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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了大陆丢了台湾丢了高雄,国民党为何这么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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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悠悠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上,改朝换代,绝非什么新鲜事。但凡王朝创立阶段,在刀光剑影中走出来的“创业者”,通常知晓民间疾苦,亦深知“水能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所以,王者相对勤勉,吏治相对清明,整个社会似乎被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百姓或稍能安居乐业。但到了王朝中后期,创业的艰难困苦,早已被抛之脑后。


皇室贵胄花天酒地,大小官吏搜刮地皮,腐败的“癌症”不断销蚀着王朝的肌体,直至百姓揭竿而起。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莫过于此

近代伊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以雷霆万钧之势,终结了延续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起初的国民党,也有着一批仁人志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富强,不懈奋斗,流血牺牲。北伐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也是势如破竹,横扫九州。


然而,所谓“崽卖爷田不心疼”,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国民党,逐渐背离了中山先生的革命宗旨,背离了人民群众。最终,以蒋某人为首,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国民党反动派,被赶到了东南孤岛。

这还不算完,往后数十年时间里,国民党的日子真可谓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丢了大陆丢了台湾丢了高雄。国民党究竟为何这么丢人?


一、从大陆到台湾——国民党政权的败落颓废史

2015年10月,中国东南海域台湾省的萧瑟寒风,秋意正浓。至此,国民党集团退守台湾,已经整整六十六年。所谓“甲子春秋,恍若隔世”,在当年的台湾省“总统选举”,这场决定国民党命运的博弈中,其全党上下弥散着腐化散漫的气质。


到了2016年3月,新任的国民党党魁洪秀柱,还在叫嚷着要在“总统大选”中“重建家园”,以期东山再起。然而残酷的事实却是,当年的5月,国民党的“老对手”蔡英文取国民党而代之,正式入主台湾“大位”

四年之后的2020年,历史似乎戏剧性地再次重演。当年的6月6日,台湾省经济重镇高雄市,依据台湾地区《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举行了市长罢免案投票。

这是台湾地区历史上首次付诸实际的“直辖市”市长罢免案,其最终结果以939090票同意,2505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罢免案,国民党的韩国瑜被罢免,其市长职位于2020年6月12日自动解职。


国民党的韩国瑜

其实,韩国瑜和国民党有这个结果,并不意外。自参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失败之后,台湾岛内关于韩国瑜的负面看法,就越来越多。

从“百年一遇的政治奇才”到“大选”失败,再到被赶下市长宝座,韩国瑜经历了台湾政坛的“过山车”。其背后折射的,则是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党”的尴尬境地——丢了大陆丢了台湾丢了高雄,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是千疮百孔,风雨飘摇


从根源上讲,国民党的折戟沉沙几乎是“命中注定”的,其沉疴弊病也很大程度上源于“先天不足”。早期的国民党,是由清末的“兴中会”、“同盟会”,脱胎改组而来。作为一个革命党,其最初的目标也是“驱除鞑虏,匡扶汉室,创立民国”。

清廷统治时期,出于打击共同敌人的需要,其内部尚能弥合矛盾,戮力同心。但满清王朝覆灭之后,该组织似乎一下失去了“革命的目标”,各自开始蝇营狗苟,争权夺利

中山先生在世期间,其“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口号震天彻地,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即便中山先生也对革命的对象、同盟、目标等问题认识不清,国民党的兴起缺乏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引领。

军阀头子蒋介石接手之后,其一生都在忙着消灭其它军阀,排除异己,巩固“蒋家王朝”,在频繁的内斗中,国民党耗尽了在大陆的最后一丝元气

到了蒋经国上台之后,虽然也曾一度励精图治,打击分裂势力,维护祖国统一,但在一个小岛内进行的系列改革,依然受到诸多不利因素的掣肘,举步维艰。

其后,一小撮心怀不轨的坏分子接手了国民党政权,其“两岸政策”更加退步,内耗更加激烈,国民党的发展进入了加速的下滑时期,几乎完全失去了原有国民党的团结稳固的原则基础,换言之,国民党的败落已经成为必然


二、“蝇营狗苟”——无度的纷争内耗是国民党势力瓦解的内部诱因

不同于我党的,以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以合力、以严密完善组织结构为依托,在民国乱世中匆匆而上组建而成的国民党,依靠的是传统人身依附关系、宗族老乡关系、师生同门关系,来维持组织的凝聚运转。


而依靠这些“以利而聚”的关系网,又如何能锻造出“令行禁止”的现代政党组织?所以,无休无止的纷争内耗,伴随着国民党发展的始终,蝇营狗苟的山头派别,是国民党一路“折戟沉沙”的主要内部诱因

在大陆执政期间,蒋介石一方面专制独裁、不可一世,另一方向也从来没有真正做到过政令统一。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失败之后,蒋介石和汪精卫两个坏分子“利尽而鸟兽散”,形成了所谓的“宁汉分裂”,二贼各据一方,争权夺利。

换言之,国民党政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势力团伙


此先例一开,日后的李宗仁、阎锡山之流,纷纷效仿,凭借着手中的枪杆子,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老蒋囿于实力,也只能“望洋兴叹”。

坦率地讲,在军阀混战的乱世中崛起掌权,蒋介石也不失为一代枭雄,其驭人手腕也算高超。但由于各个军阀手里都有自己的地盘军队,老蒋染指不得,就只得通过收买利诱的方式,让他们为自己所用。

例如,“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归顺蒋介石。国民党在仅仅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这就令老蒋窃喜不已,对张学良又给官又给钱,东北沦丧的事,压根不提。为什么?因为怕张学良反叛,整个东北军只听张学良的,老蒋这个“全国共主”根本指挥不动。


像张学良这样的军阀可不止一个:势力大的比如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等,势力相对对弱小的如张宗昌、宋哲元、孙殿英、傅作义、杨森、龙云、程潜、陈济棠、马步芳……等,其余地方小军阀头子,更是不胜枚举。

这些人,在名义上也是国民党所谓“八百万国军”的一部分,实际上老蒋的“青天白日旗”在他们的地盘上压根不好使——“这一亩三分地,乃吾之产业,名义上归顺中央可以,但要我出人出枪打战免谈”。


即便是日寇侵华,山河破碎之际,国民党内部的军阀们,也没有忘记了彼此倾轧的“优良传统”:与我党的军民团结,上下一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军队之间明争暗斗,背后捅刀,甚至隔岸观火的事例,在战场上屡见不鲜

1937年日寇进攻济南之时,当时山东的军阀头子韩复渠,空守着黄河和泰山天险,不战而逃。李宗仁发电报斥责并严令其死守泰安,韩复渠则回电道:“南京不守,何守泰安”?其话外之意就是:“管好你的地盘就行,山东我说了算”!


韩复渠

最后,丧权辱国的韩复渠被蒋介石诱捕枪决,实属咎由自取。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内部山头林立的顽疾,变本加厉,各路军阀依旧不听号令,自保为主,最后被我军一一消灭。

淮海战役期间,蒋介石要求白崇禧带着自己的部队增援淮海战场。但白崇禧明知我军锐不可当,为了保存实力,他便以各种理由搪塞推诿,导致淮海战场,国民党军队一败涂地。

对此,宋美龄痛斥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徐蚌会战垮下来,他李宗仁白崇禧又有什么好日子过”。

1950年,蒋介石在《反省录》中也声称,“派系倾轧,人事纠纷”是革命失败的首因


败退台湾之后,老蒋终于腾出手收拾掉了那些旧军阀,除了自己的中央嫡系部队外,其它地方部队的番号全部取消,军官士兵被打散到了嫡系部队里。

更为关键的是,白崇禧、阎锡山这些人离开了自己的地盘,也就失去了“割地为王”的本钱,在老蒋面前彻底沦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或言之,一直到败退台湾之后,蒋介石才“因祸得福”,真正实现了国民党的“春秋一统”。

总体来看,蒋介石和蒋经国当政时期,凭借着手中的军权,杀伐决断,扬刀立威,国民党政权基本稳固。但蒋经国去世之后,国民党“深入骨髓”的“内讧基因”,又开始显现。


蒋经国去世后十日,国民党召开会议推举新的党主席,在当时国民党副秘书长宋楚瑜的倾力支持下,某李姓坏分子成功上位。但李某人作为“本省籍”的政客,又怎会真心实意去发展作为“外来户”的国民党?一通神操作之后,宋楚瑜被清理出了国民党。

纷争动乱之中,到了 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执政50余年的中国国民党败落,所谓的“民主进步党”上台执政 。之后,宋楚瑜几乎在每次“大选”中,都抱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姿态,风雨无阻地参选,一度被调侃为全世界选过最多次“总统”的人。


宋楚瑜

进入新世纪几十年来,国民党集团的内斗可谓是“精彩纷呈”:连战和宋楚瑜斗;马英九和王金平斗;马英九和连战斗,洪秀柱和朱立伦斗,韩国瑜和郭台铭斗……

马英九2008年的当选,原本是国民党“回血翻盘”的好机会:具有儒雅学者风范的“马教授”,学识渊博,品行清廉,英俊潇洒,深受全岛人民喜爱。但事实证明,马英九显然不具备作为一个领袖的气度和格局:格局狭小、性格怯懦、猜忌偏执。

正如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曾感叹道:“国民党两次输掉政权,是输在自己手里,不是输在敌人手里”


洪秀柱

三、“数典忘祖”——背离初心使命的国民党注定要被历史抛弃

国民党之所以一路“溃不成军”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不为人民谋福祉的该党,早已没有资格再自称“中国国民党”。尤其之李某人上台之后,这个党对中国人民已无任何责任心与使命感。背离人民,数典忘祖是对这个政党近百年年来的表现的最佳诠释

一直以来,国民党大小官员就任之后,都必须向中山先生致敬,宣誓谨遵革命遗训:“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但国民党真的做到了么?为民族繁荣富强而奋斗的“初心使命”,如今安在?


1947年,国民党尚未败退台湾,但其在台湾的黑暗腐朽统治,就激起了台湾人民的强烈反对。当年的2月27日,国民党当局警察公然在台北街头殴打一个女烟贩,并打死一名路人。

第二天,台北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大批民众手持标语,前往国民政府行政公署请愿,要求严惩凶手。但国民政府不但不认真回应民众的诉求,反而下令镇压“叛乱”,警察士兵还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射击,大批无辜群众惨死。

国民党的这一无耻暴虐行径,彻底激起了人民的怒火。台北各界群众纷纷举行罢工、罢学、罢市,到政府游行等活动,反抗国民党屠杀同胞的暴行,由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以反抗国民党当局反动统治为目的的“二·二八”事件


3月2日,台北的人民群众自行组织成立了“二·二八处理委员会”,3月7日,这个委员会代表台北人民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诸如惩办凶手、道歉赔偿等32条合理建议要求。

但当时不可一世的蒋介石政府,却污蔑这场群众运动是一场有预谋的“武装叛乱”,并下令残酷镇压。从1947年的3月8日起,国民党派遣了两个师进驻台湾,并随着在全岛范围内开展了逮捕、屠杀行动,“二·二八”最终也被无情镇压了下去。


时至今日,台湾人民对国民党的这一暴虐行径,依然记忆犹新。“二·二八”事件也绝非国民党当局污蔑的那般“叛乱”,而是一场伟大的爱国反独裁运动,是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集中体现了广大台湾同胞的光荣爱国主义传统,更直截了当地揭露了国民党在台湾地区的专制、腐败、独裁、不得人心


谈及此事件,熟悉国民党历史的张学良先生曾失望地谈到:

国民党到台湾时更加腐败,跟在大陆一样,也搞‘五子登科’,不是人干的事都干出来了,硬是把台湾人逼反了,我在台湾看得很清楚。有人说这是共产党搞的,依我看,要是有共产党领导,就不会失败,他们(指国民党)就完蛋了”。

国民党自蒋介石开始,代表的就是大地主、大官僚、大资本家的利益,其贪污腐败、搜刮人民的本性,在台湾更加暴露无遗


1989年2月,台湾《时代杂志》发布了一篇《国会议员的金钱游戏》的文章,深度揭露了台湾当局各级官员的“捞钱生财”之道,一个小小议员的贪腐手段就高达50余种。当年的媒体对此评论道:

“国会议员滥用职权,胡作非为,每年从国库攫取的利益,数以千亿台币计算。这种令人发指的恶行如果不设法加以遏止,不仅台湾经济发展的根基受损,好不容易建立的民主制度恐将难以持久”?

具体来看,台湾当局公务员的薪资水平过高,早已是公认的事实,例如上世纪90年代,台湾地区“一把手”的薪水为1076万元新台币,甚至远高于美国总统550万元新台币。

除了“正常工资”外,国民党官员的各种特权更是令人民深恶痛绝:一个小岛的“政府特别预算”每年高达五六亿美元,这些钱花到了哪里,都是一笔糊涂账。


而且,“高薪并未养廉”,国民党各级官员的贪腐程度,丝毫不亚于在大陆时期,其特权阶层大多风光富裕,拥有巨额财富或豪宅的官员十分普遍。

当年名声恶臭的卖国分子李某人,当了几年“总统”,就从一个“穷书生”,一路走高至“亿万富翁”。国民党政权的贪婪无度,对人民的敲骨吸髓,让台湾人民彻底看清了其无耻嘴脸,最终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终于在2000年用选票抛弃了国民党


我们中国自古就有民本思想,从《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的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我党的的“为人民服务,与人民心心相印”,这些一脉相承的理念,无一不体现出“为政为民”的道理。

熟读历史的中国共产党人深知,一个政党和政权要想赢得多数人民的拥戴,就必须实实在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记“人民公仆”的英雄本色,时时刻刻摆正自己和群众的关系位置,尽心尽力为群众谋利益,少为自己赚政绩,更不能欺骗群众,以权谋私


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堪称典范

在国家公布的2020年中央部门决算中,“人民主体地位”体现得淋漓尽致:去年的“三公经费”中央部门支出共计29.86亿元,比预算数减少25.31亿元,这充分落实了党中央关于政府部门“过紧日子”的要求。

但同时,去年各级财政投入的疫情防控资金超过4000亿元。平均到14亿多人身上,人均接近300块。众所周知,我们国家的疫情防控,从治病、打疫苗到全民核酸检测,都是政府买单,不要百姓一分钱。


4000亿元数字的背后,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

“国家有担当,人民有健康,未来更有希望”,在这“一加一减”之中,民心自然毫无疑问,站在了共产党这边。“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真心把人民当亲人的政党和政府,又有什么理由,不会长治久安?


四、结束语

遥想当年,国民党以及那位“蒋总裁”,也曾裹挟着抗战胜利的“丰功伟业”,不可一世。然而,色厉内荏的所谓“八百万国军”,在我们人民军队的铁拳之下,几乎还手之力。败退台湾后,尤其蒋经国去世之后,国民党更是混得越来越惨。

究其原因,千言万语一句话,他们忘记了“人民诚不可欺”的道理,这才是为政者的根本。相比之下,我党的革命为什么能成功?我们的政权为什么始终稳若泰山,并不断取得新突破?就是因为,我们的新中国,始终是人民的政权!


五、参考文献

[1](英国)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美国)费正清著,刘敬坤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2]金冲及等著:《联合与斗争——毛泽东、蒋介石与抗战中的国共关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

[3]吴云峰:《皖南事变后中共对国民党军事守势、政治反攻策略的形成——以共产国际与毛泽东来往电报为中心》,载《军事历史研究》,2019年第5期。

[4]杨旸:《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基于1926-1927年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三次解释》,载《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6期

[5]连恩德:《深化推进新时代闽台融合发展的对策思考——以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论述为指导》,载《闽台文化研究》,2021年第1期。

[6]李家新、陈美儿、蔡一村:《台湾民众“中国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台湾地区“中国大陆印象调查”的分析》,载《闽台关系研究》,2020年第4期。

[7]宋剑峰:《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看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载《创造》,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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