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甲骨文象形为古人眼中北斗九星的形象。后来定义为阳数中最大的奇数，并引伸为多、数量大的意思。
“夷”，甲骨文象形为“箕踞而坐”的形象。
上古时代，在华夏各氏族部落中，中原人文明开化较早，以“席地而坐”为礼，即两膝着席成跪姿，臀部坐在两脚后跟处，双手放置在膝上，坐姿文雅，而且能避免臀部直接着地受凉。
夷人“箕踞而坐”，随便找个地方，臀部直接着地，两腿叉开，两膝弯曲或伸直，双手前臂搁在膝盖处，或支撑在臀部后侧。这在商人看来是一种不拘礼节、傲慢不敬的坐法。
商人所指的夷人，是聚居于现今山东省东南部以及江苏省东北部等广大地区的众多氏族部落。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比较适合于农业耕种，当地人从事农耕生产比较早，农耕技术也比较成熟，而且人口众多，史称“九夷”或“东南九夷”。
“九夷”早先臣服于夏，商汤在制定伐夏战略中最忌讳的就是“九夷”的力量。后来，夏桀无道，“九夷”多有怨言。于是，商汤抓住机会倾其全力征伐夏桀。商汤取得政权后对原臣服于夏的各氏族部落实行了安抚政策，“九夷”又臣服于商。
人类由原始氏族部落演进为奴隶制国家，既是一次伟大的跃进，也是人类文明进步必然经历的历史过程。西方实行奴隶制度的时间非常长，影响极为深远，从古埃及至古罗马大约有3000~4000年的历史，直到近代还发生了极为残酷的贩卖黑奴事件。
商汤在讨伐夏桀宣布《汤誓》时提到：“女不从誓言，予则帑僇女，无有攸赦。”然而，在此往前500多年，夏启在征伐伯益宣布《甘誓》时亦提到：“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意思几乎相同，即对不服从命令者严历处罚，将其全家降为奴隶。因此，把奴隶作为一种极为严历的处罚措施，在华夏早就出现了。但是，把奴隶作为社会生产的重要手段，全面实行奴隶经济则出现得比较晚。
商代前期，由于商朝统治者权力争夺激烈，以及黄河定期水患影响，商人忙于内部事务，尚无暇顾及方国管理和外部势力。商代后期，随着商王盘庚迁殷，黄河水患问题基本解决，政权继承问题有所缓解，商人迎来了稳定的发展阶段。于是，自商王武丁开始，商军长年累月地征讨四方，战无不胜，俘获了大批战俘以及奴隶人口，商代的农耕生产快速地向奴隶经济过渡，商代社会的经济文化全面进入鼎盛时期。
商人在赶走了北部朔方，打败了西北鬼方，征服了西部羌方，扫除了南部盂方之后，便把目光盯在了东部的夷人身上。其实，夷人早就看到了商军横扫天下的威势，恐惧之心与日俱增，灾难终于降临了。商人从奴隶经济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辛苦的农耕生产以及繁重的劳役交由奴隶完成，大批商人从农耕生产中脱身而出，拿起武器征战四方，从而过上了衣食无忧的上流生活。然而，奴隶经济有个致命的弱点，奴隶只是“会说话的牲口”，没有家庭，不可生育，加上残酷的奴隶劳役和奴隶待遇，奴隶寿命普遍短暂。大批奴隶死亡意味着奴隶经济的破产，要维持奴隶经济就必须不断地征讨，掠夺奴隶人口。
商纣王帝辛并没有贸然行动，而是先清除后顾之忧，出动商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轻易地击败了西部周人氏族部落的反叛，擒获了复仇心切的周人氏族部落首领姬昌，将其关押在羑里（现今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在准备了数年之后，倾全力进攻“九夷”。商纣王帝辛执政第10年，商军大举进攻东南“九夷”，俘获奴隶人口多达数十万之众。第15年，商军再次大举进攻“九夷”，深入到江苏东北部地区，又俘获了数十万奴隶人口。两次战役俘获的奴隶人口逾百万之巨，商人由此获得了空前的利益。
由于商军在“九夷”地区的残暴行径，激起了“九夷”各氏族部落的强烈反抗，商纣王帝辛不得不持续增兵东南，商军的总兵力达到了20万之众，而且戍守时间很长，引起了内部的强烈不满。同时，奴隶经济带来的空前繁荣，也让商纣王帝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傲慢自负，营建朝歌，沉湎酒色，任用小人，听信妇人，屠戮谏臣，导致众叛亲离，尤其是在战略部署上重兵东南，给了蛰伏于西北的周人氏族部落予可趁之机。商纣王帝辛执政第30年，周武王起兵伐纣，商代的奴隶制度嘎然而止。
因此，奴隶制度在中国大约只持续了200年左右，奴隶制阶段相对较短，这为中国社会的制度创新和文明跃进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由此奠定了中华文明2000多年的盛世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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