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电影《革命者》以不同于传统人物传记片的表现方式，回顾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积极投身革命、探索救国之路的生平事迹。资深影评人杨文就此影片的艺术特色撰写影评予以分析。
【作者】杨文（资深影评人、媒体人）
电影《革命者》的叙事手法颇为大胆。它的主线，是李大钊生命最后38小时的经历。在这38小时中，围绕着李大钊，那些受他浸染、影响的人，不断展开回忆，回忆之中又有回忆。这些回忆，互相嵌套、交缠，闪回又闪回。
在这个结构之中，李大钊成了一条河流，他路过众人，每一次交汇都形成新的支流，整部电影在复杂的河道中流淌着。《革命者》也就不仅仅关乎守常先生，同样关乎这些密布的支流。
但首先，重中之重，这条“河流”的主干道要足够强大。如同题目所明示的，李大钊是一位革命者、一位先锋。生于至暗时代，他要成为一盏明灯，驱散眼前的混沌，就必须让自己成为丰碑，容不得暧昧不明，稍有犹疑，就不足以点亮前方的道路。
从意象到具体情节，张颂文扮演的李大钊，努力地让自己去触碰信仰的高度。他在狱中摆弄手影，在微弱的灯光下，做出鸟儿飞翔的样子——至死他也歌颂着信仰与自由。狱警来押他上刑场，他坐正了，却又翘起二郎腿，稳重中透着从容，环境中只有一处光源，来自他背后的囚窗，那点光勾勒出他全身的线条，像是他自己正在发光似的。
他连好友陈独秀送他的怀表也不肯收，但总是要给萍水相逢的可怜人一些救命钱，一点豁出命的帮助。他明明有机会活，却为了唤醒民众，甘愿以血荐轩辕。一直到最后，他英勇就义前，仍吟着：“我相信。”
和传统塑造历史人物的方式不同，如何让观众相信这个人物的鲜活性，是《革命者》着力去解决的问题。李大钊心怀民族和家国危亡之责，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完人”。不过，他同样是个有着柴米油盐生活气的人，在“革命者”的光环之下也有身为普通人的一面。
报童阿晨被俄国暴徒射杀，李大钊一眼看见那个曾和他笑着说话的孩子躺在血泊里，他喊着“阿晨”，声音都颤抖；学生们牺牲，他濒临崩溃，抱着头，双目失神，在妻子面前只能来来回回重复着一句话：“他们手里有枪，他们手里有枪……”这些瞬间的表演，近乎是生理性的反应，那样的悲伤、无助，压抑许久终于倾泻而出。
这一刻，银幕前的你惊觉，他也是一个肉体凡胎，只是把自己强装成钢筋铁骨。若非如此，不足以给风雨飘零中的人们以信念、以希望。
那些飘零的人，就是支流。
《革命者》以这种不同寻常的角色塑造方式，真正刻画出了一位“革命者”。所谓“革命者”，是不仅自己汹涌地向前流动，也滋润着沿途路过的支流的干涸。虽然只是路过别人的生命一瞬间，但守常先生信念感之强烈，让即使是一时一刻的路过，也拥有了足够影响别人一生的力量。
他给不识字的孤儿庆子写“天”字：“工”字下面加一个“人”，就是“天”字，为天下苍生谋幸福，才是值得干的大事。庆子后来加入了共产党，给自己起名，叫李庆天，“工”和“人”两个字合起来的“天”。
他为含冤而死的报童阿晨振臂一呼，时年16岁的张学良，正是目击者。这一次，张学良替守常先生求情，却没有求到底，他最终没有忤逆父亲。但日后会有一天，他将把民族大义，置于个人情仇、利益之前。守常先生与他的这一次交汇，也许就是一颗小小的种子。
在他的一生中，还有那么多星罗棋布的丰富细节：与毛润之的交往谈天，给徐三为家人治病的钱，与蒋介石的周旋交锋……守常先生并不漫长的一生，在不停地与这个世界碰撞。影片所呈现出的，是即使与守常先生一次擦肩，众人所受的震撼与影响，也终生难以磨灭——他无愧于“先生”二字。
也因如此，李大钊的革命者形象，和影片中的非常规表演方式，终于得以确立。光芒足够耀眼，才能照亮更远的地方；水流足够充沛，才能灌溉更广阔的土地。
或者，用尼采的一句话来形容也算贴切：人是通往超人的桥梁。作为一个革命者，守常先生虽然依旧无法抵抗刺刀与绞索，会流血，会牺牲，但他的精神，在无限向上，始终向往着最崇高的与最纯粹的信念攀登——如果吾辈尚不能实现革命的胜利，那就做桥梁、做绳索、做阶梯，如此，总会有后辈，通过我们，到达彼岸。
这，才是影片取名《革命者》的意义。
（本文发表于2021年7月20日《南方日报》“文艺评论”版）
【图片】出品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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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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