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展｜从“万年长春”看上海地域美术史的汇聚

当下正在上海博物馆对外展出的“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展，是一次具有独特意义的展览，这次展览不以“热门”名作的展示为旨，而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美术史书写中诸多疑难问题进行深入的梳理，更新了公众对从中国美术史到沪上地域美术史，乃至红色美术的整体历程，在形成、发展和影响方面的一般认识。
偶见一句禅诗：“新英秀气发中枝”，在此借用来形容上海地域美术史的汇聚。正是这样的“新英秀气”般的生命力，实现了上海博物馆策展人所提出的“吴门前渊”，又于其后影响了独具特色的海派艺术。

上博展览现场，明代董其昌《题杜琼南村别墅图册》中有“吴门画派之岷源也”句

根据学者郑嘉晟的研究，元初忽必烈（1215—1294）对江南士人采取了一定的优惠政策，包括对征收较轻的赋税，纵容兼并土地，利用江南地主参政等。江南的士人们由此获得了较为宽松的生活环境，苏杭一带的经济得以发展，许多士人不用做官也能过得富庶悠闲，具有了营造文化生活的经济基础。如《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张简”条中载：“胜国时，法网宽大，人不必仕宦，淛（同浙）中每岁有诗社，聘一二名宿如杨廉夫辈主之，宴赏最厚。”赠礼中甚至有“黄金一饼”“白金三斤，一镒”等，确实十分丰厚。因此当时的士人往往有“客居”的雅好，即安心地住在地方士绅的庄园中，过着一种“安居暇食以谈礼乐”的隐居交游生活。
至元代中后期，海上成为了诸多士人隐居的所在。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任凌利中先生在《澎湃新闻》6月22日的采访中，将上海的士人分类为“避地”“土著”“宦居”“住持寺庙道观”“游历寓居”五大主要类型。在本次展览中，“避地”有陶宗仪（1239—约1412）、杨维祯（1296—1370）、马琬（不详—1378后）、钱惟善（不详—1379）与邵亨贞（1309—1401）等；“土著”有陆居仁（1335年前后）、张中等；“宦居”有吴福孙（1280—1348）、顾园（1321—1382）等；“住持寺庙道观”有邹复雷、邹复元兄弟、贡师泰（1298—1362）、姚玭等。根据上博陶喻之研究员在《关于杨谦本事与马琬等的沪上创作》一文的考证，杨瑀（1285-1361）有《静安八咏》两首，《竹西草堂图》和《杨竹西小像》中的主角则是上海大隐杨谦（1283—不详）。至元末群雄起兵后，江南士人有一部分投向张士诚集团，如王蒙（1308—1385）等，希望能够通过张氏的实力保境安民。再如王逢（1319—1388）“坚卧不起，隐上海之乌泾，歌咏自适。” 本次展览中有他在至正丙午年（1366）为南宋赵葵（1186—1266）《杜甫诗意图》的题跋。还有杨维祯（1269—1370），陶宗仪（1329—约1412）皆避乱松江。因此，这一时期上海地区的松江、乌泾等成为元代后期文化精英的隐居或流寓之所，人才的聚集使上海地域美术史具备了优良的基础和潜力，正如凌利中所论：“一部文人画史，可谓半部与上海相关”。
从绘画方面来看，上海地区的士人画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两宋的特色，这在文人画风为主的元代美术史中，实际上是有新秀之气的，也为成就“吴门前渊”奠定了基础。其中，一部分是对两宋宫廷画作的继承，如本次展览中任仁发（1254—1327）的《秋水浮鹥图》，张远的《潇湘八景》，曹知白（1272—1355）的《清凉晚翠图》，马琬（不详—1378后）的《暮云诗意图》等都有此意。

元 任仁发《秋水浮鹥图》纸本设色 上海博物馆藏

元代，邹复雷，《春消息图》，1360，纸本墨笔，34.1 x 223.1 cm，弗利尔美术馆藏。

另一方面，元代后期上海地区的实景画也已经涌现，彰显了地域的文化特色。本次展览中此前未曾呈现的几件名迹，将此前重点讨论的实景画的明中期盛行时代又向前推进。现在看来，上海地区也可称为实景山水画的一处源头。在元代李升的《淀湖送别图》中，他落款道：“高士蔡霞外主席冲真观，同谙公为诗以送之，复作是图，以志岁月云。至正丙戌（1346）六月十又三日，升再题于元览方丈。”文人的交游中常有雅聚与迎来送往，留下情感的回忆，便会牵涉到实景的地点。根据本次展览的资料，元览方丈即元代著名道士杭州人王寿衍（1273—1353），其于延佑元年（1314）授弘文辅道粹德道人，领杭州路道教事。另元代文人尤存有《送李紫筼归淀山草堂》赠之：“积玉溪头水拍天，草堂只在淀山前。”在克利夫兰所藏的李升《维摩说法图》中，其落款即为“紫筼生李升识”，因此又称为“李紫筼”。《维摩说法图》后隔水的花绫上有吴湖帆的题识：“子云真迹此卷而外未之或见……”可见《淀湖送别图》是一件珍贵画作，也是目前李升山水画的孤本。吴并认为李升继承了“曹贞素、朱泽民、唐子华等”，也就是元代的李郭传派。
卷后有朱彝尊（1629—1709）的题跋。第一段隶书云：“画家好手，元时特多，略见《图绘宝鉴》，紫筼生李升异一也。生濠梁人，善写窠石墨竹，兼工平远山水。斯卷为送冲真观主蔡霞外而作，松林清疏，峰岚渲以焦墨，澹抹蠃青作遥山，信称逸品。今藏孙上舍洪九家，意当日必有诸公赠言跋卷，惜为人割去，肰（同然）郑人买椟还珠，珠固在，庸何伤？康熙四十六年（1707）夏五日北至，小长芦朱彝尊识。”第二段楷书云：“紫筼晚居淀山湖畔，故吴郡尤存以仁赠以诗云：积玉溪头水拍天，草堂只在淀山前。云间钱元方彦直赠以诗云：谪仙今住五茸西，大泖当门鲈正肥。其居有白云窗，东维子赋之，今其旧迹无存矣。慈溪黄玠伯成题其墨本竹枝云：刻雕妙入神，余情寄乀丿。殆时人重其墨竹，以之雕刻屏风云。尔洪九方排纂书画谱，复题此归之，俾采入卷中。八十翁彝尊又跋，戊子四月既望。”“金风亭长”白文长方印，“竹垞”朱文方印。此处的“乀丿”是否指以书入画后似竹叶或竹枝之形，还请方家指正。朱彝尊题跋中的“东维子”是杨维祯的别号。五茸现在上海市松江县西，大泖在枫泾附近，离淀山湖也不远。杨维祯有诗《用苏昌龄韵，赋李紫筼白云窗》：“紫筼之筼筼满林，白云之云云复深。忽见南山有真意，时闻好鸟流清音。”从诗句来看杨维祯与李升有所交游，而淀山湖畔的住处恰是清幽的隐居之所在。另陆居仁曾有诗《招铁笛道人游泖寺》，其曾与杨维祯同游青浦一带。

元代，李升，《淀湖送别图》，1346，纸本设色，23.0 x 68.4 cm，上海博物馆藏。

元代，李升，《淀湖送别图》，1346，纸本设色，23.0 x 68.4 cm，上海博物馆藏。

元代，李升，《淀湖送别图》（局部），1346，纸本设色，上海博物馆藏。

元代，李升，《维摩说法图》款识。

元 张中《吴淞春水图轴》纸本 设色 上海博物馆藏

此外，张中与杨维祯亦多有交往，据《年谱》，杨维祯还曾在1360年为张中作《野政堂记》。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张中《桃花幽鸟图》，画面左侧有款识：“海上张守中为景初先生画。”钤“张氏子政”朱文方印。这一款识表明，张中已将自己地域“名片”呈现为确实的上海。杨维祯在画面上方中心题曰：“几年不见张公子，忽见玄都观里春。卻忆云间同作客，杏华吹笛唤真真。老铁醉笔。”钤“廉夫”白文方印，“铁笛道人”朱文方印。从这一居中不让的题款位置来看，杨维祯是当时诸人的文化领袖。画上左侧焦伯诚题诗有句：“铁仙诗句张公画，二老风流昔擅名。”可以想见，杨维祯和张中不但交谊深厚，且在海上分别为诗与画的名流。
展览中杨维祯的《行书真镜庵募缘疏卷》是其晚年所作的大字疏卷，张珩先生在《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中谈道：“字大有四五寸者”，“铁崖书传世者大字不多，余于《春消息卷》后题志外惟见此一卷。”其实，本次展览中还陈列了杨维祯的《草书录余善和张雨小游仙诗轴》。张珩、学者楚默和王菊如都录入过该疏的全文，现录如下：
真镜庵募缘疏。宓以真镜庵百年香火，大启教宗；高昌乡景灶人烟，均沾福利。率尔历星霜之久，竭来见兵燹之余，虽有天隐子手握空拳，必仗富长者脚踏实地，青铜钱多多选中；只消笔下标题，黄金阙咄咄移来。便见眼前突兀，栖宿四方云水，修崇十地功勋。近者悦，远者来，咸囿法王无遮之大造；书同文，车同轨，仰祝天子一统之中心。谨疏募缘。天隐子撰疏并书。铁道人。
这件书法文风颇有古意，没有采用散文的方式，而是宋代以前募缘疏具有对仗语感的书写，但相对于四六文也有所变化，题跋中钱大昕（1728—1804）也将“宓”字考证为六朝人碑中多借用之字，是为“伏”义，显示出古雅之趣。学者王菊如根据文中“兵燹之余”，“书同文，车同轨，仰祝天子一统之中心”，提出这件疏可能是明初所作，也就是自1368年正月朱元璋登基至1369年杨维祯晋京之前。此外，在本展《杜甫诗意图》的题跋中，杨维祯谈到：“西隐中吉师出此图于兵火之余，扬州蓧荡斩伐殆尽……”这里的“兵火之余”用词与“兵燹之余”相似，可能指至正十七年（1357）朱元璋军占领扬州之事。因此，笔者以为王菊如观点有其道理，因1367年的《静庵法师塔铭》中，称朱元璋为“新天子”，并载“阅三月，（静庵法师）燕见天子于乾清殿”。因此这件疏中的天子应是指朱元璋，从措辞来看作于1368年的可能性很大。
关于杨维祯与真镜庵，楚默先生在《杨维桢研究》中有过详细阐述。据他的考证，在至正二十年（1360）杨维祯所作的《望云轩记》中提到在海上与浮屠友三人，即静庵镇、大明煜、天镜净见于“静庵所”。《静庵法师塔铭》曰：“师讳元镇，字静庵，号净住老人，俗姓杨氏，世居上海县高昌里。”“静庵镇”就是“静庵法师”，“高昌乡”就是其世居之所。他曾在南天竺山学习佛法，后来受元帝赐号“佛智妙辨大师”。杨维祯为静庵在洪武元年（1368）夏六月所写的祭文，提到静庵住猊峰之时，杨赠诗句“雨花堂上碧云合，清唳庭前白鹤归”，静庵首肯之，并认为此十四字“大胜山门一疏”。楚默认为，此疏就是《真镜庵募缘疏》，但《敕修百丈清规》卷三“请新住持”中载：“制疏（山门、诸山、江湖）”来看，“山门疏”指乃禅宗劝请新住持时所作之文疏，虽然也有可能借此募缘，并非一定就是这件募缘疏，因此笔者还需进一步研究“真镜庵”相关问题。另据本展资料，在明代上海陆家嘴人陆深（1477—1544）的《行书收藏书画稿本册页》中，俨然出现“杨廉夫真境庵疏一卷”之录，本卷中有清末浦东人黄铭书藏印，可见该书在上海浦东藏家手中流转。

14世纪，杨维祯，《行书真镜庵募缘疏卷》，纸本，33.3 x 278.4 cm，上海博物馆藏。

14世纪，杨维祯，《行书真镜庵募缘疏卷》（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14世纪，杨维祯，《行书真镜庵募缘疏卷》（局部），纸本，上海博物馆藏。

元代，马琬，《暮云诗意图》，绢本设色，95.6 x 56.3 cm，上海博物馆藏。

明代，董其昌，《燕吴八景图册》之《溪山暮霭》，1596，册页，绢本设色，26.1 x 24.8厘米cm，上海博物馆藏。

展览中还陈设了杨维祯的挚友，松江陆居仁的《行书题鲜于枢行书诗赞卷》，录文如下：
伊蒲何來入薊幽，四列三教十九流。忘身忘世无所求，眇眎轩冕同浮沤。顷都下榻延周球，千钧椽笔可汗牛。大书城颜绚皇州，有時赋诗相唱酬。教传表莫知來由，不飞羽衣过丹丘。不打双履身喜遊，衲为衣裳瓦为瓯。非释非老非庄周，无适无莫挽即留。身如不鳌随波舟，交无杂客皆王侯。观海忽过东南陬，名香厚幣鸟來投。齐眉短发不满头，摄心孤坐常清修。澹然不作声利谋，静看日月搬春秋。
兰亭一入昭陵幽，渔阳学士返风流。一笔落纸千金求，砚池浩荡生玄沤。有时赋咏铿天球，光焰万丈射斗牛。当时声名动中州，钱唐冠盖日献酬。湖山上下任所由，遗题尚在葛仙秋。房山松雪皆旧游，客来何以延茶瓯。鼎彝古玩陈商周，居杭曲为江山留。高斋气盛虹月舟，蓄书不数唐邺侯。文星昔聚吴东陬，夜光明月不暗投。重来野老哀江头，仙庐梵刹废莫修。天道如此非人谋，高堂展焉生清秋。
阅伯机省幕雪庵昭文赞，辞翰俱美，把玩不思释手。因用韵二章，一赞昭文，一悼省幕。观者毋以狗尾续貂为诮。时辛亥暮春十有八日，吴东野人陆居仁为范寅中书于张隐君之水竹轩。
钤“云间”朱文长方引首印，“陆氏居仁”白文方印，（或为）“卧松亭”白文方印，“宅之”朱文方印，“寄寄轩”朱文方印。

展览现场 陆居仁《行书题鲜于枢行书诗赞卷》（局部）

展览现场 陆居仁《行书题鲜于枢行书诗赞卷》（局部）

展览现场 陆居仁《行书题鲜于枢行书诗赞卷》（局部）

展览现场 陆居仁《行书题鲜于枢行书诗赞卷》（局部）

这段跋文显示出一种海上文化的包容性，如赞同“四列三教十九流”“非释非老非庄周”等。根据学者黄仁生的考证，陆居仁与杨维祯交情甚深。他们在泰定三年（1326）参加浙江行省的乡试，并成为同年举人，在至正九年（1349）开始诗文倡和。杨维祯赴松江后，两人又一起到昆山参加顾瑛主持的玉山草堂雅集，第二年（1350）七月，吕良佐在松江举办应奎文会，聘请杨维祯主文评，杨推荐陆居仁为同评。黄仁生认为，这是陆居仁执本地文坛之牛耳，杨维祯成为东南文人领袖的确认。杨维祯第二度出山后，于至正十九年（1359）阖家迁徙松江，直至终老，与陆居仁的倡和亦多。从黄仁生列举的资料来看，杨维祯隐居松江的生活是十分旷放自适，反而比出仕期间精神更为舒展。笔者以为，这是因为此处既是烽火四起的江南区域中能暂免于战乱之地，又能从松江出发，辐射江南士人圈进行充分互动。更重要的是，展览中《陆机、陆云二像页》的说明引用了《舆地广记》：“华亭迨陆氏居之，邑人开化，士风清嘉。”沪上比之苏杭，虽属后起之秀，但文化底蕴早已具备，独缺一位领军人物。因此只有在这里，杨维祯张扬的个性与突出的才华能获得最大的认同感。
《明史·杨维桢传》载：“维桢徙松江时，与华亭陆居仁及侨居钱惟善相倡和。两人既殁，与维桢同葬干山，人目为三高士墓。”学者钱汉东《杨维桢在松江考略》一文中提到，在2011年，他与文友们在天马山东麓干山实地考察，寻得了三高士墓。杨维祯来到松江，成为从江南至海上的文人领袖，并在此终老，他的出现使上海地域美术史得以最终汇聚形成，辐射江南地方。《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中载：“海内荐绅大夫，与东南才俊之士，造门纳履，殆无虚日。”正如楚默所论，此前的松江地区虽然有黄公望这样的顶级画家在，但缺乏团结一批人的凝聚力与影响力，而杨维祯的出现，正使这一地区出现了领军人物。此外，元末群雄割据的战争，也使松江成为相对平静的隐居之地。他个性旷达，又能与释道交游，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宽容并蓄的文化影响，并一直延续到后世的沪上特色。杨维祯还为陶叔彬的《无声诗意》与夏文彦《图绘宝鉴》作序，使上海地区的书画理论走向系统化。他甚至有诗《送僧归日本》，提出“我欲东夷访文献，归来中土校全经”，虽然未能成行，却颇有“海纳百川”之气度。因此杨维祯在沪上的活动，可以看作上海地域美术史形成汇聚之势的关键契机之一。
笔者近日偶见一句禅诗：“新英秀气发中枝”，在此借用来形容上海地域美术史的汇聚。正是这样的“新英秀气”般的生命力，实现了上海博物馆策展人所提出的“吴门前渊”，又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海派绘画，以至生气蓬勃的红色美术。
附录：
[元]杨维桢撰，邹志方点校：《杨维桢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
[元]德辉编，李继武校点：《敕修百丈清规》，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
[清]钱谦益著：《历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
张珩著：《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年。
凌利中撰：《对话｜凌利中：重看上海千年书画，发现那些被遮蔽的》,《澎湃新闻》2012年6月22日文。《上博书画大展带你看水系变迁对美术史的影响》，上海书画出版社公众号6月23日文。
《元画全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本次展览各类现场资料。
陈高华编著：《元代画家史料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
楚默著：《杨维桢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
孙小力著：《杨维祯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
郑克晟撰：《元末的江南士人与社会》，《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
陶喻之撰：《关于杨谦本事与马琬等的沪上创作》，《东方早报》2013年11月11日。
黄仁生撰：《论杨维桢与陆居仁的诗文倡和》，《武陵学刊》2018年第2期。
盛洁撰：《元末画家马琬生平考略》，《美术研究》2020年第5期。
王菊如撰：《杨维祯撰书<真镜庵募缘疏>的年代与其他》，《都会遗踪》2010年第2期。
钱汉东撰：《杨维桢在松江考略》，《档案春秋》2020年第5期。
（本文原标题《新英秀气发中枝：从“万年长春”展看上海地域美术史的汇聚》，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