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时间与空间存在于世”（中国经典作家在海外）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才女，在她短暂而坎坷的一生中，留下了《生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回忆鲁迅先生》《小城三月》等名篇。她的创作与生平不仅受到中国学界和读者关注，更让海外学者与读者感受到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性。

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

作品开始被翻译至海外

海外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萧红作品译文是她的短篇小说《马房之夜》，讲述佣人冯山时隔多年与五东家重逢的故事，作者深情悲悯主人公没有家族的悲哀。《马房之夜》有英译和日译两种，1937年日本学者、作家高杉一郎从英译《马房之夜》转译为日文，当时高杉一郎见到的英译本作者是谁，已不可考。除《马房之夜》外，日本学者长野贤和著名作家武田泰淳在1940年分别翻译了萧红的短篇小说《手》和《家族以外的人》。1941年，日本学者中山樵夫翻译了萧红的短篇作品《红的果园》。《手》和《马房之夜》是萧红前期创作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家族以外的人》和《红的果园》都是萧红1936年旅居日本期间创作的短篇。1955年，日本学者小野忍和饭冢朗翻译了萧红的《红玻璃的故事》，同年，日本学者冈崎俊夫再次将萧红的《手》翻译成日文。长野贤、中山樵夫、小野忍、饭冢朗、冈崎俊夫等多是日本中国文学会的会员，他们翻译的作品，多发表在《野草》杂志上。

目前已知的萧红作品最早的英译者是萧红的友人、美国记者史沫特莱。1941年春，史沫特莱因病转道香港回国，在香港期间，萧红挑选了几个短篇作品给史沫特莱，史沫特莱准备翻译后在美国的杂志上发表，其中《马房之夜》发表在海伦·福斯特主编的《亚细亚》月刊1941年第9期上。

苏联翻译界和学界在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曾翻译萧红的短篇小说《莲花池》《桥》《小城三月》。《莲花池》由科洛科洛夫翻译，刊发在1944年莫斯科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集》里。1960年，亚·拉林翻译了萧红的短篇小说《桥》，该译文刊发在苏联出版的《东方文选》第三集里。《小城三月》由奥·费什曼翻译，刊发在莫斯科出版的《东方小说选》中。

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萧红作品被译成外文的数量还很有限，这与萧红的早逝以及学术研究滞后有很大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

海外研究推动作品传播

20世纪70年代，对萧红的研究与作品翻译从日本学界发端，然后扩展到北美、欧洲以及苏联、韩国等国。

1971年，骆宾基的《萧红小传》由日本法政大学教授市川宏翻译成日文。市川宏在杂志上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字介绍萧红。第二年，萧红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及她的散文《黑列巴和白盐》被日本学者立间祥介译成日文，这是日本读者第一次读到萧红的长篇小说，也是海外第一本萧红长篇作品译本。此后，以萧红为研究对象的日本大学生多了起来，后来成为日本女子大学教授的平石淑子，更是将一生大部分精力投入到萧红研究中。

在海外萧红研究以及作品出版方面，美国学者葛浩文做出了贡献。1974年，葛浩文完成了他的萧红研究博士论文。1976年，葛浩文的博士论文经过充实完善成为海外出版的第一本萧红传记，由美国印第安那杜尼公司出版。此后，该传记不断充实、修改，先后在香港、台湾、大陆出版。他还翻译了萧红的短篇小说、散文集《商市街》、中篇小说《生死场》、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等。《呼兰河传》英译本的出现，使萧红在海外赢得巨大声誉。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大陆的萧红研究热推动了萧红走向世界。1981年底，日本《野草》第26号，发表了大阪外国语大学川俊的论文《萧红研究记录其一》，向日本读者系统介绍萧红及其作品。1982年4月，平石淑子发表论文《萧红〈生死场〉论》。毕业于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文学院的川俣优、毕业于日本立命馆大学的佐野里花以及立命馆大学的教授冈田英树都从事过萧红研究。佐野里花还在日本复制出版了萧红、萧军合著的《跋涉》。

韩国的萧红研究要晚一些。《成均馆大学》1991年第11期刊载了千贤耕的《萧红的〈呼兰河传〉研究》，这是韩国较早介绍和论述萧红的论文。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杂志1992年第5期刊载了甲振浩的《萧红的〈生死场〉小考》，对萧红及其成名作《生死场》进行详细的介绍和论述。因为《生死场》所描述的中国东北乡村遭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惨象与当年朝鲜的境况有某种相似性，很能引起韩国读者的共鸣。1993年，韩国《庆北大学》第6期刊载了李时活的《萧红小说研究》，对萧红小说进行较为系统的介绍和阐释，对《生死场》和《呼兰河传》进行了重点讨论，从“国民性改造”到“底层生活”再到“女性意识”和“绘画与抒情”，这样全面、立体地研究萧红在韩国学界还是第一次。1995年2月，金美子在《韩国外国语大学》杂志上，发表《萧红的〈生死场〉研究》，将萧红放到家庭、同时代作家以及更广大的社会背景中去考察，女性性别与社会冲突、女性精神的痛苦与反抗，成为这个时期韩国萧红研究一个主要方向，与此前社会学、政治学的视角比，更为全面深刻。

俄国学者纳·亚·列别捷娃毕业于苏联国立远东大学，后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历史、考古和民族风俗研究所任职。20世纪90年代后期，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的7卷本《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中，纳·亚·列别捷娃在“文学·艺术卷”中介绍了萧红，并首次刊出了两张萧红的照片。1998年，俄罗斯远东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萧红——生平、创作、命运》，书中评价萧红是20世纪中国最富有天才的女作家。该书既是一本传记，同时还附译了5篇萧红作品。在记述萧红的生平、思想与创作时，作者将萧红与两位俄国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古米廖夫进行比较，称萧红是两位诗人的合体。她引用萧红的《苦杯》诗句与安娜·阿赫玛托娃诗句进行对照，说“这些充满悲伤、哀怨和备受屈辱的心的短诗还用注释吗？自从人有了这种感受之后，它就超越时间与空间存在于世上”。纳·亚·列别捷娃的萧红传记与作品翻译，打开了俄罗斯读者阅读萧红的一扇门。

德文版《生死场》和《呼兰河传》，由德国法兰克福岛屿出版社1990年出版。1984年，德国慕尼黑密涅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自传和文学：中国女作家萧红的三部曲》；1990年，德国的《东方/方向》杂志刊载Gudrun Fabian论文《萧红的呼兰河故事：论体裁问题》。

20世纪最后30年中，萧红作品及其研究在世界各地引起关注。1995年，在萧红诞辰纪念日前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萧红的故乡呼兰发去信函，称“萧红是世界当代优秀女作家”。

21世纪以来：

开辟了解中国现代文学新路

2005年，田沁鑫编剧、导演的话剧《生死场》登陆韩国。韩国版《生死场》全部启用韩国话剧演员，以小剧场形式演出。这部改编自萧红中篇小说《生死场》的同名话剧，向韩国观众呈现出萧红作品中的悲剧力量，直击人心，获得极大成功，实现了萧红作品海外传播从文字到舞台空间的完美转换。

进入新世纪，美国学者葛浩文翻译的《生死场》《呼兰河传》《商市街》以及《萧红短篇小说选》不断以新面孔与海外读者见面。长篇小说《马伯乐》，因萧红病重和战争等原因没有写完，给读者留下诸多遗憾。葛浩文在2011年萧红诞辰100周年期间，用英文续写了《马伯乐》。他认为，萧红是一个创造力十分丰富的作家，“她绝对不会满足于仅仅是模仿鲁迅的作品”，他围绕萧红生活的轨迹，由汉口到武昌、重庆、香港，重构《马伯乐》的续篇，与过世70多年的萧红完成了一次隔代对话。2018年，这部续写的《马伯乐》被翻译成汉语，与原作合在一起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这是海内外萧红研究与作品传播互动的一个鲜明范例。

欧洲萧红作品的翻译与研究，受到葛浩文研究的影响，同时也与海外华语文学史的书写息息相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夏志清所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萧红语焉不详，只有短短几句话，曾引起很多质疑。夏志清后来读到萧红作品后，认为书中没有论及萧红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是“不可宽恕的疏忽”。他此后论及萧红的《呼兰河传》时，称这是一部“好得一塌糊涂”的小说，甚至认为《生死场》在刻画中国古老农村方面，胜过鲁迅的《呐喊》《彷徨》。德国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在他所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认为，萧红的象征世界“基本上以动物为标志”，“但是因为她的小说《呼兰河传》发生在农村，于是动物就像家庭一样被赋予了另一种角色”。为了引起共鸣，顾彬将萧红与艾伯哈特·莱默特渲染环境气氛的小说以及弗朗兹·斯坦泽尔的全景描绘放在一起讨论，启发读者在诗意盎然的叙述背后，感受女作家深刻的、扣人心弦的文字。他说，萧红“在中国文学史所占的巨大分量只是在现在才清楚地显露出来”。

(作者系黑龙江省萧红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