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华为失去5G，我想起了中国女排

图｜杨力奇

7月29日，华为发布了新品手机P50系列。售价4488元起，全系没有5G。

5G与华为，曾是相互强绑定的两个名词。华为在2021年发布4G新机，就像苹果开始售卖安卓手机一样，悲壮、无奈、心酸，又有些尴尬。

“因为这两年多，美国的四轮制裁，限制我们的 5G 手机，现在只能用 4G。”余承东这样说。

更尴尬的是，华为手机的4G芯片都要依赖高通。P50全部采用高通骁龙888 4G芯片。P50 Pro前期采用华为自研的麒麟9000 4G版芯片，但预计到2021年12月，就会开始售卖高通骁龙888 4G版本。

目前只有高通获得了美国的许可向华为供货，但只能卖4G产品。你可以骂人，但也只能骂人。

这意味着，消费者如果出于情感需要去支持华为手机，他们在慷慨解囊的同时，也在为美国高通公司贡献利润。

这让我想起中国女排前几天输给土耳其的时候，许多网友表示，中国女排输球，是因为没穿中国品牌，而是穿了德国品牌阿迪达斯（Adidas）赞助的队服。

此外，中国女足是由耐克赞助的。

你每转发一次中国女排和中国女足的奥运照片，都要为你讨厌的阿迪达斯和耐克贡献一次曝光。愤怒的网友表示“我脊梁骨被戳爆了”。

可是脊梁骨不能当饭吃，羊蝎子除外。

前些年全球化如火如荼的时候，有一个词很流行，叫“中美国”，英文Chimerica。这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和柏林自由大学石里克教授共同创造出的新词，以强调中美经济关系联系的紧密性，称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

在“中美国”时代，得利最大的是跨国公司。它们两头占便宜，一边利用发达国家的创新能力、设计能力、法治环境，一边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工程师红利、低环保“优势”等等。

这几年，“中美国”正在裂开，就像一个正在闹离婚的家庭。喝着全球化奶汁发育起来的大公司，则成了夹在父母之间尴尬无助的孩子。

汇丰银行2020年中期业绩报告有一段话：随着地缘政治紧张态势的上升，跨国企业在一个司法辖区（jurisdiction）实现法律和监管合规，有可能被视为（may be seen as）对于这个辖区法律与政策目标的支持度要更“高于”另一个辖区。

翻译一下：听这边，会被那边认为有异心；听那边的，会被这边认为有反骨。

两头占便宜变成了两头挨打。出来混，迟早都要还的。除了政策压力，还有民意压力。

特朗普将“国家安全”大棒挥向TikTok的时候，张一鸣委曲求全，结果被国内网友骂成“张一跪”。张一鸣更在乎公司的存活，网友更在乎骨气与尊严。

最近的“倒霉蛋”是滴滴。在国内遭遇网络安全审查，被传“出卖数据给美国”，在美国却面临大规模集体诉讼。

据报道，很多在滴滴上市后遭遇亏损的滴滴股东，已经委托美国律师事务所已对滴滴、以及承销商和董事会提起诉讼。他们认为，滴滴和牵头的高盛集团、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等IPO承销商，做出了虚假和误导性陈述。

古往今来，你们见过这样“卖国”的吗？

拿“爱国”“卖国”之类的标签去框定华为、滴滴这样的科技公司，是不伦不类的。国家安全、民族感情与商业逻辑搅和在一起，天才爱因斯坦也提不出一套自洽的理论。

这几年，全球化的传统叙事出现了很大的BUG，归根结底不是这些科技公司做错了什么，而是气候变化之下老物种出现了不适应的症状。

黄峥、张一鸣这些新秀争相退居二线，坊间传了很多说法，但我觉得真相可能比所有人想象的都简单——他们也搞不清楚这个世界怎么了。

多读一些大人物的传记、自传、日记就会发现，当时代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居于舞台中心的人很多时候都是懵的。

没人知道世界将如何变化。

在“范式转换”时刻，聪明人要做的，是重新检查自己的知识结构、分析框架，努力理解世界变化的节奏。傻子们则迫不及待地去站队，去愤怒，去咒骂。

然而，不管你敲坏多少键盘，都没办法替华为造出一颗芯片。在驱动世界运转的诸多逻辑中，感情的逻辑可能是最不重要的。

最后，提醒一下口袋不够宽裕的华为支持者，任正非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们毕竟有钱，还能扛得起打击，中国很多老百姓是贫穷的，让贫穷的老百姓让一些利益给美国，来救一个有钱的华为，我良心上过不去。”所以，不买华为4G手机也不必有压力。

三角笔记：在“范式转换”时刻，聪明人要做的，是重新检查自己的知识结构、分析框架，努力理解世界变化的节奏。傻子们则迫不及待地去站队，去愤怒，去咒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