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争国本中不断挫败的万历皇帝受到了深深的伤害,绝望的万历自然也想用绝望来报复他的臣子们,除了内阁的少数几个人,他开始拒绝跟其它文官沟通、交流,不表扬、不批评、不惩罚、也不任命空缺的官职。
这就导致万历二十年开始,朝廷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高级官僚与整个文官集团的对立。王锡爵与顾宪成的一段对话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反映。
王锡爵:近有怪事,知之乎?内阁所是,外论必以为非。内阁所非,外论必以为是。
顾宪成:外间亦有怪事。外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
(顾宪成像)
万历二十一年,积累的矛盾爆发。顾宪成、赵南星借六年一度的京察,向内阁一派发难,目的就是搞掉王锡爵。方法就是打击内阁阁臣的附属人员,将火力慢慢集中到内阁阁臣身上。
前朝的吵闹很快就惊动了万历皇帝,他明白文官们的目的,没有犹豫干净利落的把顾宪成、赵南星一党赶回了家。
这次斗争也让王锡爵心有余悸,因为他知道一旦没有了皇帝的支持,他根本不可能全身而退。所以他坚决要求致仕,说白了也是想求自保。
这就是内阁大臣们的尴尬,要控制朝廷要么结党、要么皇帝支持。结党则皇帝忌惮要处理,投靠皇帝则被群臣攻击,皇帝一旦撒手,下场悲惨。
而被迫致仕的顾宪成自知无望东山再起,但是他也不甘于失败。一番总结之后他觉得这次斗争失败的原因还是,组织性不好,没能集中力量。于是他决定通过“结社”成立一个有组织的团体,这就是东林党。
东林党一诞生很快就吸纳了大量低级官僚,朝廷其他官员面对强大的东林势力,为了自保也被迫结党。浙江籍组成浙党、湖广籍组成楚党、山东籍组成齐党。
至此帝国的文官们基本都分属了东林、浙、楚、齐四党。这四派互相斗争,争夺的焦点就是内阁。东林党的策略很简单,就是让内阁垮台,然后通过会推将自己这一派的人推入内阁。
万历二十九年的妖书案和三十四年的梃击案的是是非非虽然到现在也说不清楚,更别提查出幕后主谋了。但是这两个案件的目的是很明显的,就是为了倒阁。而内阁垮台后,谁受益最大,当然是东林了。
万历虽然已退居幕后,但是他不会容忍东林控制内阁,因为东林上台后必然对他进一步的逼凌。所以这两场政治风波,万历都亲自出面处理,目的只有一个,迅速平息风波,并警告群臣不要借此闹事。
万历虽然不能彻底降伏文官集团,无法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但是保持平衡对他来说还是没有问题的。他让浙楚齐三党进入内阁,然后让内阁去抗衡东林。整个万历朝,东林势力一直都无法进入内阁。
万历四十八年,随着万历、泰昌(万历儿子朱常洛的年号,他仅在位一个月)在一个月内的相继驾崩,东林的机会来了。
(明光宗 朱常洛 年号泰昌)
东林首先利用光宗的暴疾而亡制造“红丸案”攻击内阁首辅方从哲。然后又发动“移宫案”,以光宗宠妃李选侍欲效法武则天为由,冲入后宫抬出了朱由校。以此拥立之功,东林控制了内阁,这就是第一次的“众正盈朝”。
红丸案、移宫案的是是非非如同之前的妖书、梃击一样,现在也不太容易说清楚了。这里我只想说下“移宫案”里东林的理由,李选侍欲垂帘听政效法武则天。
帝国发展到明朝,是特别的讲究传统、祖制的,前有正统年间的张太皇太后明确拒绝垂帘听政,这就绝了后世皇太后们干政的路。另一个方面,明朝从开国开始就严格限制外戚势力,皇后、皇太后们娘家人都只有爵位而没有实职,更别提组织势力了。
李选侍连皇后都不是(光宗驾崩时她还是妃子),凭什么垂帘听政?垂帘听政是端坐在帘子后面就能掌权的么?如果是,万历还费几十年的时间跟文官们斗啥子呢?所以这就是东林为了夺权,扯得一个荒唐理由。至少天启皇帝看得很清楚。
登基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虽然年轻爱玩,但此时他并不想在后宫心无旁及的琢磨木工活。他想成为真正的皇帝。实际上他也做到了,他爷爷穷其一生也未实现的意愿。
天启首先利用魏忠贤,将內廷里偏向东林的太监王安(司礼监掌印太监)拿掉,从而掌控了內廷。但是外廷就没那么好搞了。不过东林党自己给了天启机会。
东林党凭借“移宫案”掌控朝堂后,觉得朝廷里的闲杂人等(非东林)还是太多。于是就揪着三大案(梃击、红丸、移宫)不放,开始了对非东林党人的无差别攻击。在天启数次授意解释下,也不罢手。
这么下去,要不了多久整个朝堂就要被东林党人完全控制。到时候他们是让天子做傀儡还是辅佐天子成为明君,我想天启是有认真想过的。
(明熹宗 朱由校 年号天启)
意识到形势不对的天启授意魏忠贤,对付东林党人。为什么我认为是天启授意魏忠贤,因为明朝太监就是皇帝的奴才,太监本身没有权力。他们的权力全部来源于皇帝,一旦皇帝收回,他们什么都不是。
说到太监,大家都会想到唐朝、明朝,因为这两朝都是名监辈出的时代。同时不少人也疑惑为啥都是权阉,唐朝的能废立皇帝,明朝的皇帝一个纸条就能搞定权阉?
这个问题实际不复杂,我们想想太监的权势从哪里来就知道了。太监的权势来源于皇帝,太监如果想压制皇帝的话,必须权力大于皇帝加文官集团。所以唐朝太监厉害,是因为整个帝国的权力绝大部分在皇帝那边,太监窃取后就能控制帝国。
而到了明朝中后期权力基本被皇帝和文官集团平分了(应该是文官集团占了大半,这也是天启不能容忍东林独霸朝堂的原因),所以太监也就没有了控制帝国的能力。你就算挟持了皇帝又能如何?也先不是挟持了英宗还带着数万大军么?
领会圣意的魏忠贤就把被东林党打的丢盔弃甲的非东林人士(主要是浙、楚、齐三党)组织起来成立了阉党,在获取皇权加持后力量的平衡就发生了变化,很快朝堂的东林人士就被清除干净。
实际阉党并算不上一个正规的党派,他只不过是非东林人士的一个松散联盟。没有统一的政治意图,更不提统一的意识方向了。但这正是帝王们需要的。
朝廷暂时安静了下来,帝国此时的状况有些类似嘉靖那个年代。内阁成了各党派代表的聚会地,各派互相之间暗自角力,以博取圣眷。只不过皇帝不愿意直接操弄文臣,而是把提绳放在自己的奴才魏忠贤手里,自己去玩木工去了。
天启的弟弟却看不惯他哥哥的做法。天启七年,22岁的天启驾崩,信王朱由检登基,改元崇祯。和嘉靖一样以外藩的身份继位,也自然染上和嘉靖一样的性格猜忌、刻薄。
崇祯首先就怀疑魏忠贤要谋害他自立或者另立皇帝,如果九千岁真有这个理想就会在天启将要驾崩时,派人让朱由检暴疾而亡或者不忍兄长寂寞,追随而去了。
其实崇祯就算是怀疑也所谓,换人就行了,召回东林党人也所谓,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但是崇祯不该破坏平衡,他要把阉党一网打尽。
事情的发展比崇祯预期的还要顺利,首先九千岁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废立皇帝,他正在祈求新皇帝眷顾(或者开恩给他一个养老机会)。其次朝中官员们意识到新皇帝要换人,立刻纷纷抛弃魏公公(这也再次证明阉党就不是一个党),孤家寡人的九千岁很快就被崇祯赐死。
阉党的快速瓦解,再次证明明朝的权阉在皇帝面前真的什么也不是。回归后的东林也顺着崇祯的意思,开始对朝堂里的阉党开始大清洗。东林党人纷纷入阁,帝国迎来了第二次“众正盈朝”。
然而“众正盈朝”的朝廷并未能如崇祯想象的那样,焕然一新、蒸蒸日上,反而一派萧条。为什么会这样?首先东林党上台后以“与民争利”为由,取消了天启朝下派的商税、矿税,让朝廷的岁入锐减(后为了支付军费在辽饷基础上又加征剿饷、练饷,不过这三饷都是针对农户的)。
其次对阉党的大肆清洗,让大量精于政务的官吏被问罪、斥退。短时间内帝国没有对应的人力储备来替补,而且填补上的大多都是只精于理想的东林人士。这样就导致朝廷政务处理的效率大减。
清理完阉党之后,冲突来得很快。崇祯即位的第二年,崇祯计划增加内阁人手,崇祯心里有属意的人选,比如周廷儒(崇祯还跟吏部打过招呼)。结果朝廷会推在钱谦益的运作下入选名单的全是东林党人。看着名单崇祯应该是有些明白,天启为什么要那么严厉的打击东林党人。
于是东林党受到了崇祯朝的第一次打击,钱谦益免职返乡,几位东林党人被降职。非东林党的温体仁、周延儒入阁。但是东林党人就没有和非东林党合作的可能,党争已不可避免。东林党对温体仁、周延儒二人发起了全方位的攻击。
但是东林党人政务不行、斗争也不行。温、周二人利用“己已之变”将东林党拖下水。罪名就是袁崇焕杀毛文龙、私下议和是事先与内阁韩爌、李标、钱龙锡,兵部尚书王洽商议过的。
崇祯上任后就励精图治,希望能中兴帝国。然而登基没多久就被后金打到北京城下,这对崇祯来说无疑于莫大的讽刺。加之其性格的猜忌、刻薄,面对失败以及东林党人不怎么合用、只会空谈的现实,崇祯自然将失败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东林党。
崇祯就起了将东林党全部罢斥的想法。刚愎、偏激的性格加上温、周二人的挑拨,崇祯失去了冷静,残忍的处死了袁崇焕(斩首即可,却千刀万剐),钱龙锡、王洽下狱,罢黜了东林内阁,朝中的东林人士也被斥退一空。
从天启即位到崇祯二年,十年不到的时间里帝国的朝堂经历了四次大清洗,残酷的政治斗争,让官员们个个噤若寒蝉,一门心思想着自保;清洗也导致帝国严重缺乏业务官僚,朝廷的政务积压严重。
这些反馈出来就是帝国的行政效率锐减,很多政策执行不了或者执行之后没有效果。而刚愎的崇祯却认为全是官员们的问题,动辄罢斥。这就陷入了官员们更不敢做事,政务积压更严重的恶性循环中。
帝国的朝廷已然僵化,加之此时帝国军事、经济的双重失败,帝国和帝国的内阁走到了终焉。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祯令皇后、嫔妃自尽,杀女儿们后于景山自缢,大明帝国宣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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