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朝的“乡举”，到两汉的察举制和征辟制，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我国人才选拔机制在不停的完善，直到隋唐时期科举制的诞生，彻底打破了世家大族对朝堂的垄断，让许多寒门子弟也有机会出将入相，成为国家栋梁。
科举制，从开创到结束，前后经历了一千二百多年，我国最后一届科举是清光绪三十一年，而世界上最后一届科举则是在1919年，由越南阮朝举行。但是在这一千多年间，却涌现了无数人才，这些人才都是靠科举制才崭露头角。
而史上最牛的一届科举，非1057年北宋仁宗赵祯举行的科举莫属。这一年看似平常，实际却并不平凡，不仅是因为主考官叫欧阳修，更因为还有无数人参加了这次科举，并且在其中获得了名次。
公元1057年，也就是北宋嘉祐二年，这一年的正月初六，由欧阳修担任知贡举，各科录取899人，进士及第388人。其中甲科前三分别是：状元章衡、榜眼窦卞、探花罗凯。看到这三人，相信很多了解宋史的人也一脸疑问，他们很出名吗？
虽然一甲前三不出门，但是再看看和他们同榜的进士，就会发现这一年的科举可谓群星荟萃，人才大爆炸。
其中擅长文学者有唐宋八大家的苏轼、苏辙、曾巩；宋明理学的重要人物：张载、程颢；以及王安石变法的先驱干将：吕惠卿、曾布、章惇等。这些人无一不是历史名人，在北宋历史，甚至于中国历史都留下过辉煌的痕迹。
嘉佑二年，苏轼20岁，苏辙18岁，相比于他们的父亲苏洵，苏轼和苏辙年纪轻轻就考上了进士。而苏洵一辈子都没有考上，不过他二十七，始发愤的故事，却激励了不少人。不过苏轼苏辙能够金榜题名，也有一定的运气。
一来当时的主考官是欧阳修，二来当时盛行古文运动。所谓古文运动就是欧阳修发起的，为的就是整治当时流行的西昆体和太学体文章，而苏轼本身就擅长古文，对西昆体和太学体深恶痛绝。因此苏轼的文章得到了欧阳修的极高评价，不过却也因福生祸。
以苏轼的才气完全可以拿下状元，但欧阳修觉得苏轼写的太好了，怀疑是自己的弟子曾巩的文章，于是为了避嫌，便将苏轼的文章压了下去。结果苏轼和状元失之交臂，正可谓塞翁失马，福祸焉知。
反而是欧阳修真正徒弟的曾巩，在此之前多次参加科举都落榜。这与他的文风有关，在此之前的科举大多推崇文风华丽浮夸的太学体，而曾巩主张遵经明道、文道并重、文以经世，文风显然和太学体南辕北辙，因此时运不济次次落榜。
直到这一次由欧阳修担任主考，梅尧臣担任次考官，两人都是古文运动的推崇者，曾巩本身实力也不差，因此自然而然的考中了进士。可以说苏轼、苏辙、曾巩的加入，为古文运动提供了新鲜血液，也让大宋文坛绽放出了绚烂的花火。
至于曾布，他是曾巩的弟弟，不过他和曾巩不同，他更擅长处理政务。他与吕惠卿、章惇都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干将。其中吕惠卿和曾布两人有矛盾，在吕惠卿丁忧回家时，曾布擅自修改了吕惠卿的募役法，后来曾布被卷入市易务案，吕惠卿诬告曾布背叛新发，导致曾布被罢官。
而章惇又是苏轼的好友，两人曾经一起读书游历，却在进入朝堂之后，因为自身立场而走到了对立面。章惇是新党成员，苏轼是就旧党，经过起起伏伏之后，章惇对老友苏轼极为痛恨，于是将60岁的苏轼贬到了海南。
至于程颢和张载则是北宋理学大家，其中程颢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学术上提出了“天者理也”，成为北宋理学的奠基人。而张载则更出名，他号称横渠先生，留下了著名的“三立”：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堪称后世传颂不衰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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