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死后，官员抄家时发现一本书，雍正看后吐血

“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雍正

至周实行分封制以后，中国出现了“家国同构”的政治特色。对于周天子和秦始皇以后的皇帝们来说，国即是家，家即是国，天下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皆归他们，属个人私有。如果我们按照现今“人人平等”的思维来看待封建王朝的这些理论，是极其荒谬且不切实际的。但我们说，理解一个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甚至是历史现象，必须要将这些东西放在当时的历史角度来看待。在封建时代那个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特殊时代背景之下，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之手，或许不失为国家稳定的一颗“定心丸”。

当然，封建时代这种集权制也带来了很多弊端，统治者的秉性，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整体社会面貌，所以才会有“伴君如伴虎”这句经典名言的出现。清朝时封建时代的鼎盛时期，皇权达到了巅峰，而达到巅峰的标志就是雍正所设立处理西北军务的军机处。年羹尧是雍正时期的处理西北军务的大将军，他的才干在雍正父亲康熙统治时期就已经显现，帮助康熙巩固了满清人在西北地区至高无上的统治权。雍正继位之前，为了加强他在康熙心中的分量，以帮助自己今后顺利登上皇位，就曾特意拉拢过年羹尧。可以说，雍正继承皇位，离不开年羹尧的帮助。

“飞鸟尽，良弓藏”，是西汉诸臣用鲜血换来的至理名言，刘邦在建立大汉王朝之后，将身边的功臣，杀的杀、流放的流放，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刚刚稳定下来的政权，防止有人以下犯上，朱元璋在建立大明王朝之后，亦是如此，就连手段相对温和的赵匡胤，在建立汉朝之后也是使出了“杯酒释兵权”这种解除身边功臣军事力量的招数。

雍正当上皇帝之后，当然想集所有大权于一身，就算是有大功的年羹尧他也是不得不防。那么年羹尧又是如何做到的呢？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朝中的肆意妄，为已经招致的雍正的反感，私下与人“结党”，排挤自己所看不惯的那些朝臣。这一切的一切都被雍正看在眼里，在后者看来，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越界，有损皇帝之威严。

雍正自幼饱读史书，对于历史上反复上演的以下犯上的例子倒背如流，因此他打心底是不会允许朝廷中出现任何对自己不利的苗头，就更不用说“结党”这种历代君王最为愤恨的行为。公元1726年，雍正为年羹尧安上很多罪名，不管是事实存在的，亦或是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给他安上的“莫须有”的罪名，总之最终的目的都是把年羹尧这位满清大臣送上断头台，处以死刑。年羹尧死后，官员抄家时意外发现一本书，雍正看后吐血。

仅仅将年羹尧处死对于雍正而言还不够，他需要“斩草除根”，连根拔除年羹尧几十年在朝中所扎根的势力，最好的办法就是诛连数族，凡是与年羹尧有血缘关系的清朝官员，一个不留的全部罢官，将他们手中所拥有的权力全部收回中央。值得一提的是，在给年羹尧抄家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本逆言之书，名为《读书堂西征随笔》，作者是年羹尧的幕僚汪景祺。这本书大胆的评论了清朝时政，特别是那些为雍正所宠爱的近臣，汪景棋毫不掩饰的直言他们的不当之处，而且言语之中还透露了对于皇帝的不尊重。

《读书堂西征随笔》里有一章叫做《功臣不可为》，言辞十分大胆，文中对雍正的父亲康熙指名道姓，甚至作诗讥讽，丝毫不顾避讳这一传统，同时为有功之臣鸣不平，责备皇帝们贬谪或消灭功臣的做法。不仅如此，汪景祺还谈到了雍正，他从年号的角度出发，提出非议，这在那个皇权至上的年代，绝对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据说雍正看到这本书之后，因生气而吐血，当即便派人把汪景祺给抓了起来，处以死刑，同时在年羹尧的罪名当中再加一笔，说他知此书而不上报，属清朝法律规定的五大逆罪之一，罪不容赦。雍正的这些做法，目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年羹尧的下场，根源在于他的肆意妄为；至于汪景祺此人，所言之事虽有愤词，大体上却也揭露了封建统治下的弊端。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难以评定这些历史人物谁对谁错，只能于后世感慨古代封闭政治制度下的黑暗。对此，你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