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日本之间的两国关系，重大节点都离不开中国因素丨燕京讲稿

佩里来航是美国为打开通往中国大门，将日本作为中继站。一战之后的华盛顿会议主要是围绕中国。罗斯福去世之前设计的战后秩序是将东亚交给中国维持，国民党失败后才调整对日政策。美日关系一开始就和中国纠结在一起。

讲者丨史方正、于铁军、王新生、牛可

整理︱张弘

美国总统拜登会见日本首相菅义伟。（图源：视觉中国）

最近，美国著名学者、班克罗夫特奖获得者W.拉夫伯尔的作品《创造新日本：1853年以来的美日关系史》在国内引进出版。2021年7月14日，由北京汉唐阳光出版公司与《燕京书评》联合举办的线下读书会在彼岸书店举行。此次活动由本书译者史方正主持，北大历史系教授王新生、副教授牛可、北大国关系教授于铁军一起探讨了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史。以下是三位学者的主要发言。

活动现场图。由左至右是史方正、于铁军、王新生、牛可。

于铁军：美日关系史的每个重大节点，几乎都离不开中国因素

《创造新日本：1853年以来的美日关系史》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中美日三边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的相互纠缠的历史，这也是本书的中心内容之一。这本书有一个三段式递进的结构：第一，通过一百四五十年美日关系史的叙述，将美日关系的总体特征总结为“冲突”；第二，日美之间发生冲突是因为美日之间分属不同模式的资本主义，拉夫伯尔的这一归因可能与威斯康星学派的特点有关，解释有力但稍显简单；第三，日美之间冲突主要是围绕中国而展开的。

美日关系的重要节点，确实都与中国直接相关。如佩里来航，美国为了打开通往中国的大门，在通往中国的航线上，寻求将日本作为一个提供煤炭和淡水、提供救援的中继站，日本在当时的美国眼中并不重要。1853年，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决定开国，这看上去有些诡异，实际是美国为了更顺利地打开中国市场，捎带着把日本的国门给打开了。近代中美日关系，从一开始就纠结在一起。

1921年到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是要解决一战后列强尤其是美日两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协调问题，主要是围绕中国的利益协调问题。1920年代的中国，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军阀混战，秩序混乱。为了避免彼此之间在中国的争夺失序，帝国列强因寻求相互妥协，华盛顿会议就是一个围绕中国来展开的妥协的会议。华盛顿会议及其会议之后确立的华盛顿体制，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最后签订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之前签订的《五国海军条约》及《四国条约》，因为涉及到英国在远东的利益，涉及对1902年结成日英同盟的处置，也都跟中国脱不了干系。

1947年，美国对日本的重建，也源于当时中国内战形势发展的需要。1945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之前，他所设计的战后国际蓝图是将东亚地区交给中国维持秩序，当时主要依靠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1943年的开罗会议，美国所设想的战后东亚秩序支柱是国民党中国，但没曾想形势变化非常快，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败退，到1947年美国已经意识到国民党承担不起战后东亚秩序的支柱，才有了对日政策的重大调整。在这过程中，凯南发挥了重大作用，说服麦克阿瑟，修改对日政策，从原来惩罚日本的严厉政策摇身变为扶植日本的政策，树日本为战后远东地区秩序的支点，以应对共产主义在远东的发展，尤其是应对共产党中国的挑战。所以，1947年美国对日政策大调整的背景，主要还是因为中国。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约及日美安保条约的签订，其背景也离不开当时的朝鲜战争，以及之前中苏之间于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从历史上来看，美日关系的每个重大节点，几乎都离不开中国因素。拉夫伯尔认为，日美之间的历史冲突主要是围绕中国来展开的，是站得住脚的。不过，今天的形势已经很不一样了。本书英文版出版于1997年，作者说他写了5年，那么大概是从1992年左右开始撰写，也即冷战之后的日美关系还没有太多涉及，基本停止在1990年代中期。从1990年代中期到现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已经过去，日美关系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国的同盟关系在最近二十年得到了较大的强化。现在，美国把战后对日本和德国的民主化改造，看成美国战后所取得的最大成功之一。

当前的中美日关系，成为关注的焦点；这次主角，不是日本和美国，而是美国和中国。但日本在中美关系中依然扮演极为特殊而又非常关键的角色。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是以日美同盟为基轴、以驻日美军基地为依托的。所有与中国进行的战略竞争，尤其是军事博弈，都绕不开这个环节。未来20年内，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的国家安全挑战，大概率将来自于美日同盟。中日美关系还将继续缠绕在一起，拉夫伯尔这部著作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复杂多变的中美日关系是大有裨益的。

《创造新日本：1853年以来的美日关系式》，W.拉夫伯尔著，史方正译，汉唐阳光丨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版

王新生：欧美学界研究日本社会的五个阶段

《创造新日本：1853年以来的美日关系史》提出了两大命题，来看待150年的日美关系。一个是日美的战略不同，特别强调了美国的对外战略不考虑地域性，而是从整个全球来考虑；日本是地域性的，东亚地区是它的重点。另一个命题是，日本和美国是截然不同的制度与社会。

需要强调的是，在不同阶段，美国人写书的倾向性是不太一样的。我过去做过欧美人日本观的研究：战后70年，欧美对日本的研究，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战后初期，可以称为“否定日本”。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扩张，美国跟日本进行了一场十分艰难的战争；占领时期，在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领导下，美国人在日本搞改革。有两本书特别有代表性。一本是美国日本问题专家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其实，本尼迪克特不是日本专家，而是文化人类学者。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人不投降，战死到最后一个士兵，称为“玉碎”。美国军部就让本尼迪克特叫来研究日本人为什么不投降，她用文化人类学的比较方法，认为日本是耻感文化，西方是罪恶文化，日本人崇拜权威，天皇说不能投降就不投降。另一本书是加拿大外交官、日本问题专家诺曼·赫伯特的《日本维新史》。这两本书对占领时期的政策影响非常大：本尼迪克特的书对保留天皇的政策影响较大，诺曼的《日本维新史》对农地改革、解放财阀的政策影响较大，但都带有否定日本的含义。

但到19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日本高速增长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在战前就有基础，以美国日本问题专家、当时的驻日大使赖肖尔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现代化学说”，提倡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即新兴独立国家日本为榜样，通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进而开始肯定日本。1960年代，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专门出了两期专刊号“太阳是怎么升起来的”，探讨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这是60年代的“肯定论”。

到了1970年代，日本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欧美开始出现学习日本的声音，最典型的就是刚刚去世的傅高义在1979年出版的《日本第一》。

到了1980年代，形势发生变化，日本和美国、欧洲的贸易战打得太狠，对日本的研究也随之出现了修正主义学派，最初以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为代表，在1982年出版了《通产省与日本奇迹》。到1989年，荷兰驻日记者卡瑞尔·范·沃尔夫伦写了一篇文章；1990年，出版了扩充而成的《日本权力结构之谜》。以这两个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学派认为，日本和我们是不同性质的制度。卡瑞尔·范·沃尔夫伦的书也有两大命题：第一，日本不是一个实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而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社会体制；第二，日本没有一个有权威的中央政府，在政策实施之后，不知谁来负责。他特别形象地讲，日本有四大利益集团：政党、利益集团、官僚和黑社会，且他对日本黑社会评价很高。这四者构成平行四边形，谁的力量大，政策就倾斜到哪一方，这叫“敲打日本派”。

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崛起后开始忽略日本，认为日本没有什么值得探讨的，没有什么可学的经验了。所以，美国、欧洲的学者不再去探讨日本的政治和经济，而去探讨日本的文化、音乐乃至跳大神。美国著名的劳工史学者戈登，也写过很多关于日本历史的著作书也比较多，但他现在研究的是平安时代的阴阳道，也就是日本古代的跳大神。由此可见，欧美对日本的研究已经进入了忽略日本的阶段。

今天讨论的《创造新日本》，写于1997年；由于写作需要时间，所以它仍处于“敲打日本”的延长线上，主题还是强调了日本和西方的不同性质，即日本实行的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阅读拉夫伯尔的这部著作时应该考虑写作背景，英文原书名是“冲突：从佩里到珍珠港及其战后”，强调的是冲突。

日本至今仍是世界第三的世界经济大国，有两位美国人功不可没：一位是1853年的佩里，一位是1945年以后的麦克阿瑟，这两人真正创造了一个新日本。《创造新日本》确实典型反映了150年日美之间的关系，对了解今天的日美及其东亚局势会有帮助。现在因为中国问题，日美又携起手来，这本书也写到了日美关系的关键第三者，也就是中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拉夫伯尔今年去世了，但如果他现在重新写的话，角度应该会不太一样。

《日本权力结构之谜》，卡瑞尔·范·沃尔夫伦著，任颂华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0月版

牛可：拉夫伯尔的日美关系史，打通了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关联

拉夫伯尔今年3月去世了，对我来讲还挺突然的。若干年前，我和两个学生翻译了他的《美国、俄国和冷战》，因为翻译上的问题，也与他通过信。拉夫伯尔是美国外交史、国际关系史和战后美国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的标杆人物。

1960年代之后，美国外交史、国际关系史领域有所谓的“威斯康星学派”，也叫修正学派。他们致力于批判美国的全球政策，尤其是在第三世界的政策，有些类马克思主义性质，背后有些经济决定论的理论背景。他们认为，驱动美国全球政策的主要动力是美国公司的利益，基于也即美国经济利益的基础而开发出的一整套解释体系。

威斯康辛学派第一代创建者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威廉·威廉斯，他手下第一代学生有三位都是后来公认的大家，拉夫伯尔可能排第一。他在1960年代末就已成名，从此长盛不衰。在美国老一代的威斯康星学派当中，他属于相当复杂的一位。威斯康星学派的老一代人有些经济简化论、经济归约论的特点，批判意识非常强，但容易简化美国对外政策的原因和动力，历史证据方面也不太见长，经常会被人指出证据方面的不足和偏颇。拉夫伯尔关注的议题多种多样，之所被认为思想比较复杂，是因为他有历史学折中主义和复杂性的综合平衡能力，《美国、俄国和冷战》也是这样。

战后美国历史学是高度专业化的，学者们一般是在某个比较狭窄的论题方面做出贡献，然后才被历史学界认可。拉夫伯尔是一位以写通论性、综论性著作见长的学者，但对普通读者甚至专业学者而言，《创造新日本》也不是很容易能够理解的。首先，美国历史学和中国历史学不太一样，它的学术基础及其牵连相当厚、相当广，无论是日本史还是日美关系史，都有大量的不同学科路径从各个侧面去研究它。学者要进入专题领域，各个不同学科、研究领域、研究分支的已有研究都要有所涉及。拉夫伯尔本人并不懂日文，虽然他引用了很多日文资料，但应该是请人替他翻译的。美国公众相当关切日美关系，作为历史学家想要介入关于日美关系的公众讨论，需要拿出学习者的风范。对他来讲，尽管自己有广泛的学养基础，但对于日美关系，他是作为学习者而重新介入的。我看了他的一些书目，我知道的他全看了，大量不知道的他也看了；他也感谢了很多日本学者，应该有日本学者给他提供书目、提供重要的学术信息。

拉夫伯尔不仅是相当畅销的历史学人，可能还是外交史排前几位的畅销作者，同时也被认为是一位现象级、传奇性的伟大教授，他在康奈尔的讲课经常是400人以上参加，在纽约的公共论坛场合也能吸引大量的人员，可见他的讲课水平是非常高的。这跟他驾驭复杂问题，包括发挥历史学优势讲生动的故事、对人物的精深刻画和研究、对历史事件的深入把握都有关系。而且，他的趣味感特别强，时不时会有冷峻的幽默，经常善于发现历史当中比较吊诡悖论的、比较复杂的、能拿出来让人玩味的东西。

很多人认为，历史学和现实没有关系，但拉夫伯尔能把美国外交史和现实打通，他的很多历史著作都是在自己研究的议题成为美国公众关切话题时出版的。美国历史学家常把历史学作为理解现在的工具，把历史和现实打通，这本书真正贯通到他当时的时代。《美国、俄国和冷战》大概是在1967年首次出版，后来不断修改增补；到21世纪初出版第10版时，把“9·11”也写进去了，试图向公众展示一个历史学家怎么在特定议题上把历史和现实连接起来。就此而言，这本书不仅代表了拉夫伯尔本人的鲜明特点，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美国历史学的一些特点。这种长处，在中国历史学界可能还相对比较欠缺。

《美国、俄国和冷战》，沃尔特·拉费伯尔著，牛可、翟韬、张静译，世界图书公司2014年7月版

于铁军：21世纪的中美贸易战与20世纪末的美日贸易战

美日关系是特别值得研究的，大国之间所能发生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各种事情，在美日关系中基本都发生过。在我们今天面临中美战略博弈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跌宕起伏的美日关系史的借鉴和启发意义尤为巨大。简单的历史类比，常会使人误入歧途；但以此为由而否定历史类比的作用，则无异于因噎废食。无论承认与否，我们总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各种历史类比，来思考当下和未来的问题。日美在太平洋战争中所展开的海空战，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空战；美国最终向日本投掷了两颗原子弹，这也是世界范围内大国关系当中迄今为止唯一或唯二的案例。美日两国当时军事斗争激烈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在这过程当中一系列的具体历史事件，比如日本袭击珍珠港，就涉及到国力评估、战略欺骗、军事突袭和情报失败等战略研究的诸多核心议题，这些都在美日关系当中以一种相当典型和极端的方式发生了。从战略军事研究的角度来看，给我们思考类似的问题提供了足够丰富的素材，大家可以从阅读这本近现代以来一百四五十年美日关系史的著作中有所体会。

经济方面，也是如此。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日美之间围绕中国市场而展开激烈争夺，在美国和日本对于东亚门户开放政策的不同态度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日本将东亚视为自己的禁脔，其所追求的自给自足、自我支撑的帝国秩序，跟美国“命运天定”、跨越太平洋不断西进之间的碰撞，形成了美日之间根深蒂固的冲突（该书英文原著的书名本来是Clash）。在经济摩擦和冲突方面，日美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实验室。现在世界有些地方流行“中国威胁论”，但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没有中国威胁论，只有日本威胁论，尤其是在美国。当时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其所关注的领域、双方的思考逻辑、所使用的语言，还有美日在贸易战中所使用的策略甚至谈判技巧，都给当下的我们一种似曾相识之感。现在国内金融界人士常谈及1985年的“广场协议”也是一种类比，通过考察当年的美日金融关系来思考当下的中美金融关系。在经济领域里，美日关系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数据库。在处理这些棘手的经济问题时，美国和日本到底是怎么做的？其思维方式是怎样的？影响决策的因素有哪些？今天回过头再去评估当时的政策和决策，利弊得失究竟该如何计算？这方面的内容，对我们今天处理类似的问题都会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文化领域的美日冲突，大家可以看入江昭的《权力与文化》。他觉得，美日太平洋战争既是一种权力之争，更是一种文化之争。美日文化的不同，包括思维方式、行事方式的不同，这些都与权力争夺纠缠在一起，以至于美日双方究竟是为了权力而战，还是为了自身的种族和文化而战，都让人搞不清楚。就像日本的石原莞尔所信奉的那样，“世界最终战”将是“文明之战”，是代表黄种人的日本和代表白种人的美国之间的“黄白大战”。美日之间这方面的对峙，会辐射到一系列特别有意思的问题，比如1924年美国“排日法案”所涉日裔移民问题，1990年代初日本政治家指责美国人“懒惰”所引发的美国方面的愤怒，等等。文化差异、种族差异所造成的歧义，很容易扩散和渗透到本已紧张的双边关系，从而加剧双方的冲突。近来大家可能已经感受到了，在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中，经常使用的词是“价值观之争”，大家越来越意识到中美两国的思维方式很不一样。从几次剧烈冲突的日美关系史中，我们能够吸取些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从这个方面来讲，美日关系史仍是一块有待开发的宝地。

拉夫伯尔这本讨论一百四五十年美日关系的书，不是一部纯粹的外交史，它以美日外交博弈为主，但字里行间也包含着对美日文化差异的理解，对双方不同行事方式的思考，具体体现在比如美国政治家和外交官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有些人喜欢中国有些人喜欢日本，都需要加入文化背景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权力与文化：日美战争，1941~1945》，入江昭著，吴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5月版

王新生：个人在国际秩序中究竟能否起到作用

从方法论来讲，做外交史的研究需要三方面的理论和知识：一是国内政治，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谈外交必须把国内政治搞清楚；二是国际政治，外交要求对国际政治要比较熟；三是外交思想，它有历史的延续与传承。拉夫伯尔这本书在前个两方面做得非常好。

在第三个方面，《创造新日本》有它的独特之处，但它有点过分强调个人在外交过程中的作用。当然，也不否认有些特别有影响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可能会对当时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影响可能有微调的效果，但要做整个改变是很难的。比如日本近代史，从明治维新以后，我们一直说日本有一个大陆政策，就是东方会议、田中奏折，当然东京审判时已经否认了田中奏折的存在。现在中国学术界说，不管有没有，日本近代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征服世界先得征服中国，征服中国先得占领满蒙，占领满蒙先得占领朝鲜。实际上近代也是这么的：甲午战争把朝鲜控制了，“九·一八”把东北控制了，然后就是卢沟桥事变、太平洋战争。日本人认为这种说法很冤枉，在他们看来，只有战术，没有战略；所以，日本人写的书是把性质淹没在细节分析里，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偶然发生的，一连串的偶然推向了一种必然。但我们谈历史，首先是定性，日本对外战争就是侵略战争，就是要对外侵略扩张。这确实有一种宿命论，现在日本人也在探讨为什么选择了战争。东京大学加藤阳子的《尽管如此，我们为什么选择战争》（中文版翻译为“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做了很多研究，包括国内政治、国际政治、外交关系、地区关系等，说来说去，搞得大家又迷糊了，到底是哪个因素在起作用。

我过去参加了两国政府间的共同历史研究，天天跟日本人吵架，包括“卢沟桥事变”。日本人考证来考证去，甚至考证出因地下党开了一枪而导致两国打起来了。但是，我们是先定性，你是侵略战争，这个仗肯定要打，什么时候打是偶然性的。实际上，现在日本人再往前追溯，也有人认为甲午战争是双输的战争，为什么？中国打败了，肯定输了；日本人打赢了，把胃口打起来了，打得那么轻松，死了大概1.2万人，而且1万多人都是在战场上病死的，真正打死的没有几个，脚气病死了一大堆人。因为那时候没有达克宁，所以脚气是死人的。战争赔款获得2亿3千万两白银，还占领了一个台湾，他们觉得打仗是个赚钱的好买卖，十年打一次，打起来没完了，最后把自己打没了。尽管没有战略，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战争像充满了发条的钟表一样，能量在全部释放出来之前是停不下来的。”日本近代的步伐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尽管充满了很多因素，但一旦走上这条路就是一条不归路。

美国也是一样。《创造新日本》特别强调“国际秩序”，如果说日本人对外强调原料和市场的话，美国人在这点上确确实实有大国的色彩：它强调秩序，在这种秩序下怎么实现美国的发展。所以，包括一战后的《凡尔赛和约》，美国因参议院没有批准参加国联，所以到1921年又召开了华盛顿会议来确定远东太平洋的国际秩序。后来，因日本发动“九一八”打破了这个秩序。战后美国也是如此，因为战后的国际关系、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体制全是美国主导建立的，比如联合国、关贸总协定，再加上布雷顿森林体制，都是在美国主导下构建的。虽然个别时期有些特别重要的政治家、知识分子、思想家会影响到这个主流的发展，但真正想改变也是很困难的。

《现代日本史：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安德鲁·戈登著，李朝津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11月版

牛可：文化心理对外交政策的重大影响

2017年，于铁军老师请了日本共同社驻华盛顿记者站前站长松尾文夫（1970年代尼克松时期）来国关学院座谈。老先生的职业业绩之一，是他在中美建交之前预测了中美必然接近，是在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前做的预测。这被认为是新闻史上的一个成功案例。他预测的基础是他在华盛顿时的观察。日本是美国的盟国，而中国和美国还没有正式关系，两个国家实际还是敌国，而且多年相互隔绝。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做出一个判断：在华盛顿、在美国精英当中有一种强烈的对中国的兴趣和偏好。他说，美国国务院有大量的中国问题专家，这些中国问题专家人数远远多过日本专家，而且汉语的程度远远超过日本专家的日语。他还举了一些其他例子，比如华盛顿最高法院、国会都有孔子之类的关于中国文明的象征符号。美国对于日本的兴趣，远远没有对中国高。他认为，中美之间有种特别的文化亲和力，进而有情感的投注。（美国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美之间历史上有所谓的特殊关系，美国有种特别的对中国的亲和感。）而且，松尾老先生当时认为，日本不要寄希望于美国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会站在日本一边，这种历史惯性和文化亲和力会让美国最终选择中国。

今天回头看，2017年到现在，这四年的变化已经非常大了。这本书上提到美日之间关系的跌宕，认为只有很少的双边关系会有这种跌宕，其实中美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现在我们处于一个特别巨大的不确定性时代，这种时代使得人容易低估文化因素在相互之间的认知和对对方的判断上的作用。但这个问题，仍是一个非常有价值且很难求得答案也因此而有魅力的问题。比如这本书书名里的冲突“Clash”：一个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和日本式的资本主义两种体制、两种行事方式的冲突，还有就是关于中国问题的冲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关于中国问题的冲突，就美国而言，可以简化成为美国政策精英乃至于更广泛的、有影响力的，比如在公共生活当中有思想影响力的乃至有政策影响力的非决策者的精英态度：对中国和日本的认知也好，情感寄托也好，文化偏好也好，就是怎么看这两个民族，他们喜欢谁，不喜欢谁，在政策上怎么对待、处理和平衡这两个国家。有些是很典型的案例，比如赖肖尔是上世纪60年代美国驻日本大使，被誉为美国战后日本研究的教父。他的哥哥就是一位亲华派，而他自己是个亲日派，甚至对日本军国主义都提倡要有文化的理解。从权力、经济比较实际的角度去观察对外政策的动力之外，永远有文化上的向度，就此而言，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美日关系三者之间都有无穷的；非常丰富的历史沉积也好，极有现实意义的重大事态也好，都和文化密切相关。

长期以来，驱动精英人物对这两个国家的关注，其实有很强的文化和审美方面的动机和偏好。比如对日本的禅宗佛教、浮世绘、艺术品，乃至于对日本人质朴厚重的建筑等很多关注，其实为后来各个时代的美日关系提供了文化基础。虽然人数很少，但美国国内始终有这么一批人对日本怀有文化上的好感，而且对日本怀有特殊偏好好感的人远远低于对中国有好感的人。但是，这些人产生的是美国对日本的研究，然后有这样的一种机理：产生对日本的研究，就会在美日政策当中有发言权的影响力。就此而言，从最开始在美国都市地区如纽约、波士顿收集日本艺术品开始，星星点点地建立对日本的研究（包括对中国的研究），到开始在东方学框架之内发展对日本的研究，到后来地区研究当中又建立庞大的日本研究，这也是美国和日本关系的重要方面。对此，好像老先生在书里没有丝毫提及。虽然他也提到小泉八云这种美日文化交流史中特别有符号意义的人，但在这方面并没有深入关注，可能还是跟威斯康星学派的偏好有关系。

《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约翰·W.道尔著，胡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8月版

于铁军：美国精英在东亚国际关系史的影响

美国大学里最好的日本研究者，比如已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的杰拉尔德·柯蒂斯教授，研究日本政治被认为比日本学者还要好。他到日本去访问时，小泉首相都要跟他聊聊日本国内政治问题，他对日本政治的研究已经深入到这种程度。另一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理查德·塞缪尔斯教授，起初是研究日本政治经济，后来是研究日本安保政策和大战略，他对日本的了解也非常深入。这两位学者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在学生时代，到日本进修日语时，因为喜欢上日本文化而开始将日本作为终生研究领域的。学者走上特定地区国别研究之路，恐怕摆脱不了研究对象国文化的影响或者本人审美的影响，并不一定是基于特别物质、理性的计算，而是研究对象在情感上被打动了。

拉夫伯尔的书提到了很多精英的活动，有的是站在中国方面，有的是偏好日本方面。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东亚国际关系史方面，则是华盛顿会议召开100周年、“九一八事变”90周年、太平洋战争80周年、日美安保条约签订70周年，这一系列重大事件都与日美中三国直接相关。

拉夫伯尔认为，美国外交在华盛顿会议期间所取得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三个要素：第一是美国准确地把握了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状况，通过日本代表团团长加藤友三郎海军大将压制了代表团里像加藤宽治那样的激进派。第二个原因是美国看准了当时日本正在开启以协调外交为基调的“币原外交”时代。为此，拉夫伯尔分析了币原喜重郎的东大学习背景、跟财阀女儿的婚姻对其事业的加持等个性化的原因。第三个要素，则是美国人雅德利成功破译了日方密码，从而使得美国方面事先尽知日本的外交底牌。

在讨论这三个原因时，拉夫伯尔都落实到了具体的人的作用，而不仅仅是干巴巴地讨论事件，写美日关系就罗列美国跟日本发表的公文，以及声明里都列了些什么东西，但对这些公文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关键人物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以及他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都搞不清楚。从决策层面展开深入而细致的分析，体现了一个学者的深厚功力，说明他对这个问题的了解不是浮在表面，即不仅仅是对外交事件发展进程有大致的了解，而是对整个过程是怎么推进的，由谁来推进的，谁在这里面起了关键的作用，他为什么能起到这种关键作用，或者怎么起作用都有所了解和分析。事件永远是人来做的，而人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行事的，本书着墨颇多，这是本书的重要特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