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那些年，曾经争夺过奥运金牌的艺术家们

1948年伦敦夏季奥运会上，73岁的英国人约翰·科普利（John Copley，1875—1950）成为有史以来获得奥运奖牌最年长的选手，未来他的纪录依旧不太可能被打破。因为科普利并非在充满欢呼的体育场获得奖牌，而是在安静的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A），科普利也不是运动员，而是平版蚀刻画家，这也是有史以来最后一次艺术奥运会。

约翰·科普利，《马球》，1939，伦敦美术协会提供

19世纪末，当顾拜旦创立现代奥运会时，他深爱的艺术和体育一起出现在脑海中，他觉得两者不该分离。顾拜旦成长于艺术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画家，其作品获得过荣誉军团勋章，并为儿子绘制了早期奥林匹克杂志的封面图片——他为自己是一个具有精致审美判断力的人而自豪，他的艺术理想也深受艺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的影响。

顾拜旦，《体育寓言》，1896，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藏

尽管顾拜旦始终争取将艺术纳入奥运会，但并非人人都报以同样的热情，甚至有反对者指出，很容易测量谁跑了400米最快，谁掷了最远的铁饼，但要想在雕像或诗歌中确定谁是冠军，虽不是不可能，却异常困难。但随着奥运会将根据专家判断授予奖牌的体育项目（如体操、跳水等）纳入，艺术进入奥运也成为了可能。但因为维苏威火山的爆发，1908年奥运会的举办地在最后一刻由罗马改为伦敦，这也推迟了艺术竞赛进入奥运会的时间。

顾拜旦在法国南部。©国际奥委会

除了审美敏感度外，顾拜旦也近距离接触过艺术，他父亲的作品还几度入选“巴黎沙龙”。 众所周知，1863年，“名士”组成的“巴黎沙龙”评审小组拒绝了所有参赛画作中的三分之二，其中包括马奈、塞尚、毕沙罗、惠斯勒等人的作品。对于选择入选和获奖作品，顾拜旦似乎从中汲取了灵感。

最后，仅有四位画家进入了第一届奥林匹克绘画大赛。 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人让-弗朗索瓦·拉斐利 (Jean-François Raffaëlli)，他的作品曾在1880和1881年的印象派展览中展出，并受到过约里斯-卡尔·惠斯曼 (Joris-Karl Huysmans) 和德加 (Edgar Degas) 的赞赏，但他没有得到奥运会评委的青睐，作品被排在最后。冠军得主是意大利人卡洛·佩莱格里尼（Carlo Pellegrini），他以阿尔卑斯山冬季运动的明信片插图而闻名——公认的相当迷人。

美国人沃尔特·W·温南获得过射击和雕塑的金牌

几乎没有人能与温南跨学科的壮举相提并论，稍有企及的只有匈牙利人阿尔弗雷德·哈约斯（Alfréd Hajós），他在1896年赢得了两枚游泳金牌，并在1924年参加了巴黎奥运会的建筑比赛，但仅获得银牌。

1912年艺术奥运会的文学金牌足以让布加迪等人感到安慰。11年前，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委员会选择将首个文学奖授予默默无闻的法国诗人萨利·普鲁多姆（Sully Prudhomme），而不是列夫·托尔斯泰。也许是为了向1912年奥运会主办国瑞典致敬，顾拜旦同样拒绝了在欧洲最著名（也最臭名昭著）的意大利诗人加布里埃尔·达南奇奥(Gabriele D’annunzio)的作品，而将金牌授予了《体育颂歌》(Ode to Sport)的作者乔治斯·霍罗德(Georges Hohrod)和埃施巴赫（M. Eschbach）。后来，霍罗德和埃施巴赫被发现是顾拜旦的笔名。

尽管开局不顺利，但艺术比赛成为后来六届奥运会的特色，其范围还扩大到图形、头饰、浮雕等，吸引了更多参赛作品（1928年的最高纪录是1100件），并获得了公众的关注，1932年，近40万人参观了在洛杉矶历史科学和艺术博物馆举行的长达一个月的参赛作品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越来越多像让-弗朗索瓦·拉斐利、伦勃朗·布加迪一样后来具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成为了艺术奥运的失败者。例如，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著名的英国马术艺术家阿尔弗雷德·芒宁斯（Alfred Munnings）几幅参赛作品均未能打动评委；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以德国重量级拳击手马克斯·施梅林（Max Schmeling）为模特的作品也被认为不足以登上领奖台。

乔治·贝洛，《夏基的雄鹿》，1909年，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与此同时，一些不太知名的艺术家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青睐。例如，卢森堡的让·雅各比(Jean Jacoby)分别在1924年和1928年获得两枚绘画金牌；瑞士平面艺术家亚历克斯·迪格尔曼(Alex Diggelmann)在1936年获得了金牌，然后在1948年又收获了银牌和铜牌。

艺术比赛的评判也笼罩着争议的阴影。1912年后，评审团不断扩大，并由评论家、政要和学者组成，但因为参赛作品没有足够的价值，奖牌空缺时有发生（比如，七届艺术大赛中共有153枚奖牌，只有124枚颁出）。同时评审小组通常挤满了主办国的评委，这也增加人们对奖项的偏见和怀疑。例如，在洛杉矶，30人的评审小组中有24名美国人，而德国人则占据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41个评审名额中的29个，而且比赛由纳粹德国时期的教育与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 (Joseph Goebbels) 部分监督，来自轴心国的艺术家获得了14枚奖牌中的9枚。似乎是为了确认政治干预的概念，一些获奖作品随后被纳粹高级官员购入。

杰克·巴特勒·叶芝，《利菲河上的游泳比赛》（The Liffey Swim），1923年，© 爱尔兰国家美术馆（都柏林）

劳拉·奈特，《拳击营》（Boxing in Camp），1918

保罗·兰多夫斯基，《拳击手》，1920

无论如何，最终奥林匹克艺术竞赛的失败不是因为标准、公众利益或裁判争议，而是因为奥林匹克运动承诺维护的科林斯式理想。1949年，在顾拜旦去世12年后，国际奥委会暂停了艺术奥运会，理由是大多数参赛选手靠艺术工作谋生。奥委会表示，“让专业人士参加这样的展览并获得奥运奖牌是不合逻辑的”。

不仅如此，在艺术竞技上颁发的奖牌被从奥运会参赛国和国际奥委会的历史记录中删除。顾拜旦善意地安排了一场体育与艺术的联姻，但最终以分手告终。虽然双方通过东道国举办的与奥林匹克运动会相关的文化项目保持联系，但肌肉和大脑仍然在远处注视着对方。

（注：本文原载于《阿波罗》杂志，2021年6月号，原标题为《审美力：争夺奥运金牌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