权的主动行为却又陷入社会既定中，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样的吊诡？

熊欢：这是女性健身的一种处境，但也不是绝对的结果。其实，我想表达的观点是，健身的过程本身是一个反身性思考的过程，这既是赋权女性的一个重要途径，更是女性持续自我（包括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再造的过程。我们很多故事反映出的一个现象，恰好与你说的情况不同：一开始，很多女性健身是为了迎合社会规范对女性身体审美的要求；所以一开始进入健身领域，不是为了打破霸权，而是在男性凝视下的身体行动（策略），或者说是文化霸权下的自我要求。

但在健身过程中，她们逐渐意识到要达到男性文化霸权对女性身体审美的要求，是要付出极大的努力，甚至付出了极大的努力都不能达到的。因此，会产生一种反思和反省的过程，会抛弃对健身结果（也就是你所说的社会既定）的追求，而是享受健身的过程。通过健身具身体验——反思社会对女性的既定要求——试图改变或放下既定要求（自我妥协）。

燕京书评：以人的身体为中心的体育霸权，如何维持“既定”群体的地位， 同时加强“局外”群体的边际地位？打破霸权而又加强边际地位，这二者是同时发生的吗？里面有何种机制？

熊欢：第一个问题，布迪厄做了很好的论述。当然，他主要强调的是体育运动的专属性对阶层地位的维护，加强了“局外”群体的边际地位，是一种微观层面对个人运动惯习、社会资本、社会地位的观察。打破霸权，我个人感觉不是个人行动的结果，应该是社会制度综合作用下才能实现。就比如体育运动中的性别霸权，我们一直在说要打破，但现在仍是在以男性秩序下运行，且要接受男性标准的检验。

当然，在上世纪初，女性主义者也有提出并实践操作了只为女子设立的体育竞赛，但也失败了，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性别隔离主义，加强了女子体育的边际地位。所以最后，女性还是要融入到主流的体育竞赛中，推动性别平等也是体育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标志性理念。但我们也发现，即便是女性越来越平等地参与到体育运动中，但体育中的性别霸权也没有被撼动，而且以更加隐蔽的方式（文化、价值、意识形态）控制体育中的性别秩序。体育中的西方霸权也是这样的，世界都是以西方准则和价值观在玩比赛（典型的就是奥运会），如果你不接受这套规则，那么就无法进入世界主流体育运动圈，你只能自己玩自己的。

霸权的结果，就是加强某些群体（文化）的边际地位。这些霸权如何被打破，是一个宏大的问题：首先，在意识上要倡导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和鼓励；其次，在制度上要让更多不同群体的人发声（表达）；当然，最极端的方法是颠覆权力结构。

燕京书评：“能动”的身体、“受控制”的身体、“情境下”的身体、“积极再造”的身体，她们是冲突的吗？这些身体是如何集合在女性身体内的？

熊欢：这些状态下的身体，是与女性健身者所处不同健身阶段或在过程中对自我身体的感知，我个人认为不是冲突的。受控的身体表达了受“外在”控制，到“自我”掌控的过程，这也是“能动”身体的表现。“情境下”的身体，强调的是身体的社会建构与自我建构的融合，而“积极再造”不仅反映了身体的能动性，也反映出通过身体实践所创造出新的社会机会（改变自我所处的社会结构）和新的社会选择（能动的意识），改变了生活方式，为身体的再造提供了条件。

社会对女性的身体有诸多“定义”和“想象”

健身赋能女性：正确维护和使用身体，获得健身身体的主体性

燕京书评：资本在女性体育和健身中扮演了何种角色？目前，也有很多更对女性友好的健康产品出现，包括keep和超级猩猩。在资本进入后，女性健身呈现出何种面貌？

熊欢：多重角色吧。资本可以带来技术上革新，给女性健身提供更多的选择和运动参与方式，为女性健身的普及奠定基础；同时，资本也会成为一种健身参与的壁垒，成为身份区隔的手段；当然，资本也会对女性健身进行操控。资本创造出来的已经不是商品本身，可能是一种文化、信念和价值观，这也会将女性卷入消费主义的浪潮中。比如瑜伽服装品牌lululemon的发家史，就是资本推动下女性健身社群的集体仪式和社会信仰。Lululemon，不仅打造了属于自己的大型瑜伽集体活动，还成功营造了社群文化。

加拿大主流媒体还曾经将这一现象（对Lululemon的狂热爱好）比喻为“邪教式的”（Cult-like）。所以，在消费主义“健康生活信仰”的包装下，女性健身会陷入到资本的操控中。其实，健身、健康的生活是多样化的，身处不同情境下的人都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健身方式。我们这本书也反映出女性健身的多样性特点，可以有消费，也可以完全没有消费，健身不应该被过度商业化、被资本所控制，否则只能变成富人的狂欢。为了摆脱资本对身体的操控，我们提倡要通过健身赋能女性——了解自己的身体、能够正确维护和使用身体，获得健身身体的主体性。

女性成为超级猩猩等健身产品的主要使用者

男女运动的生理差异，在社会化中被扩大

燕京书评：正在进行的奥运会中，似乎有很多关于体育和性别之间的讨论。竞技体育，是否本身就是和女性气质相悖的？竞技体育是否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气质是压制的？

熊欢：也不能这样说。因为竞技体育的项目太多了，展现的是身体的不同能力，有快、强、壮的，也有反映身体灵活、优雅、敏捷的运动。竞技运动与女性气质相悖，用女性主义者的话语来解释，这种偏见是被建构起来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男性在体育运动的正统地位。但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看到了在竞技运动中性别气质被解构：我们欣赏女篮运动员（最近比较火的杨舒予）的帅气，也爱花样滑冰男选手（羽生结弦）的优雅。体育对人全面发展的影响不应该分男、女。性别气质，也不应该成为束缚个人身体能力发展的枷锁。我们需要打破性别的刻板印象，不要给自己潜能设置性别界限，这在实际生活中比较难实现，或许体育场是一个更好的试验场。

燕京书评：在女子乒乓球决赛中，孙颖莎对战陈梦，解说员说她们打出了男子比赛中才能看见的远台球，我隐约觉得不对。是否对于男性和女性而言，因为身体素质等原因，在竞技体育中的表现和水准是有差距的？如何理解这样的差距，以及其中的性别问题？

熊欢：你的感觉是对的。这种解说，本身就带有一些性别偏见。身体的差异，不仅在性别间存在，在年龄、种族、地区等方面也存在。只是有的所谓生理差异，在社会化过程中被扩大了，所以性别差异有天生的部分，更多来自后天的建构。况且体育项目那么多，不能笼统地说女性、男性的运动表现水准有差距。

苗族裔的新科女子体操全能金牌得主素妮沙·李

回归个体：体育种族主义与体育性别歧视是“人为”制造

燕京书评：你如何理解跨性别者在体育赛事中的角色？包括此次奥运会中德国体操队身着中性比赛服以表抗议？

熊欢：这个问题，我在很多文章和场合中都回应和讨论过。如果我们抛弃体育比赛 “男强-女弱”的性别设定，就不会有对“跨性别”者参赛合法性的争论了，TA们是作为独立的个体，而不是一种性别来参赛。

德国体操队的服装不算是中性比赛服，她们的服装是连体长裤款，与传统的体操服不同。穿连体长款比赛服，抵制的是体操运动中的“过度性感化”，认为连身服可以减少身体部位的暴露，减少男性的凝视，更加关注运动员的身体技能和比赛表现，而不是被视为性感甚至性幻想对象。我认为，这是女性运动员的一种反抗，或者说改变处境的一种策略，从着装做起，毕竟体操运动中的性骚扰（性侵）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有一些典型案例。

燕京书评：苏炳添进入了100米的决赛，被认为是“黄种人”的最大突破。在竞技体育中运动和性别、人种是如何的关系？就100米的比赛而言，某一人种是否因身体素质等因素天然地就具备优势，这种优势是值得或者说是一定需要被打破的吗？这也让我想到了男、女运动员之间的差别。

熊欢：我个人是比较反对这种“性别论”、“人种论”的观点。可能有时只是运动员个体的能力的问题（差异）。所谓种族的群体性差异，更多可能是自然社会文化环境塑造的。比如黄种人生活在美国，体型也会变得壮壮的。比如获得女子体操全能冠军的亚裔运动员，据说是苗族，她的体型和同样是黄种人的我国体操运动员的体型有较为明显的差异。这些种族边界是“人为”制造的，当然可以被打破。个人认为，过度强调人种优势和劣势是种族主义的表现，就像过度强调男、女之间的差异，并使这种差异成为性别不公平对待的合理依据一样。

穿着长裤的德国女子体操队

“性别检测”：酷儿主体身份的崛起及其遭遇的性别秩序和意识形态

燕京书评：我注意到书中提到了一个女同性恋者的角色，在一众研究对象里，她的故事非常特别。她需要不断更换自己的“气质”，以适应不同的运动，只为了让自己显得不那么扎眼。应该如何理解她的这种行为选择和取向？性少数议题如何体现在体育中？

熊欢：在体育中，性少数群体也属于边缘的、受歧视的、充满偏见的群体。性别气质的流动是后结构主义提出的，目的是为了打破二元对立的性别结构。在本书中莱尼的故事，我认为她不是为了“适应”不同的运动而更换自己的气质，而是在不同运动中“展演”自我性别气质的多元性和流动性。所以，她的舞蹈是一种性别身份的表达和身体展演。在不同的舞蹈中，去展现舞蹈本身所需要的身体律动和气质，用她自己的话说“可咸可甜”。

性少数问题在体育中有更多争议，因为大部分体育运动都是划分性别等级的，所以都是分男子运动、女子运动。这种划分是建立在所谓（生理）公平竞赛的基础上，所以体育竞赛常常会有性别检测，对那些充满男性气质的女性进行生理性别的检测。这也是这届奥运会热议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跨性别群体的参赛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写了一篇短文发表于《上海体育学院学报》上，而我的学生在“斯波特研究”的公众号上曾撰文，对性别检测的历史做了一个回顾。

燕京书评：体育性别检测是从何时开始的？从你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背后有着何种社会学面相？

熊欢：“性别检测”反映了性别二元结构的思维，除了性别文化的影响，其一开始还有政治因素在里面。 其实，在国际体育赛场上，运动员的“性别”问题一直都是饱受争议的话题。这个话题的出现，不仅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渊源，而且还包含着国际政治力量、科学系统、性别文化、体育伦理道德，以及社会理论革新力量的介入与博弈。

从西方体育史来看，男性与女性在体育领域是截然区分的两个类别，其合理性基于男女“身体能力”的差异会导致他们在体育运动中的表现截然不同。在性别二元对立的认识论以及“公平”竞争的价值理念下，“性别检测”（sex testing）成为上世纪20年代以来国际奥委会的一项重要性别政策，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识别在奥运比赛中的“男性伪装女选手”行为，以保证女性运动员的“真实性”。

跨性别运动员劳雷尔·哈伯德（Laurel Hubbard）

上世纪60年代，在美-苏冷战的政治环境下，性别检测迅速成为“东西方体育力量”对抗的焦点。以西方文化价值为导向的奥委会，对东欧国家参赛选手中那些体格强壮、有着男性气质的女性运动员提出了质疑，因为她们不符合西方传统性别文化对女性（弱小）的文化定义。因此，性别检测演变为排斥“有生理优势的女性选手”的政治策略。性别检测的官方用语，随之也从60年代的“sex testing”变为70年代的“femininity test”（女性气质检测），其目的是为了排除那些过强、过快、过于成功、过于非女性化的女性运动员。医学对性别“正常”与“非正常”的界定，也迎合了这种体育性别策略，从第二性征（乳房、生殖器）的鉴定到基因（染色体）检测，再到性激素（睾丸酮素）的测量，成为“控制”体育中性别优势的主要手段。

随着性别理论的发展以及体育多元化理念的形成，性别检测逐渐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其中，跨性别群体成为挑战竞技体育性别政策的重要力量，他们认为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不应该成为阻碍人们参加体育的障碍。为了保护体育的包容性、安全和公平性，在2004年5月，国际奥委会开始针对跨性别运动员制定了一项政策，指出他们可以参加比赛，但前提是他们的性别必须在自己的国家获得法律认可，进行激素治疗以“最小化与性别相关的优势”，并证明至少有两年的时间在进行变性手术之后生活在“新的性别”中。

这个政策的出台也引起了社会争议，反对者认为，这项政策迫使跨性别运动员去做变性手术；还有的官员也指出，由于跨性别男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不公平的优势，因此应该针对男跨女、女跨男分别制定指南。；还有一些学者提出，拥有天生的生理优势是竞技体育中不可避免的问题，这无关乎男、女，因此建议“性别二元化”的检测应被同时考虑生理和社会参数的更精确算法所取代，并适用于所有运动员，这样既具有包容性又具有公平性。

当然，也有学者对这一政策的根本性缺陷做出了回应。他们认为，有条件地允许跨性别运动员参加体育竞赛看似“性别包容”，但并不表明体育界对性别差异的接受程度全面上升；相反，主流体育组织一直抵制包容性的性别政策（inclusive gender policies），这种抵制是基于主流体育组织对男女性别二元结构不稳定性的担忧，以及对体育社区酷儿（queer）主体身份崛起的焦虑。无论是要求变性手术还是控制激素治疗，其目的还是为了划清性别界限，维持并强化了体育传统性别秩序和意识形态。他们倡导发展unisex sport来消解性别二元对立（gender binary），应对在体育中的性别排斥、偏见与不公。

日常生活研究：要跳出“常人”的视角去发现日常生活的规律

燕京书评：从这本书中我看到了《性/别、身体与叙事社会学》一书的影子，黄盈盈的这本书是否对你来说是个重要的文献？

熊欢：说实话，我没有完整看过黄盈盈的这本书。我只是引用了她书中的一个观点（我看的是书摘），所以我这本书的规划与写作也没有受到《性/别、身体与叙事社会学》的影响，毕竟我不是专门研究性社会学。我受到的影响，更多来自体育女性主义、身体社会学的影响。这几年受到身体现象学的启发较多，特别是体育社会学物质身体文化研究学派（physical cultural studies）的影响。因为我发现，在建构主义、福柯主义视角下的女性身体研究已经没有突破口了，而且与我们在实际观察到的女性运动身体经验有一定的差异。

所以，我转向了身体现象学、具身理论、结构化理论的视域去观察性身体运动、性别规范与社会结构的关联。这两年发表的几篇文章都从这几个理论视角出发的，这本书也是。所以，英文书名用了Made of Corporeal-self 这标题。书中的凡身，不仅仅是指平凡人，更加包涵了鲜活的肉身意义，还原身体的物质性和肉身性。希望通过本书将抽象的身体（形象、符号、话语）回归到（有感知的）肉身性实践，来理解身体-自我-社会的关联。

燕京书评：你自己认为这本书属于“日常生活研究”吗？怎么能让“日常生活研究”不日常？需要借助理论的力量，让其不陷入琐碎的材料中吗？

熊欢：我认为这本书是属于“日常生活研究”。社会学很多研究，都聚焦在常人的生活事件中。要让“日常生活研究”不日常，“社会学想象力”的训练是很重要的，要跳出“常人”的视角去发现日常生活背后的规律，挖掘意义。理论，不仅是分析经验材料的工具，也为研究者提供了看待问题的视角。

这本书的绪论，实际上先就给出了一个理论线索——社会身体理论。在这个线索下，才能把各种各样的经验材料串联起来，比如具体的社会理论如性别角色理论、消费主义与全球化、具身理论、身份认同理论等，还有一些理论学派的思想，如建构主义理论、后结构主义、结构化理论等。在分析与讨论部分，这些理论分别还是起到了较强的指导作用。最后的余论，也是重新回到了社会身体理论。这也是我认为学术研究和一般访谈性的、新闻叙事报道的本质区别。报道类的叙事把事情说清楚，观点表达明确，然后有一些对个体或者社会的启示；而学术研究除了一般性的启示，还需要有理论贡献，至少要尝试进行理论对话，这样才能让看起来琐碎的材料更具有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