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办学：抗战烽火岁月创造的教育奇迹

作者：张全省

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有这样一所大学，她仅仅存在了八年时间，在当年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办学，但是却培养出164位两院院士，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她就是西南联合大学，抗战烽火岁月创造了中国的教育奇迹。

一、抗战峰火岁月创办

1937年7月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后，平津沦陷，甚至南开大学遭到日军轰炸，损失严重，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战争毁灭，国民政府决定将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内迁。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宣布建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0月25日来自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师生1600多名经过长途跋涉到达长沙正式开学。但由于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武汉告急，长沙立成危卵。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指示，1938年2月师生们再次搬迁至云南昆明，1938年4月，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务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共同管理。校址就在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1938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大正式开课，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1946年5月4日举办结业典礼，7月31日宣布结束。在八年多办学历史中，西南联大创造了中国教育奇迹。

二、缔造独特办学特色

（一）教授治校。在西南联大把教授看作学校的主人。校长梅贻琦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因而他们认为，“有教授才有大学，大学是依赖教授而存在的”。教授既要教好书，也要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从而形成教授治校的传统。西南联大成立了由教授和副教授组成学校教授会，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学校的教学、科研、大政方针、重要行政工作和对外事务等重大事务都通过教授会审议和决定。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重庆)颁布训令，要求全国高校统一科目、统一教材，联大教师对此表达不满。联大通过《西南联合大学教务会议就教育部课程设置诸问题呈常委会函》，再由联大常委会抄呈教育部。面对联大教授们既义正词严而又文辞雅训的要求。教育部无可奈何，只好默认联大对相关训令可以变通执行。

（二）师生平等。在西南联大，师生之间平等相待，相处融洽。在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和导师们吃住在一起，朝夕相处，教师之间，学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相处亲如朋友，师生一起学习讨论。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什么。学生则按照自己兴趣认真学习。1939年夏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的汪曾祺自嘲自己是“坏”学生，花大量时间在昆明茶馆里写小说，老师们却对他十分宽容。教授们提倡“通才教育”，主张学生在“博”的基础求专求精。所开课程都是按教师自编教材讲授。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自觉钻研，不读死书，不死读书。

（三）自由宽容。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虽然有各自独特的经历，有各自的教学作风，组成联大以后，荟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可谓是师资充实，人才济济。但在八年的办学历程中西南联大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形成自由宽容、博大深宏的学风。据不完全统计，西南联大八年开设的课程有1600门以上。同一个课程，闻一多和罗庸都讲唐诗，观点却不尽相同；罗庸和闻一多都讲楚辞，唐兰和陈梦家都讲古文字学，但内容观点风格不尽相同。沈有鼎为哲学系开设《周易》课，吸引了闻一多来听；郑昕开设“康德哲学”课，数学系教授程毓来听，而陈寅恪开设“佛典翻译文学”，则吸引了中文、历史、哲学的老师听课，这让陈寅恪有“教授的教授”之称号。联大的课外学术活动丰富多彩，学术演讲几乎每天都有，学术社团经常组织各种学术活动，文科研究所罗常培组织了一系列学术报告会，汤用彤的《言意之辩》、向达《唐代俗讲考》、冯友兰《禅宗思想方法》、贺麟《知行合一新论》、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等，活跃的学术风气让学生获益良多。联大师生平等相待，但在学术论文观点和写作上可以意见不同，只要持之有故，论文就可以通过。当年历史系大二年级学生王玉哲对文科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关于《齐物论》作者的意见有自己的看法，他担心报考研究生时候有影响，但他壮胆报考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而被录取，并未因学术观点不同受影响。杨振声指导本科四年级学生写论曹禺的论文，学生担心因为学术观点与杨先生不同，怕在杨先生那里通不过迟迟没有交论文。杨振声了解情况后告诉学生，只要掌握原始材料，认真研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不必和老师的观点一致。给予学生以创新的胆气。“学术面前，只重证据，不论资格”。宽容的学术环境，成就了学术研究诸多成果的产生。闻一多利用西南地区民族、民俗的活化石研究《诗经》《楚辞》和古代神话，开创了研究的新生面。罗常培亦利用西南民族的语言资源，开辟了少数民族语言学的研究新领域。贺麟创立了“西洋哲学编译会”，主持编译西方哲学。金岳霖的《知识论》，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熊十力《新唯识论》、钱穆《国史大纲》也都完成于此一时期，成为传世经典。当时的有人形容西南联大：“如云如海如山，自然自由自在。”就是说这三所学校各自有不相同的风气，清华智慧如云，北大宽容如海，南开坚定如山。正是这种情况，造就了学风的优良和学术的成就。

（四）员工精干。西南联大的机构设置与人员结构非常精干。学校没有校长，校级领导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三个人组成常委会 ，学校建校初期 (1938年1月 ) 办事机构只有教务处、总务处、建设处部门。后面虽然增加了一些机构，但联大师生比例是一比十，教职员的比例也是十比一。但不论是从领导还是职工，大家都能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创造出高超的工作效率。

（五）要求严格。尽管在特殊时期，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但西南联大对学生考试却十分严格。据当年就读于西南联大中文系的张凤鸣女士回忆，有一次，一个学生的一门课得了59.5分，影响毕业，需要留校一年重修。这位同学便找教务长说情，但教务长坚持己见。这个同学便质问教务长说：“59.5分与60分有什么差别？”教务长回答：“如果59.5分与60分无差别，那么59分与59.5分也无差别，自然与60分也无差别。如此类推，最后零分与60分也无差别了。”说情无果，只能按要求办事。还有一次校长梅贻琦兼任教务长时，一个四年级学生选修l2个学分，却有6个不及格，按照联大章程照令其退学，这个学生就去找梅先生，梅只说了一句：“你把12用2除一除。”学生无言以对。据校史资料计算，西南联大学生的淘汰率约为38%，正是因为严格要求，才能培养如此多的优秀人才。

三、形成优良办学精神

（一）爱国民主精神。在北平天津相继被日军占领后，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教师如果继续留下来教学，他们可以享受日本人公开承诺的“丰厚年金”。日本宪兵队甚至送来请柬，邀请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到宪兵司令部做客。有些教授像闻一多等可以有保姆、有厨师、有车夫，还可配两个文书，享受舒适的生活。但是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英的责任感，救亡图存的使命感，振兴国家的强烈责任感，促使他们毅然决然冒险南迁。物理学家赵忠尧，为把50毫克镭带到昆明，他把镭装进铅筒，贴身紧抱在怀里，冒着杀头危险，化装成难民，坐火车时，数天数夜不敢合眼，终于抵达昆明，保全了中国高能物理的全部家当。虽然胸膛烙上两道血印，但却为此兴奋不已。校长梅贻琦先生提出：“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在这里教师为国之振兴而教，学生为抗战建国而学，体现了“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崇高民族气节。在西南联大既讲学术自由，又讲爱国和民主。正如冯友兰先生总结的“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乃是西南联大精神。西南联大师生继承了“五四”爱国民主的精神，继承了这一传统。1946年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联大学生开展了血与火的反内战学生运动，展现出他们不屈的壮志，教授闻一多的鲜血亦染红了西南联大这片土地。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证明西南联大的老师不是死读书的学者，西南联大培养的学生亦非读死书的学生，而是关心天下大事，关心国家命运的志士，这也是西南联大不朽的遗产。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的师生在蒙自城内办起了夜校，吸引成人来学习，不但学文化，也宣传抗日，教唱爱国歌曲。与蒙自普通大众沟通情感的同时，在开启民智，传播进步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八年间，学校先后共有1200余名学子投身于抗日救亡大军，14位学子为国捐躯。

（二）刚毅坚卓精神。西南联大的校训是刚毅坚卓四个字。这一精神在整个办学过程中，得到最好体现。刚在长沙开学不久，日军就咄咄逼人进犯。学校决定南迁云南。为尽快完成搬迁，学校将师生分为两路。一路沿粤汉铁路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转滇越铁路进入云南；一路由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郑昕、钱穆等教师10余人，沿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南宁，过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越南，由河内转滇越铁路进入云南，这一路每人发20元钱，年龄大、体力差的师生走这条路，女学生也一律走这条路；另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横跨湘黔滇入昆明。国民政府指派前东北军师长黄师岳中将担任旅行团团长，南开黄钰生担任教导员，负责全部总务事宜，包括路线选定、前站、宿营、伙食等杂务。闻一多、袁复礼、曾昭抡、李继侗、吴征镒等11位教师与学生同行。在出发前，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为每个同学准备了草绿色军服，外罩黑色棉大衣，打绑腿，背干粮袋和水壶及一把长沙油纸伞的统一的行装。这一路共250多名师生，行程3500华里，历时68天1938年4月28日辗转到达昆明，是最为艰苦，也是影响最大的一路，被誉为“教育史上的长征”。到达昆明后，师生们面临极为简陋的环境，面对日军时常的轰炸，也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吴大猷教授为给病妻治病，每天化装成乞丐，到菜市场捡剩骨头为妻子熬汤。费孝通的女儿刚刚出生，日军飞机的轰炸毁坏他所有的家产。身无分文的他，用从农民家里乞来了一件件小破衣褂抱裹孩子。华罗庚的屋子被炸后，到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把牛圈上头堆草的楼棚租下来居住。闻一多为维持一家生计，不得不挂牌治印。但困难并没有吓到联大师生，为躲避日机轰炸，教授们住得很分散。刘文典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尽管有的教授每天要步行几十里路来上课，但从不迟到，钟情教学，悉心研究，为国育才。

（三）科学创新精神。虽然处在战争年代，极为艰苦环境中，但联大师生崇尚科学、开拓创新，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一部部著作在硝烟中问世，一个个成果在艰难困苦中产生。1940年华罗庚教授在一个吊脚楼上，八个月完成第一部开创性数学专著—《堆垒素数论》，被称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吴大猷教授写成首部专著《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成为红外光谱、喇曼光谱和分子结构领域的经典，1939年获中央研究院丁文江奖。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张青莲教授用从国外带回的110克重水和一些石英玻璃仪器，完成了两篇重水性质的论文，首次将测定重水密度时的温度提高到50℃，纠正了当时文献中靠近此温度之下密度有一最大值的假设。同时还完成了有关重水动力学效应的论文两篇。他综合国内外所发表的重水论文撰写成《重水之研究》论文集一书，1943年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二等奖。此外还有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等著作。闻一多撰写1942年初出版的楚辞研究专著《楚辞校补》，不仅为《楚辞》校勘集大成之作，也是古籍校勘整理的重要成果。冯友兰的《新理学》既是其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 也是他一生治学的最高成就，更使他成为继往开来、具有国际声誉的大师。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等等大批奠基性论著写成。而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专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这些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奋力探索结出的不易之果，这所仅存在过8年的大学，成为数代读书人心中的珠穆朗玛峰。

（四）艰苦奋斗精神。西南联大到了云南建起新的校舍也不过是一百余间平房，土墙泥地铁皮屋顶，后来因经济困难变成茅草屋顶。上课的教室、实验室和学生宿舍就挤在这些低矮、简陋的房内，图书和仪器设备，也只能勉强应付教学的最低需要。由于当时用房紧张，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和导师只能同住一个宿舍，同吃在一个饭厅。理、工两院则暂借校舍，文法学院则迁到云南南部的蒙自办学。17个座位的图书馆对于数百名联大文学学院的师生来讲相当于没有。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华罗庚找了间猪圈牛圈顶上有个堆草料的棚子作住处，晚上在一个香烟罐子上放一个油盏，摘些破棉花做灯芯，就算是灯。一段时间由于日军轰炸，闻一多、华罗庚两家十几口人共居一室，中间用布帘子来隔开，形成“布东考古布西算”的奇特格局。在抗战的特殊岁月，天天有日寇飞机轰炸，物价飞涨，经费紧缺，师生常常食不果腹。大家吃的饭被称为“八宝饭”，除了红米、稗子、谷子、麸皮，还有石头子、老鼠屎。为维持生计诸多名教授也不得不卖衣、卖字、卖书、治印维持生计。刘文典甚至用给人撰写墓志赚些润笔，费孝通大街上卖大碗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潘光旦的夫人、袁复礼的夫人一起做“定胜糕”，然后挎着篮子，走街串巷。物理学家赵忠尧在家做肥皂，化学系的高崇熙栽了一大片剑兰拿去卖，化工系谢明山研制出“西曼”墨水，在昆明畅销一时，还有生物系教授联合建了酒精提炼厂，为医院解了燃眉之急……。尽管条件艰苦，但教师教的悉心，学生学得认真。图书馆前排队的人潮，暗淡的灯光下，是鸦雀无声的自习景象。1943年12月，林语堂从美国回国，到西南联大演讲，他用“不得了”感慨西南联大师生生活的艰苦，又用“了不得”赞誉联大取得的成绩，表达了人们对西南联大由衷的敬佩。

四、领创辉煌办学奇迹

在长达八年的办学过程中，联大虽处艰难困苦环境，但坚持严谨治学态度，树立优良学风。8000余名学生通过入学考试，最后3882人毕业，他们大多学有成就，成为蜚声中外的一流科学家，举世闻名的专家学者，对新中国建设和高等教育发展以及世界学术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在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赵九章、邓稼先、郭永怀、朱光亚、王希季、陈芳允、屠守锷7位是西南联大学生。2000年以来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9位科学家中，有3位是西南联大学生。新中国成立后的两院院士中，西南联大师生有164人，其中联大学生有90人。特别是还有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获得“诺贝尔奖”。堪称抗战岁月创造的中国教育奇迹。

四、联大精神永世流芳

2020年1月21日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期间，专门来到西南联大旧址，沿途察看了西南联大原教室、西南联大纪念碑等标志性建筑。走进西南联大博物馆参观，详细了解西南联大在抗战艰苦条件下赓续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历史。强调指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我们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坚持正确办学方向，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加强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培养有历史感责任感、志存高远的时代新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人才支撑。2021年7月31日，西南联大结束办学整整75年。今天我们重温西南联大的办学历史，学习领会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们认为，西南联大这样一个诞生在烽火连天的战争时期的办学实体，虽然存在了仅仅八年左右时间，但却创造了教育奇迹，尤其是其所包涵的爱国民主、刚毅坚卓、科学创新、艰苦奋斗的优良办学精神、理念及办学特色和传统是永存的。它对今天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参考文献：

1.洪德铭：西南联大的精神和办学特色(上)，《高等教育研究》1997年第1期。

2.洪德铭：西南联大的精神和办学特色(下)，《高等教育研究》1997年第2期。

3.叶通贤、周鸿：西南联大的办学思想及其对我国现代大学改革的启示，《高等教育研究》 2008年第3期。

4.吴宝璋：《西南联大二十五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