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知青孟启洁跟父亲一同到黑龙江下乡插队,父亲是上海的宣传干部,因此她也算是干部子女,
孟家父女思想觉悟高,在黑河落户后,尽管生产和生活条件并不好,但他们并不觉得吃了亏,反而有一种不断进步的满足感。
父亲一落户,就被抽掉去修水渠,孟启洁也没有受到特殊照顾,跟普通知青一样,在黑土地上学会了播种、铲地、拔草,对她来说,东北的一切都不错,唯独有一点,夏天的蚊子实在受不了。
东北水系发达,到处都有河、溪和沼泽,因此,蚊子和小咬(蠓)数量惊人,经常是干活的时候,稍不注意就被咬一身疙瘩。
小咬造成的疙瘩奇痒难忍,孟启洁下乡第一次哭就是因为额头被叮出了一圈包,她皮肤嫩,一挠就烂,不挠又痒,左右为难只能大哭。
男知青不懂怜香惜玉,还拿她打趣:“呦,额头凸出,变成寿星了!”
此时,生产队出了个政策,年龄最小的知青可以到集体食堂帮忙,不用下地干活。
孟启洁因为只有16岁,比其他人都小,所以转去食堂给厨师打下手。
其实食堂的工作也不轻松,毕竟要喂饱几十口人,每天要挑水、劈柴、摘菜、洗菜、切菜,还要打饭,反正除了颠勺之外,所有活儿都要干。
不过孟启洁很感恩,没有嫌弃食堂的工作又脏又累,毕竟蚊子和小咬少多了,她打饭的时候总是笑脸相迎,疲倦的人们见到她的笑容,如沐春风,倍感亲切。
人们都喜欢她乐观开朗的性格,当然,最喜欢的还是食堂的“老厨师”崔宏涛。
崔宏涛其实只有22岁,但人们都管他叫老厨师,一是因为自打有这个食堂,他就干厨师,资历老,另外,他做饭手法还行,即便来来回回就那么几样菜,调味的也只有盐,但“好厨子一把盐”,他总能把盐加到恰到好处,显示出老练的厨艺。
孟启洁的工作是给崔宏涛打下手,可两个人根本不说话。崔宏涛性格内向,再加上不自信,始终不敢主动靠近“像阳光一样明媚”的孟启洁,干什么事都用手指,不过他也不傻,有机会的时候,还是会表现自己的体贴和懂事。
有一回,生产队计划挖河道,人手不够,要从食堂抽一个人帮忙,厨师肯定不能离了灶台,只能孟启洁去了。挖河道要下水,本来女生就不适合,而那两天孟启洁刚好来了月事,考虑到不搞特殊,她谁也没告诉,仍然下水作业。
收工后,寒冷加上疲惫,孟启洁连脏衣服都洗不动,只能把衣服泡在盆里,打算第二天再洗。
可第二天一大早,她就看到自己的衣服洗干净后被挂到了食堂的晾衣绳上。
“怪了,还有人帮我洗衣服?”她以为是同宿舍的女知青,立马去感谢。
舍友回答:“不是我,但我看见你们食堂的崔师傅昨晚在洗衣服。”
孟启洁又去问崔宏涛:“崔师傅,是你帮我洗了衣服吗?”
虽然二人已经合作了七八个月,但这是第一次说话,崔宏涛红着脸说:“对,我洗的!”
这下轮到孟启洁手足无措了,毕竟那一盆衣服里还有沾了血迹的内衣,一个男人洗女人的内衣,太让人羞涩了,她只能说一句“谢谢”,然后低头干活。
一整个早晨,孟启洁都在想洗衣服的事,她跟崔宏涛的情缘,也由此开始。
本来孟启洁已经有一个男朋友了。她是上海干部的女儿,性格又好,自然是不少男青年心中的女神,最后,一个同样来自上海的男知青捷足先登,不仅赢得孟启洁的好感,同时还被推荐上了大学。
孟启洁向往的爱情,简单而单纯,没有任何功利和市侩,然而,上了大学的男朋友却变了,在信中屡屡提及自己的“光辉事迹”:通过巴结老师当上了班长,略施小计躲过打扫卫生的工作,甚至还设想了毕业后要当科长、处长、局长……
孟启洁觉得男朋友成了一个庸俗的人,油嘴滑舌,轻浮躁动,对他的感情日趋变淡,信也不怎么回了。
男朋友发觉不对劲,抽空回了一趟生产队,找孟启洁说清楚:“小孟,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孟启洁默不作声。
男朋友不依不饶:“你是不是有人了?”
“没有!”孟启洁有些厌恶。
“肯定是有人了,所以你才对我冷淡了,他是谁?你告诉我!”
男朋友的不依不饶让孟启洁十分厌烦,赌气地说:“你猜对了,是有了。”
“是谁?”
孟启洁指着在厨房里干活的崔宏涛:“就是厨师!”
崔宏涛早就在一旁偷听了,没想到孟启洁说出这样的话,羞臊地不知该怎么办。
男朋友冷笑着摔门而去,孟启洁长叹一声,继续干活。
彼时,孟启洁和崔宏涛确实存在着一点好感,但这种朦胧的感觉不足以让他们建立真正的情侣关系,事情的转机,发生在一场悲剧之后。
1970年,孟启洁的父亲接到了修水库的任务,工程挖到一半遭遇岩层,需要用炸药爆破,一个知青作业时不慎提前点燃了导火索,逃跑来不及了,孟启洁父亲就用身体护住那个冒失的知青,最终受了重伤。
经过抢救,命是保住了,但也留下了残疾,组织决定让他提前返沪休养,并允许孟启洁一同回去。
孟启洁没有接受这项优待,除了不喜欢搞特殊的个人执念之外,她还割舍不了跟崔宏涛的这段朦胧之恋。
看着全身绷带的父亲,孟启洁哭着说:“爸爸,回到上海有妈妈照顾你,我现在还需要锻炼,不能离开这里。”
父亲微微点头说:“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想法,这很好。你留在这里,我放心,乡亲们不会亏待你的。我听人说,你们食堂的厨师不错,你们要好好相处。”
听到父亲的话,孟启洁脸上飞起两朵红晕,原来他们俩暧昧的情形,早就人尽皆知了,现在有了父亲的认可,她觉得可以确认关系了。
男女之间,想要捅破最后的窗户纸,总要有一方先迈出一步,崔洪源是个老实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孟启洁明白,这一步只能由她来引导。
有一天切菜时,孟启洁说:“老崔,我准备回上海了。”
崔宏涛切菜的频率一下乱了,但还是故作镇定地说:“什么时候走,多久回来?”
“可能不回来了。”孟启洁盯着崔宏涛的眼睛。
“不……不回来了?”崔宏涛额头开始渗出汗:“为什么啊?”
“不为什么,想家了。”说完转身去洗菜。
崔宏涛撂下菜刀,凑到孟启洁身边问:“你不是说喜欢东北吗?”
“喜欢一块土地,是因为那里有喜欢的人。我觉得我喜欢的人,不怎么喜欢我,所以要回家。”孟启洁说得很冷静,冷到崔宏涛如同吞了一块冰。
崔宏涛再傻,也知道孟启洁说得是自己,他虽然口拙嘴笨,不善言辞,可此时如果不表明心迹,恐怕永远都没机会了,就壮着胆说:“胡说,你喜欢的人,最喜欢你了,你别走!”
“喜欢我的是谁啊?”孟启洁俏皮地问。
“我喜欢你!”崔宏涛如释重负,终于说出了压了快两年的话。
两个人成了情侣后,周围的人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有些人祝福他们修成正果,有些人则怀疑他们的前景,毕竟一个是上海干部的女儿,一个是当地农民的儿子,双方差得太远。
日子一天天过,两个人的感情也不断稳固,1973年,孟启洁回到上海,想跟父亲母亲说说自己的感情状态。
母亲不看好这段恋情,同时也不想让孟启洁再回东北,就留她在家待了好几个月。
崔宏涛给孟启洁写了一封信,内容很克制:
小洁:你还好吧?叔叔身体还好吗?代我替阿姨问好,你还回来吗?我一直等你!
这封30个字的信,崔宏涛写得很别扭,不仅字体歪歪扭扭,而且很多字缺笔画,可以看出不怎么会写字,孟启洁的母亲十分不满:“这写得什么?30个字,错了能有一多半,跟鬼画符一样,这样的人,你也能看上?”
孟启洁不喜欢妈妈的语气:“他家是贫农,会写字已经不容易了,不要瞧不起他!”
妈妈和缓语气:“我不是瞧不起他,是不看好你们的未来!”
孟启洁愤怒地说:“大家都捡现成的,不帮助落后的,社会还怎么进步?”
妈妈坚持底线:“你喜欢帮助谁我不管,但你们不能结婚。”
孟启洁哭着离开了家,搭上了回东北的火车。
见到爱人回到生产队,崔宏涛的心算是放下了,他本以为孟启洁再也不回来了。有人给他出主意:“你小子别犯傻了,这么好的姑娘,还不赶紧定下婚事,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
崔宏涛也想把孟启洁娶回家,但他有自己的顾虑,首当其冲就是贫穷,他们家是贫农,除了自己当厨师有点微薄的收入外,父母一贫如洗。
“我不在乎,我看上的是你这个人,又不是你们家。”孟启洁的话坚定了崔宏涛的想法,他决定带孟启洁回一趟家,见见未来的公公婆婆。
虽然孟启洁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来到崔宏涛家里的时候,还是有些不适应:院子大门的木板缺了一扇,两间干打垒的土房子,屋顶的稻草稀稀疏疏,屋里的土炕又黑又破,全屋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两床破被子。
孟启洁脸上没有变颜色,还是和和气气地把从上海带的糕点和奶糖拿了出来,倒是崔宏涛的父母不自在了,他们一直低着头,不敢看未来的儿媳妇。
崔宏涛的父亲先发话,颤颤悠悠拿出一把零钱放在桌上,小声说:“这是115块钱,你们俩拿去用。家里条件不好,只能出这么多了。”
他没有直说这是给孩子们办婚礼用的,实在是张不开这个嘴。
这场见面仪式草草收场,孟启洁没有拿钱,她知道崔家根本拿不出这100多块钱,肯定是东拼西凑借来的,她不能要。
走的时候,钱留在了桌子上,崔宏涛心里开始忐忑不安。
他骑着自行车载着孟启洁回食堂,边骑边哭:“小洁,我们家太穷了,你要是不同意,我也不怪你,呜呜呜……”
孟启洁淡淡说:“感情不是钱能衡量的,你就算是个叫花子,我也不会嫌弃你。”
她抱紧了崔宏涛的腰,很使劲,仿佛用力道告诉男朋友,自己说得都是真心话。
过了不到三年,两个年轻人攒了一些钱,终于办成了婚礼,仪式就在他们工作的食堂,没有大排宴席,只有几盘喜糖。当天晚上,这对新人收到了上海的电报,来自孟启洁的父母:祝你们一生幸福!早日返沪探亲!
获得了父母的祝福,孟启洁更坚定了把根扎在东北的愿望。她跟崔宏涛在其他知青的帮助下,盖了一座干打垒的房子,划了一片菜地,他们自己种菜、养猪,生活倒也不匮乏。
村里人都说:小崔这孩子命好,娶了个好媳妇。小孟这孩子心好,不嫌弃农村。
然而,这座闭塞的小山村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在酝酿着巨大的变化,他们落后而平静的生活,即将被打破。
1979年,中国迎来了众多变革,其中一项就是知青大返城。
独身一人的知青,大部分回到了城里,而有一些已经和当地人成家的知青,也许是厌倦了乡下的生活,也许是经不住城市的诱惑,毅然决然地拿着一张离婚证,返回城市。
孟启洁不是圣人,看着知青们一个个离开,她也动摇了,可这时已经有了儿子,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崔宏涛看出了孟启洁的犹豫,主动说:“小洁,能娶到你,我已经很满足了。如果你要回上海,我不拦着。儿子你不想带走,我把他养大。你要带走,我也不反对,只是长大后别忘了还有我这个爸爸。”
孟启洁思来想去,还是决定留下,毕竟自己一开始就选择了这条路,要是不一而终,那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她对丈夫说:“咱们这一辈子捆住了,谁都离不了谁。”
80年代初,夫妻二人离开农村,调去哈尔滨工作,崔宏涛进入一家国营饭店当厨师,孟启洁也在那家饭店当会计。
80年代是国营饭店的黄金年代,生意很好,人们有点余钱都喜欢下馆子,可繁荣的表象之下,也隐藏着新的危机。
私有经济的不断发展,催生出私人饭店的不断增多,国营饭店的劣势被放大,败下阵的后果就是一一被关停。
90年代中期,崔宏涛和孟启洁下岗了,跟无数下岗工人一样,他们陷入了茫然,不知所措,小人物第一次感受到了时代的巨浪。
在上海的孩子需要钱,他们的生活更需要钱,偏偏在这个时候,他们却陷入空前的困局。
孟启洁合计了一下,家里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回上海寻找机会,靠父母亲戚先接济一段时间,要么自己创业,最后,孟启洁选择了第二条路,理由与嫁给崔宏涛一样,既然选择了留在东北,就没有离开的理由。
创业首先要找准方向,干点什么好呢?崔宏涛说:“卖吃的吧,我只会干这个。”
孟启洁认可这个提议,毕竟他们俩一辈子都在跟食堂饭店打交道,这个时候再去跨行,风险过大。
一开始,崔宏涛想干东北菜,孟启洁否定了:“满大街都是,人早都吃腻了,我们得弄点新鲜的。”她希望搞上海小吃,比如说馄饨和八宝粥。
崔宏涛手艺不错,调的馄饨馅确实有一股老上海的味道,而八宝粥只要材料上乘,怎么熬都好喝。
他们借了一笔钱,把小吃店开了起来,不出所料,很快成了附近闻名的红铺子,因为生意太好,一开始专营早点,后来变成了全天供应。食客们赞不绝口,崔宏涛甚至被誉为“馄饨王”。
借着90年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夫妻二人靠着一碗馄饨,赚到了以往不敢想象的财富,他们也从曾经的贫贱夫妻,变成了成功人士,当年相识的人,不管是老乡还是知青,再没有人怀疑孟启洁的选择。
崔宏涛时常感慨:“上山下乡给我了一个好媳妇,改革开放给我了一个好生活,这辈子值了。”
孟启洁提醒他:“是上山下乡给你的媳妇吗?是小洁同志主动成为你媳妇的!”
两个人相视而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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