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二 | 打官司靠谎言就能获胜，有证据也没用？现实让人心寒

通过阅读前两篇文章，我想大家对于这起案件有了一个大概的认知，对于徐进法官无论是实体判决的不公正，还是程序上的违规都有了明确的了解。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2020年6月4日，我母亲收到法院传票的那一天，来真实地还原庭审现场。

以下就是我的姨妈王金仙一审的起诉状，请求事项与事实和理由的全部内容.

请求事项：

一、判令原被告依法继承被继承人王金根、吴翠英、王根生遗有的动迁款 320,914.80 元、延期租房补贴 46,500 元，合计 367,414.80 元；

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

原被告系姐妹关系。原被告之父母即被继承人王金根、吴翠英共生育 4 个子女，即女儿王金仙（本案原告），儿子王根生、王海根，女儿王正仙（本案被告）。

儿子王海根生前未婚无子女，于 1980 年 11 月 23 日去世。……（省略部分，可查看原图）

原告作为长女，和丈夫一起，对父母尽孝，给父母送终。作为大姐，对残疾弟弟生前多有照顾，尽大姐的职责。

然被告在被继承人王根生动迁后，封锁父母及弟弟的动迁等情况，妄图独吞父母及王根生的遗产，致姐妹形同陌路。另，原告父母及王根生去世前未留遗嘱。

综上，原告为维护自身利益，特呈诉贵院，请求判如所请！

以上就是我姨妈王金仙的起诉状，后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追加了继承舅舅王根生房屋遗产和农村土地流转费的诉求。

对于这份起诉书，在之前的文章里我也说过我们写了一份未送达的答辩状，在下一篇文章时我会发表出来。

在司法界有这样一条法律格言：“任何人在自己的案件中都不被视为可靠的证人。”

因为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这些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都有可能作出不真实的陈述。

而要证明其言词是否真实，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验证，第一个是其言词是否有证据加以佐证其所陈述的事实，为真实存在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观察其外部行为。

就像另一句法律格言：人的外部行为，反映其内心秘密。

对于我姨妈王金仙在起诉状中所说的照顾父母、封锁动迁消息，还有妄图独吞父母与兄弟的遗产等情况，均是虚假陈述。

下面，我将结合几份有异议的庭审笔录和我方的证据来证明，我姨妈王金仙从头到尾都在说谎。

原告连父母丧事礼金都未付，还说尽孝？

在本次案件中，对于父母的赡养问题，其实与舅舅王根生的遗产案并无多大关系，因为这次的遗产是舅舅王根生一人独有，同时爷爷奶奶的遗产也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

但我的姨妈他们企图通过证明自己赡养父母的情况，加重自己在舅舅王根生遗产中占有较多比例的遗产继承份额。

对于赡养父母的情况，我的姨妈只是偶有探望，主要的赡养义务都是我母亲在进行。

同时，爷爷王金根的丧事是由我方一家办理，我的姨妈和他两个儿子连最基本的丧事礼金都未随礼。

而我奶奶吴翠英的丧事是由我母亲和我姨妈两家人共同办理的，我姨妈王金仙的两个儿子也随礼了丧事礼金。

我的姨妈说尽孝、赡养父母亲，可是连一份证据都没有，证词也前后矛盾，这不是在胡编乱造事实吗？

当然，作为原告，为了自己的利益编造谎言，是不用负法律责任的。

而我母亲为了证明自己对父母尽到赡养义务，也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包括父母的丧事礼金清单，和给父母的房屋翻建等证明。

我们都知道丧事礼金的清单都是给办理丧事的一方，因为这是一笔人情账，是要还的。

如果我们没有出资办理爷爷奶奶的丧事，这份丧事礼金的清单是不可能给到我们这方的。

在司法界还有一句法律格言：不能被证明的事实等于不存在。

我母亲无论是从证据层面，还是真实的情况，都足以证明对于父母的赡养都尽到了义务；反观我的姨妈王金仙与其丈夫，在父母的赡养问题上说谎了。

但最终徐进法官却认定，我们只对爷爷王根生尽到了赡养的义务，对于奶奶吴翠英没有尽到相应的义务。

也许在徐进法官心里，从一开始就站在原告一方，对于我们提出的证据都采取无视的态度，除非我们提供的证据徐进法官无法反驳，才不得不采纳。

原告在残疾兄弟身上一分钱没花，却说尽了扶养义务？

作为王根生遗产纠纷案的最大疑点，是谁尽到了扶养王根生的主要扶养义务？

王金仙作为法定的继承人有继承的权利，但继承权与继承份额的比例无关。

只有作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的一方，在分配遗产时可多分相应的份额，这是法律规定的。

我姨妈王金仙的丈夫顾永芳口口声声地说自己也尽了扶养义务，在法庭上还说要提供相关证据，但是最后连一份证据都未提供。

反观我的母亲，为了证明自己对于舅舅王根生尽到主要扶养义务，不仅给出了2014年以后的医疗票据、病历卡、敬老院支出票据、证言等相关证据。

而部分因为无法出具的证明，也通过证人证言与相关事实，可以推断出我们证词的正确性。

而徐进法官却认为，没有证据证明的事实是不存在的，所以对我们为舅舅日常开销的付出不认可的。

那我姨妈他们没有证据，为什么你却认为他们尽了扶养义务？

这不是明显地双标吗？不是对我们家存在偏见吗？

我想问问徐进法官和广大人民群众：

谁家大小事情都记录的？谁家每一笔开销都记录的？就算记录了，又有谁可以证明那些支出是真实的？

难道，我今天吃什么饭，做什么事都要拍照记录，如果没有证据证明，那就是不存在的。

真是荒唐之极，我想说：法庭不是靠诡辩就可以证明相关事实的，在法律面前一切靠的是证据说话。

请先证明你是我姐姐，再来和我打官司

基于上面徐进法官的逻辑，我想问徐进法官一句：如果我们否认王金仙是我的姨妈，那王金仙是不是不具有起诉资格？

根据彭镇派出所70年代户籍资料，我爷爷奶奶只有三个子女，并未有王金仙的存在。

王金仙是不是要先从医学和法律上，证明自己是我爷爷王金根与奶奶吴翠英的女儿，才有资格与我们打官司呢？

同时，在2019年2月永盛村村委会开具的证明中，要不是我们和村委会说还有一个姨妈，村委会都不知道有这个人的存在，并且村委会也不知道我姨妈到底是谁。

而在2020年4月王金仙去永盛村村委会开具证明时，村委会竟然开具了王金仙是我爷爷奶奶的女儿证明。

如果这份证明是真实的，那永盛村村委会当时是以什么依据开具这份证明的？

如果是虚假的证明，那是不是可以认定王金仙起诉时出具的村委会证明，是伪造的呢？

有一句法律格言：“不能证明的事实就等于是不存在的”。

这句格言区分了两个层面的“事实”：一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二是通过证据加以证实的事实。

在客观存在的事实上，村委会是不知道王金仙是不是我母亲姐姐的事实，王金仙也没有证据证明自己具有医学与法律上的亲属关系。

根据“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法院应当在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正确地适用法律，并以此根据形成裁判结论。

而根据证据裁判原则 ，先有证据的存在，然后才能认定从证据中推论出来的案件事实。

麻烦原告王金仙，请先用证据证明自己是我爷爷奶奶女儿的事实，再用虚假的陈述事实来起诉我母亲。

封锁兄弟动迁消息，那参加葬礼的人又是谁？

如果我们在法庭上否认王金仙的法定继承人身份，那也是可以的，因为王金仙没有法律和医学上的证明，是不存在事实认定的。

但是，我们尊重法律，一切以事实为依据，同时也不想通过法律的漏洞来为自己进行诡辩，事实是什么样的，我们就说什么样的。

而原告代理人顾永芳和祝春军却一次次地进行虚假的陈述，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真是不择手段。

说我们封锁兄弟动迁的消息和妄图独吞财产，真是可笑之极，完全是在诬蔑我们。

第一：我舅舅与我家和原告王金仙居住的公平村只有不到10公里的距离，不存在封锁的情况。

第二：原告王金仙说自己对残疾兄弟生前多有照顾，那动迁的消息就更加不可能封锁，除非王金仙对兄弟的照顾是在说谎。

第三：原告王金仙一家参加了王根生的葬礼，她的丈夫顾永芳和其两个儿子也进行了随礼，难道她会不知道动迁的消息？

第四：妄图独吞兄弟的遗产是虚假的，因为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否认有一个姨妈存在的事实。

同时王金仙起诉的时候是2020年，而我舅舅王根生的房屋在2021年2月份才抽签确认的。

如果我们独吞的话，那也是办理相关手续时，只写我母亲一人名字，才算得上是独吞。

以上每一条反驳的理由都有相关证据证明，请原告方也拿出相关证据证明其陈述的事实是真实的。

其实到目前为止，我想广大网友心里有了自己的判断，关于原告王金仙所陈述的事实基本可以确定为虚构的，不存在的。

而我母亲为了证明自己尽到了主要扶养义务，也出具了相关的证明，但最后都被徐进法官给否定了。

没有证据证明的就不存在，那有证据证明的是否存在？

在一审时，我们提供了不少于17份的证据，来证明我们对舅舅王根生与爷爷奶奶尽到了主要赡养的义务。

包括但不限于舅舅王根生的银行卡明细、病历卡、2014年以后的大病医疗费单据、养护院花费清单，证人证言等。

同时，对于一些无法证明的事实，我们也在庭审时作出了解释，部分在庭后还找到相关的证人开具证人证言。

虽然有个别证明，因为受到永盛村村委会书记宋某的干预而无法开具，但不影响基本事实的认定。

舅舅王根生截至2020年年未名下总的收入为62万左右，减去购买安置房的29万元，还剩余32万元。

而我母亲对于舅舅王根生的支出，有证据证明的包括养护院的10万，2014年后的大病医疗费单据5万多，王根生丧事亏损1.8万元等等，加起来大约在20万元。

就像前面徐法官所说的，没有证据证明的事实是不存在的，对于那些无法证明支出的费用，我们真的无法给出证明。

但是，我想问徐进法官和广大网友一个问题：

一个完全没有收入和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残疾人，是如何从父母去世后的2005年活到2019年的？

如果没有我母亲在舅舅王根生退休前给他缴纳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平时供他吃、喝、穿，带其看病配药，医院陪护等行为，他能活到2019年吗？

如果没有我们的付出，就没有之后的退休金，更加不可能等到动迁，也不会有今天这起遗产纠纷案了。

但徐进法官全部否认这个因果关系，只是片面强调要有证据证明，而在判决书上事实也是这样认定的。

17万的现金遗产就是一个笑话，法律规定监护人只能保管被监护人的财产，那如果被监护人在没有钱生活时，监护人是不是不需要支出金钱了？

那如果监护人支出相应的金钱，最后被监护人有钱了，是不是要归还给监护人呢？

难道监护人就只配无限度付出，却不能享受相应的法律权利吗？

这完全是违背了法律，违背了社会良俗，违背了自然发展的规律，但它却真真实实地出现在徐进法官的判决书上。

就算我母亲把15年的扶养当成是请了一个护工，其得到的工资也远远不止这17万元，真的是可笑可悲。

同时，对于徐进法官所说的，我方在2002年房屋翻建花费7.6万元的事实，我方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所以不予采纳。

我们在庭审中所说的7.6万元是动迁时评估的装修费用，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装修和翻建老房子花了多少钱。

因为翻建是在2002年，当时就没想到过动迁，自然没有保管相关票据。

而且装修的事情是发生在2002年至2014年动迁期间，有的建筑材料买的还是别人家二手的，你让我们怎么出具证明。

反而是原告王金仙一方，在两次庭审中一次说是认可翻建和装修的事实，另一次又说没有翻建装修这回事，如果不是在说谎，那证词怎么可能前后矛盾呢？

对于有没有翻建和装修的事实，动迁办拍摄的照片，和我家目前没有拆除的房屋是最好的证明。

如果真的按原告方所言，没有翻建和装修，那40年代的房子会是这个样子的吗？

真是可笑之极，同时原告和其委托代理人也无耻之极，对于徐进法官睁眼说瞎话的本事，我也表示佩服到极至。

果然人不要脸什么瞎话都说得出口。

总结

对于原告王金仙起诉状所言的情况，本人也结合庭审记录一一进行了反驳。

我想每一个有正常智力的成年人，都可以正确地作出判断，到底是谁在说谎。

在司法界有一句著名的法律格言：“谁主张，谁举证。”更进一步说：“承担举证责任的是主张者，而不是否认者”。

这两句格言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在诉讼过程中，哪一方提出了积极的诉讼主张，就需要对该主张所依据的案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谁主张，谁举证”是一种适用于所有诉讼活动的诉讼理念，《民事诉讼法》七十五条也提到：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假如一方提不出任何证据，或者无法证明本方所提出的案件事实，则该所提出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

而我国法律判决的原则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

在原告王金仙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尽到赡养父母、扶养兄弟的义务的情况下，徐进法官竟然认定当事人的陈述为事实。

而我母亲为了在这起案件中获得合法的利益，作出了积极地回应，并提供了详尽的证据，却未被徐进法官认定为事实。

最后的结果，也出乎所有人的想象范围，祝春军律师和徐进法官真的是在挑战法律与道德的底线。

司法公正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无疑是这道防线的守护者。

如果法官不能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那法律的尊严何在？

关注我，下面三篇文章将是我们一审的答辩状、完整的一审判决书和二审上诉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