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政策正式入法。
8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作修改，将第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为：“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人口计生法自2002年施行以来，于2015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时进行了修改；此次修订，则明确了实施三孩政策。
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原有的一系列政策要如何与修订后的人口计生法相配套？法律实施上还需注意哪些问题？第一财经记者专访了上海市人大立法专家咨询委员、华东政法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邹荣。
第一财经：根据修订后的人口计生法，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那么，如何理解这种修订？
邹荣：人口计生法，绝对不是计划生育上的技术问题，或是人口数量控制问题，而应该是人口基本战略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原来的人口计生法，是以控制人口数量来设置相关制度的，包括社会保障、生育保险等都由此而定。此次修订，是将“人口数量控制”转变为“人口素质提高”，这就要解决生育数量提高之后相关制度的调整问题。
比如，人口素质的提高，涉及到人在孕、生、养、教领域的一系列问题，以及相关问题的制度配套。
这些制度包括了户籍管理制度（新生儿落户政策能否更开放），保育制度，个人税收制度（一对夫妻如果带二孩、三孩，是否可以在个人税收上有所减免），以及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另外，在住房制度上，还涉及住房困难户的标准问题。比如，上海申请经济适用房的条件有“住房面积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小于或等于15平方米”，未来一旦三孩放开，是否会有更多的社会保障性住房来满足也需要考虑。
因此，人口计生法之后的实施，也不能让卫生健康部门处于一线，而是要从人口战略、发展的角度，协同多部门一同参与。
第一财经：人口计生法修订后，其它相关法律应做哪些调整？调整路径有哪些？
邹荣：如果要落实人口计生法，就会涉及到与之相关的其它法律，是否需要根据该法律进行调整。过去，围绕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有很多法律文件相配套，这涉及法律执行、协调等多个条件。
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第二十五条就提到“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从这点来看，宪法中所提及的，是我国的人口政策需要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配套、相协调的制度，这一“动态机制”是宪法的核心要义。
法律调整路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进行全面修订，包括和之前人口数量控制相关的都要修改，但这耗费的精力较大；另一种，按照法律的一般原理：假如目前实施的教育、卫生等领域法律，与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法不一致的，应按照立法法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来处理，或采用立法、司法解释等来进行含义的扩张。这对于司法机关判案、行政机关执法等都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第一财经：基于修订后的人口计生法，各地在制定配套政策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邹荣：人口计生法的修订，应给地方的立法留下空间。目前，在国家鼓励生育的情况下，各地给出的各类优惠政策不断，但究竟能否实现仍然存疑。
可以说，人口计生法是国家层面的立法，这是底线水平；同时，要充分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权，（尤其是户籍政策上）处理好国家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第一财经：根据修订后的人口计生法，医疗卫生机构应承担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的咨询、指导和技术服务，规范开展不孕不育症诊疗。如何看待将生殖辅助技术在今后的开展？
邹荣：上述内容其实是需要在妇女生殖过程中，为她们解除一定的顾虑。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开展，从伦理角度来说还是需要慎重一些，包括试管婴儿，助孕等手段需要有一定尺度，避免出现代孕、基因编辑等不合规、不合法的方式。
另外，人口计生法修订下，“罕见病”的问题得以凸显。二孩、三孩情况下，一个家庭中如果出现了一个罕见病患者都是个灾难。
那么，是否在人口计生法的修订下，建立罕见病的筛查制度，对高风险的夫妻给予提示，或者建立一定的罕见病强制保险制度。生育夫妻来缴纳一定的低额保费，减轻国家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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