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知青年代，很多人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因为回城、招工、上调的诱惑，那些在村口、河边、树下的山盟海誓变得一文不值，知青吴君祥就有过这样一段经历。
他插队时爱上了村里的姑娘何飞红，考上大学后却抛弃了“小芳”，固执的何飞红不放弃，苦等十几年，终于换来了吴君祥的回头，然而二人结婚后，吴君祥却身患绝症……
1969年春天，一群上海知青从上海坐火车，疾行千里到达黑龙江德都县（五大连池市），随后挥手告别，奔向不同的公社和生产队。
吴君祥记得，知青刚到村口，就看到一大帮男女老少在等待，他们穿着五颜六色，打满补丁的破衣服，脸上的表情既好奇又喜悦，充满了农村的朴实感。
16岁的吴君祥没想到，有一根看不见的红绳，已经把他和人群里一个11岁的小姑娘连在了一起，这个姑娘就是何飞红。
农村的日子是艰苦的，尤其是山中生活，缺吃少穿是常态，但也有一些外人想不到的见闻和经历，比如说挖人参。
在东北挖参有很多讲究，上山的队伍必须由一个经验丰富的“山里通”带领，他就是队长，也被称为一把头，副队长称为二把头，其余人称“边棍”。
吴君祥不懂这些规矩，非要跟着上山，把头念在他是个知青，不好意思拒绝，就带上了他。
“你咋带个‘初把’（第一次进山的人）？”二把头问。
“人都有第一次，他们知青也该多学点东西。”把头笑着说。
“我觉着要坏事。”二把头很不情愿。
“也不一定。”把头摆摆手。
在山上寻找人参的时候，所有人都不能随便说话，要“压上趟子”，也就是排成一排向前走。
有人发现了人参，大喊一句：“开眼！”
二把头赶紧问：“几品叶？”
发现者用手比划了一个动作，大家又喊：“快当！快当！”
正当大家聚拢过来的时候，吴君祥已经上手摸了人参，准备拔出来。
二把头赶紧喝止：“别动！”
吴君祥不知所措，连忙住手，二把头呵斥：“都让你整坏了！还没弄‘照头’呢！”
一般来说，发现人参后，在动手挖之前，还要取一块红松树皮刻上人参的品味，也就是“照头”，再用穿了红绳的照头拴住参叶，最后才能由把头上手挖，否则就不吉利。
见吴君祥闯了祸，把头也不多说话，只是铁青着脸，整个挖山队伍都默然不语，一次放山活动草草结束。
经过这件事，吴君祥自觉林中生活虽然很奇妙，但不适合自己，就主动要求去村卫生所工作，考虑到村里没有医生，生产队长就让他当了个药剂员，负责给村民发药。
在村卫生所，吴君祥一干就是五年。有一次，何飞红的父亲老何到卫生所求药：“小吴，我嗓子疼，你给我开点药。”
“怎么了？又唠了一天，把嗓子说哑了？”吴君祥问。
“哪有的事！就是最近有点累。”老何谄笑着。
吴君祥打开药箱，取出几片磺胺：“晚上吃一片，剩下的明天吃，多喝水。”
老何回家吃了药，半夜开始抽搐，何飞红慌张地摇着父亲：“爹，你咋了？”
老何用最后的理智说：“叫人……”
何飞红出门喊邻居，连夜把父亲送到了县卫生院，经过抢救终于捡回一条命。医院的大夫说：“病人吃错药了，幸亏送来得及时。”
吃错药了？那不就是卫生所的那个知青的问题！何飞红怒火中烧，找到吴君祥破口大骂：“都是你，差点把我爹害死！”
吴君祥表情内疚，红着眼说：“我听说了，确实是我的问题，药箱没有收拾好，弄混了。”
“你，你，你……”何飞红指着吴君祥，不知道该怎么责骂，眼前的这个上海知青没有推诿责任，反而伤心流泪，看来真的是知道错了。
她气得一跺脚，转身回了家。
因为愧疚，吴君祥此后经常到何家帮忙，劈柴、挑水，他什么活都干，就是想赎罪。
何飞红一开始仍旧十分憎恶吴君祥，嫌他让父亲遭了罪，他来义务干活也是装装样子，没几天就不来了。没想到，吴君祥一干就是一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渐渐地，何飞红对眼前的知青有了不一样的看法：这人文质彬彬，虽然干着力气活儿，但还是有一股说不出来的书生气，十分儒雅，跟大字不识的粗鲁汉子有根本区别。
16岁本身就是少女情窦初开的日子，何飞红萌生了一种异样的情感。
她控制不住内心的冲动，在吴君祥砍柴时，主动端来一碗水，腼腆了喊了一声：“吴哥，你喝水。”然后红着脸跑回了屋里。
吴君祥端起粗瓷碗一饮而尽，他边喝边笑，差点呛水。
那个年代，男女之间并不需要太多交流，一颦一笑都能传情达意，何飞红对他有了心思，他也早就喜欢上了这个直爽的少女。
后来的日子里，两个人说话的机会多了起来，吴君祥虽然不是个情场浪子，但也知道男人要主动，于是给何飞红写了一封言辞克制的情书：
小红！我希望我们的友谊能继续下去，我们的心连在一起！
这一张小纸条，何飞红当成宝贝塞进了枕头里，没事就拿出来端详，她知道，这个男人就是自己最喜欢的那一个。
因为吴君祥去何家帮忙的时候，家里人都在，所以他一直在寻找亲近何飞红的机会，有一次，老何刚好要出门一趟，何母去灶房烧水，吴君祥瞅准机会，在何飞红的脸上亲了一下。
突如其来的亲昵，让何飞红手足无措，呆若木鸡，幸亏母亲喊了一句：“闺女，把壶提来。”
她才脱离了窘境。
年轻的少女提着壶，心中许下了誓言：这辈子一定要嫁给吴君祥。
1976年夏，经过两年的恋爱，吴君祥和何飞红早已成了正大光明的情侣，老何也把吴君祥当成了女婿，两个年轻人开始筹备结婚的事。
有一天，吴君祥冲进屋子，拉着何飞红的手说：“我被保送去上大学了！”
“真的？”何飞红也一脸兴奋，“哪里的学校？”
“上海！复旦大学！”吴君祥高兴地要喊出来。
“太好了！”何飞红虽然不知道复旦大学是什么，但真心地为男朋友高兴。
吴君祥临走前，向何飞红发誓：“红妹，你放心，你就是我的未婚妻，我不是陈世美那样的人，学成之后一定回来娶你！”
“我等你！”何飞红流着泪说。
吴君祥走后，家里少了一个干活的人，顿时变得冷清起来，但更冷的，还是人心。
过了半年时间，何飞红整个人都变得特别忧伤，一开始，她每周都能收到吴君祥寄来的信，慢慢地变成一月一封，后来就不定时了。
老何坐在炕桌上，长叹一口气说：“人啊，都一样。冷得时候，特别想有一堆火，等到真有了一堆火，一会儿嫌烤的热，一会儿嫌烟熏眼，不知足啊……”
“当初就不该让他走！”母亲也在一旁帮腔。
何飞红知道，父母这是骂吴君祥变了心，始乱终弃，但她不愿意承认，她有自己的想法：
我就算把他的人留下了，他的心能在农村待一辈子吗？只有让他自己去选择，才可以真正得到幸福。
话是这么说，但她对于吴君祥能不能回来，还是没底。
1980年，吴君祥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上海一间学校工作。他没有回东北，违背了当初的诺言，何飞红写了一封满含感情的长信，希望吴君祥能回来完婚，然后留在东北也好，返回上海也好，她都愿意接受。
接到信，吴君祥十分痛苦，现在自己在上海没有房子，就算跟何飞红结婚，两个人住哪里呢？退一步说，即便何飞红来到上海，她没有上海户口，作为一个农民，更不可能找到工作，怎么生存呢？
家人也不希望他继续跟东北农村的女孩继续联系，撺掇他赶紧一刀两断，不要浪费时间。
吴君祥把自己的顾虑写成一封信，坦诚自己的想法，并向何飞红道歉。接到这封分手信，何飞红如同五雷轰顶，哭了一个月，村里人都摇头叹气：这孩子的心伤透了。
此时的何飞红已经22岁，在农村算是老姑娘了，父母很着急，给她说了不少亲，但都被她拒绝，在这个痴情女的心里，她始终相信吴君祥会回心转意的。
1987年，当年在村里插队的上海知青出差路过，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吴君祥早就结婚了。
何飞红陷入绝望，偷偷弄来一瓶安定片，全部吞入肚中，幸亏家人发现及时，把她送进医院，经过抢救，最终醒了过来。
她睁开眼睛，首先看到满脸泪痕的母亲。
“你傻啊，人家不要你，你就寻死觅活，你怎么不想想我跟你爹！”
她转头望父亲，看到他头上都是纱布，母亲哭着说：“你爹知道你伤心，他干着急生气，用烧火棍砸自己的头……”
经历了生死，何飞红无比平静：“爹，娘，你们以后不用为我难过了，我会好好的。”
她虽然产生了为父母而活的觉悟，但仍然割舍不了对吴君祥的感情，出院后，一个人去了趟县城的照相馆。照了一张没有新郎的结婚照，当做是对这段感情的纪念。
日子一天天过去，村里关于她的流言蜚语一直没有停歇，何飞红强迫自己不去想那些偏见和恶意，但她确实在不断衰老，本来如桃杏一样的少女，最终变成了中年人。
原本的何飞红性格爽朗，常常是人未到，笑声先到，跟吴君祥分开后，她再也不笑了，只是趁没人的时候，到村口的柳树下站着，希望能看到爱人的身影。
一个人最宝贵的时光就是青春，尤其是女人，何飞红的青春无疑被浪费了，她为了爱情，自愿蹉跎，甘愿毁灭。
有人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悲剧。一位同时认识吴君祥和何飞红的上海知青，偶然间回到村子，看到了憔悴、苍老和奄奄一息的何飞红，瞠目结舌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只是叹气。
他返回上海后，立刻找到吴君祥，痛斥了后者，慨叹：“造孽啊！原来的小红跟一匹小马驹似的，充满生命力，现在只剩下一个空壳，你把人家害了！”
吴君祥没有想到，曾经那个自己在柴房偷偷吻过的小姑娘，居然如此刚烈，他自责、内疚、羞愧万分，最终鼓起勇气写了一封信，向何飞红讲述自己悔婚后的经历。
“离开你，我过得不幸福。”信的的第一段，吴君祥就说出了心里话。
原来，他娶了一个同样是大学生的妻子，婚后几年，妻子去美国求学并留下定居，吴君祥只能跟着一同前往，但他不喜欢国外的生活，压抑的气氛让他跟妻子矛盾重重，最终离了婚。
吴君祥回到国内，一直保持单身，现在知道何飞红在等着自己，他决定勇敢一次，把这个没过门的“媳妇”带到上海，用余生来弥补之前的错误。
吴君祥没想到，自己的赎罪举动，居然成了救命的选择。
1994年，吴君祥回到离开了18年的东北，在别人的质疑声中，接走了虚弱的何飞红。
“你怎么这样了……”搀扶着不到90斤的何飞红，吴君祥不断流泪。
“不哭，你来找我，啥事都好了。”何飞红终于笑了出来。
在上海，吴君祥跟何飞红领了结婚证，把她当成公主一样宠着，他买菜、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何飞红什么都不用干。
“我要把你在农村十几年吃的苦，全部换成糖补给你。”吴君祥说。
“那我要得糖尿病了！”36岁的何飞红再一次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妙，生活原来如此美好。
幸福的时光匆匆而过，二人度过了平凡却温馨的十年。
2004年时，吴君祥的肝出现了问题，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想要活命，只有肝移植一条路可走。
“到底需要多少钱？”吴君祥问。
“40万左右，”何飞红安慰丈夫，“你别着急，我们能凑到。”
“不可能，不可能……”吴君祥陷入了绝望。
这些年二人虽然相濡以沫，和和睦睦，但何飞红毕竟没有工作，吴君祥的单位效益也不好，二人的积蓄只有2万块钱，加上吴君祥单位捐赠的8万，他们还有30万的缺口。
“我不做移植了，回家慢慢调养。”吴君祥想放弃。
“说什么胡话！你的命只是你的吗？你要是没了，我怎么活？”何飞红抱着丈夫大哭。
为了筹钱，何飞红想到了媒体，她将自己和吴君祥的故事告诉了电视台，借助公众的力量，最终筹集够了手术费。
吴君祥明白，要是没有妻子的坚持和奔走，自己根本不会获得帮助，甚至当年如果没有把何飞红从东北接来，自己始终一个人生活，现在可能会像一条野狗死在屋子的角落，没人关心……
肝脏移植手术只有50%的成功率，吴君祥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他在进手术室前，拉着何飞红的手，流着泪说：“我这辈子，做得最错的一件事，就是离开你。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娶了你。”
何飞红抱着虚弱的丈夫，咬着牙强忍着情绪，她不敢哭，害怕这就是永别。
手术很顺利，吴君祥得救了。
“我不能死，我还要再给你还20年的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吴君祥对妻子说。
“什么债不债的，咱们要白头到老！”何飞红拉着丈夫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面对记者，何飞红总结了自己的爱情：
人要是真正爱上一个人，既说不清他具体哪里好，也想不出他哪里不好，反正就算有不好的地方，你也不会往心里去，不管过了多少年，你只会感觉离不开他。
从北大荒到上海，吴君祥和何飞红的爱情之路走了两遍，虽然这条路充满坎坷，但这并不影响最终的美好结果。他们的故事，让很多人认识到了爱情的坚韧。
（本文由真人真事改编，为保护隐私，文中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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