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穷小子，造中国第一辆摩托车，出口70国，却破产了，为啥？

80年代，我们国家还没有能力生产自己的摩托车。

代表团到南斯拉夫的托马斯摩托工厂考察时，对方甚至质疑中国没有自来水，中国人不会骑摩托车。

谈合作时，南斯拉夫的工厂提出，中国生产的摩托车必须使用他们提供的发动机，同时还要支付巨额技术转让费和提成费。

更过分的是，对方提出凡是有南斯拉夫这个国家生产的摩托车销售点的地方，中国生产的摩托车都不能在这里进行销售。

国与国之间，竟然为了一辆摩托车受制于人！

考察团遭受如此不公平的待遇，愤而离开南斯拉夫，决定回国自己干，一定要造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摩托。

没几年，一家叫嘉陵的兵工厂造出了中国第一辆国产摩托车。

30年后，中国蜕变为世界第一摩托生产消费国，嘉陵摩托车厂累计向市场投放1800万辆摩托车，并出口到70多个国家，品牌价值高达80亿。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被称为“嘉陵摩托”之父的孙寿彭。

1927年，孙寿彭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市米山镇后山后村，家庭条件不好，他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艰难成长，十分不易。

那么，他是如何从一个农村穷小子，一步一步改变人生的呢？

1875年，清廷为了生产枪支弹药，出资建造我国近代军工史上最早的弹药厂之一：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龙华分局。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龙华分局迁往重庆，坐落于重庆沙坪坝双碑嘉陵江畔，改称：重庆国营兵工厂第四五一厂，又叫做嘉陵兵工厂。

解放后，嘉陵兵工厂就在生产、技术条件都十分落后的五十年代，研制出以钢代替铜生产子弹壳的新技术。

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际局势缓和，中国的军需物品锐减，不少生产军需品的生产线闲置，经济效益下降，亏损严重。

而重庆作为兵器工业基地，当地拥有大量的军需品生产企业，其中嘉陵兵工厂最具实力，但还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不少兵工厂都走上了军转民的道路，选择什么项目作为嘉陵厂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成了嘉陵厂党委书记孙寿彭心中的一道坎。

早在50年代，嘉陵兵工厂为了转型，就研发生产出第一个民用产品：嘉陵牌闹钟。

1954年，嘉陵牌闹钟正式生产，但连闹钟的关键材料“发条”都没办法生产，还要从捷克共和国进口。

好不容易才把闹钟研究明白，投入批量生产，厂里上至领导下至工人，都十分高兴，一心指望着卖闹钟创造经济效益。

于是嘉陵厂盲目追求产量，导致质量不过关，嘉陵牌闹钟的用户体验感极差。

当时，在市面上流行一个说法：

嘉陵闹钟不如个鸡公。该闹时不闹，不该闹时闹得凶。

此后，嘉陵还生产过变压器、铜丝、钢球、鞋钉等民用产品，不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导致老本行军需产品的生产被打乱。

领导只能叫停嘉陵厂的创新业务，让他们重新回到以军品为主的老路上来。

1978年，孙寿彭带着人到北京开会，上级指示：

不打仗了，大家要学习一下如何搞军转民。

孙寿彭立即意识到，如何给嘉陵兵工厂寻一条生路，已经迫在眉睫。

他吸取了嘉陵牌闹钟的教训，初步确定了一个想法：

嘉陵的“军转民”不能搞低档次的重复产品，要搞技术复杂的、有发展前景的产品。

并且确立了开发民品要“适销对路，起点要高，技术密集，工艺相近”的原则，把目光投向了当时国内还是空白的民用摩托车行业。

那时，全国只有上海产的邮政用车“幸福250”，和济南轻骑产的单缸15型助力车，摩托车在当时，还属于技术相当复杂高档产品。

孙寿彭提出想要生产摩托车，便引来一片哗然。

无数人都认为他的想法是天方夜谭，毕竟嘉陵厂要技术没技术，要人才没人才，生产摩托车不现实。

有人给孙寿彭出主意：

生产摩托车太难了，不如搞电风扇，毕竟电风扇相对摩托车来说，不止简单一点点。

这个想法提出来，就获得大批人支持。

孙寿彭却都想得更深远：电风扇利润低，要养活像嘉陵这样的军工大厂，必须要专攻产量，到时候势必挤垮电扇厂。

而国内摩托车生产技术落后，全国产量不到5万台，而且全部都是军用产品，民用摩托车市场还是一片空白。

不能为了自己的发展，断掉别人的活路，同时还要保证嘉陵员工的利益，孙寿彭坚定信心：就搞摩托车，不搞别的。

当时重庆还在四川辖下，孙寿彭把想法汇报给四川省领导，并提出要建设一条年产30万辆摩托车的生产线，领导们对此十分支持。

四川山区居多，骑自行车费力不方便，生产轻便的摩托车，既能满足群众需求，又可解决军工企业任务不足的问题。

孙寿彭的这个提议，在领导眼里属于两全其美。

相关领导商量后，对孙寿彭提出三个要求：

一是要争取五机部的扶持；
二是产品的档次要高一些，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
三是要降低生产成本，使国内老百姓能够买得起。

孙寿彭一听，这几点要求都很合理，当即表示一定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

就这样，1978年10月，嘉陵厂正式接受了生产摩托车的任务，由此成为“军转民”兵工厂中，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同年底，嘉陵厂在国家五机部的帮助下，成立了7人摩托车筹备小组，孙寿彭先后带队到南斯拉夫、日本等国进行考察。

当时，中国与南斯拉夫已经断交20多年，对方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堪称无知，竟然问中国有没有自来水，还质疑中国人不会骑摩托车。

对方提出的合作要求也十分苛刻，中国生产的摩托车必须使用他们提供的发动机，同时还要支付巨额技术转让费和提成费。

而且凡是有南斯拉夫摩托车销售点的地方，中国生产的摩托车都不能出现。

孙寿彭听了，气得饭都吃不下，立即带着考察团离开，回到北京短暂休整后，又带着人前往日本进行考察。

参观了本田和雅马哈的工厂，孙寿彭发现日本摩托不但质量好，而且品种繁多，但对方提出的要求同样苛刻。

日本要求中国投资5000万美元，用5年的时间建成生产线，而且20%的关键性零件必须从日本进口。

中国人的骨子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傲气，脸被别人扔在地上踩，当然不可能忍气吞声继续合作。

最终，孙寿彭只订购了3辆本田摩托带回国，不再提合作的事情。

回国的飞机上，所有人心里都想着同一件事，心里沉甸甸地：

不管有没有国际合作，都要搞摩托车，造一辆自己的摩托车，为自己争口气。

1979年2月，孙寿彭考察完回到厂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四处刷标语：

甩掉‘洋拐棍’，造出‘争气车’，向国庆三十周年献礼！

距离国庆节还有8个月时间，孙寿彭把厂里的人都聚到一起，指着墙上的标语，掷地有声：

同志们，我们派出去考察摩托车研制、生产的同志回来了！

我们希望得到的技术，人家不给我们；我们希望跟人家进行合作，人家的条件太苛：5000万美元建一条生产线，关键零部件还得他们提供，见鬼去吧！

怎么办？没有办法，一切要靠我们自己！地平线就在我们的前面，不管有多困难，就三个字：冲出去！

底下的人不明所以，议论纷纷：“怎么冲？我们嘉陵厂就一些做子弹的冲压设备，我们就只能冲壳子（重庆方言吹牛的意思）！”

当大家了解清楚考察团在国外受的气后，纷纷噙着热泪，七嘴八舌地对着孙寿彭喊：

孙书记，您下命令吧！

那一年，“绝不冲壳子，造出争气车”成了嘉陵工厂所有工人的共识，3000多名工人自动投入摩托车研发，连续奋战200多个日夜，没有任何休假。

在研究摩托车之前，任何人都没有想到摩托车身上还有这么多的塑料零件，嘉陵工厂没有专门的注塑车间，没有形成批量生产，临时拿到外面去做又来不及。

技术员一筹莫展，纷纷围着在车间蹲点的孙寿彭，让他拿主意，所有人都急得团团转。

孙寿彭拿着从样车上拆下来的塑料件，一屁股坐在车间门口的石阶上，这样的零件制作起来不难，但是原材料却不好找。

冥思苦想间，孙寿彭注意到自己脚上穿着一双崭新的塑料凉拖鞋，就提出：

我把这玩意儿捐出来，熔了做材料。

那时候，普通工人一个月的收入不足100元，买一双凉拖鞋就要几元钱，大部分人都还穿着草鞋，孙寿彭这样的国企领导买一双凉鞋，也不容易。

第二天，孙书记要把新凉鞋捐出来做零件的消息传遍全厂，工人们十分感动，纷纷回家找来旧鞋子、塑料管等物件，自发捐出来做零件。

没有原材料，没有像样的设备，生产摩托车需要的每一个部件，都要靠着嘉陵工厂的工人们手工打磨。

工人们经常加班熬到深夜，孙寿彭就亲自送宵夜到车间。

有一次，因为没有注意到楼梯的路沿宽度，他狠狠地摔了一跤，左腿裤子在地上磨出一个大洞，大腿很大一片已是血肉模糊，左臂到肩部也划了一条长长的口子，鲜血淋漓。

工人们心急不已，要把他送到医院，孙寿彭却摆摆手，指着旁边的两个竹筐，里面用塑料袋装着白面馒头。

没事儿！都怪我夜夜跑这路以为熟悉就大意了。

馒头来了，大家赶紧吃！吃了好继续造咱们的争气车！

那时候，加班是没有加班费的，每天苦战到深夜，厂里只能多给参与造“争气车”的工人师傅每人两个馒头，即使是这样，大家还是热火朝天地忘我工作。

为了两个馒头，把一厂之长摔成这样，大家拿着手里的馒头，却没有人吃一口，不知道谁大吼了一声：

兄弟们，走！继续造咱们的争气车！

工人们又回到岗位上，继续奋战。

就这样，在孙寿彭的带领下，嘉陵工人齐心协力，历时4个月，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造出了中国第一辆民用摩托车。

这款被命名为CJ50型的嘉陵摩托车，车重100斤，时速六七十公里。

孙寿彭激动坏了，非要亲自试骑摩托车，结果因为过于兴奋，操作失误，把门牙都摔掉了。

当年，新中国三十华诞，5辆嘉陵CJ50型摩托车在天安门广场绕场骑行，引起极大轰动。

5辆争气车没有漂亮的外观，是很老气的橘红色，但还是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展览一结束，就被北京市民抢购一空。

一辆摩托车售价千元，在当时属于奢侈品，堪比现在的法拉利、劳斯莱斯，但更重要的是，这是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摩托车。

1980年，第一批嘉陵摩托车生产成功后，嘉陵厂开始着手摩托车批量化生产，为了尽快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孙寿彭决定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同时再自主开发创新。

于是，嘉陵选择了世界上最大的摩托车生产企业——日本本田公司进行合作。

有了自己生产出样车的底气，这一次的合作顺利许多，在本田方面的帮助下，嘉陵首先对自己开发的“争气车”CJ50进行改造，推出了第二代国产摩托车：CJ70。

到1989年时，CJ70已经全部实现国产化，油耗数据甚至低于进口摩托车，成为名符其实的“节油王”。

从孙寿彭组织研发的第一代嘉陵摩托开始，到之后的14年间，嘉陵摩托的江湖地位一直很稳固，属于摩托行业的老大。

那些年，重庆大大小小的摩托车行靠给嘉陵摩托生产配件，就能发家致富。

同时，还有不少的摩托车企业伪造嘉陵摩托，外出销售时，要用尽手段蹭嘉陵摩托的名气，才能提高销量。

然而，被誉为重庆“摩界五虎”的力帆、宗申、隆鑫、望江和建设五大摩托集团，靠着嘉陵起家，却飞速抢走了嘉陵的市场份额。

随着国家飞速发展，摩托车不再是老百姓的心头好，国家也出台了禁摩令，嘉陵摩托因为没有创新意识，最终日薄西山。

2020年，被誉为“嘉陵摩托之父”的孙寿彭病逝。

他的离去，仿佛正预示着嘉陵摩托的命运，嘉陵摩托很快就宣布破产重组。

嘉陵摩托是时代的产物，孙寿彭是时代的英雄。

这一人一物，都在特定的年代，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