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文科衰微的时代更需要人文启蒙 | 声音

始自2011，我参与发起的针对中西部山村校长的“好校长成长计划”每年举办一届，戈壁徒步+校长课堂，共同探讨什么是好的教育，到去年应该是第十届，后因疫情推迟到今年八月。我邀请徐贲老师作为讲座导师之一，他在国内出版的《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知识分子与公共政治》等书都令我受益匪浅。徐贲老师说他身在美国，暂无回国计划，但愿意为我们的教育公益写一篇文章。我说今年的主题是“教育中的人文主义”，他便写了这篇，请我为校长们读一下。没多久，甘肃发生了白银越野赛悲剧，同样拟在甘肃举办的第十届“好校长成长计划”因为包含戈壁穿越环节而不得不整体暂停。经徐贲老师同意，今将文章首发于此，与读者分享。（于淼）

人文启蒙不能改变奴隶或奴才的实际生存状态，但却有可能影响他们，改变他们对自己生存处境的看法，形成他们要做有尊严的自由人的意愿和自我意识。

要改变这样的制度，必须先改变这个制度中人的自我意识，人文启蒙无力改变制度，但却有可能改变人们看待制度的方式。

文科的去思想、去人文关怀，而转向技能培训，本来是一种应对文科危机的变通之道，但也是一种短视的自救方式，恰恰是文科这种饥不择食的克服危机方式，反而加深了文科的危机。

在思考人生问题时，随波逐流，与世浮沉，跟现有的社会形态合模，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还存在着更多更好的可能，能不能实现这些可能，就取决于每个人在当下的活法。

文科衰微的时代更需要人文启蒙

文 | 徐贲

2021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刊登的《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引发热议。该文谈到，中国即将由人口转型的第三阶段过渡到第四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由人口膨胀转变为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和渐行渐近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危机。对此，文章列出的“应对之策”之一，是促进教育和科技进步。该文认为必须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就是文科生太多。

从国家竞争力来看待国民该受怎样的的教育，成为哪种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体现的是一种国家主义的工具理性，与人文教育关注的那种以人为本的启蒙理性和主体人格是不同的。人文启蒙是一种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教育，人的成熟和成长是其自身的目的，不从属于国家某个时期的工作或目的需要，更不只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国家的目的需要是政策性的——今天只准生一个，明天鼓励生两个。可是，人要活得明白，活得有尊严、有价值、有意义，不管这个国家是一亿人，还是十亿人，是落入这个陷阱，还是不落入那个陷阱，都不会有所改变。

文科生的需要量可以改变，但人文启蒙的需要并不会因此有所不同。现代大学里的知识早已在工具理性的指导下被分割为轸域分明的不同专业“类别”或“学科”，人文启蒙一直在努力跨越和突破这样的隔阂，弥补“专业主义”的不良教育效应，虽然成效并不显著，但一直没有放弃。

#01

文科的危机是什么

大学的专业主义把知识分割为四种主要“学科”：一是人文学科，包括历史、文学、哲学、宗教、音乐、艺术等。“科学”（science）一词本来的意思是系统的学问，故the humanities应译为人文科学，但今人既已惯用科学一词来指自然科学，则译作人文学科以资区别。二是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s），包括物理、化学、生物等。这两类学术历史悠久，相比之下，作为第三种学科的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的历史则较短。第四种是主要源于自然科学应用的技术学科（technologies），例如机械工程、电脑与网路、生物工程、商管会计等。后者由于特重应用，实效性强，容易转化为产品，开创商机，与市场经济连成一体，所以发展势头超越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至于人文学科，由于在知识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的大气候下显得特别“无用”，所以被当作“次一等”的专业选择。不独在中国，在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但是，所不同的是，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却并没有因为“文科”的衰落而被放弃，而是更加受到重视：不同形式和建制的人文教育、普适教育、公民教育和批判性思维教育事实上已经成为每个学生必修的课程。人文启蒙正是通过这样的课程发挥作用的。与狭隘的学科分割和文科的衰微相比，缺乏作为人文教育的启蒙才是更为严重的问题。

人文启蒙不是为知识专一、狭隘的学生们添加一些专业之外的普及性知识，而是培养一种依靠理性认识和表述，与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有关的智识能力。没有这样的智能，人就无法形成独立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自觉）——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是突破和破除外力强加于我们的自我知觉方式的结果。用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论自由》(An Essay on Liberation)一书里的说法，这是一种给人带来自由的，具有解放意义的“新知觉”（new sensibility）。人文启蒙就是这样一种具有自由意义的自我意识解放过程，而人文学科——历史、文学、语言、哲学、宗教、音乐、艺术——正是传授人文启蒙知识的领域。[i] 作为独立主体的“人”的解放是人文启蒙最本质的伦理，必须在一个理性、自由、宽容、人道的社会环境里实现，而人的解放本身就是为了创建和维护这样的社会环境。

由于思想环境的逼仄，文科的人文思想之路越走越窄，于是只好用技能化的知识来取代。在今天的职业市场上，文科提供的是一些实用性技能的“人才”和“知识”，例如，中文系传授的技能性知识包括语文教育、文秘、新闻采编、数字信息处理、互联网应用技术基础；英语系传授的是笔译和口译的技能、或者是外语教育，甚至应付留学外语考试的技能。教师成为许多文科生的唯一职业出路。由于劳动市场人力需求的改变，文科生的需要量已不如以前。不只是在中国，在美国选择文科的学生也在减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科对人文教育的重要性也会随之降低。

文科的去思想、去人文关怀，而转向技能培训，本来是一种应对文科危机的变通之道，但也是一种短视的自救方式，恰恰是文科这种饥不择食的克服危机方式，反而加深了文科的危机。文科不当取消了自己本来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和意义，那就是人文教育。

文科的本质不是提供当秘书、当译员、当广告文字策划、当宣传画师、当流行歌手、当网络审查员、当新闻人肉喇叭、当精杠发言人等等的技能，而是培养是人就不能不需要的，对最基本、最普遍问题的思考能力，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称之为“哲学”，他们也因此把自己看成“启蒙哲人”。贯通“文科”的是人文关怀，它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性质的思考：哲思或哲理，因此发挥一种其他学科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人文教育创造了一个“做好人的运作系统”——如何解决人生问题、如何管理脾气、如何扩展视野、如何学习宽容和同情、如何不受人惑，不上当受骗、如何识别伪装成“美”的邪恶、如何对待金钱和权力、如何在怀疑的时代守护信仰，在败坏的世道守护良心、去哪里寻找意义和价值、如何思考死亡。

这个做好人的运作系统不是自然的存在，而是用对历史、文学、语言、哲学、音乐、美术的学习和思考建构而成。它是一种人文意义上的“哲思”，不同于专业哲学家的那种深奥、玄妙的专门学问，而是更接近罗马思想家塞涅卡在《斯多葛主义者的来信》（Letters from a Stoic》里所说那种哲学，“哲学不是客厅戏法，也不是摆摆样子。它跟言语无关，只关乎事实。它不是用来消遣时间的乐子，也不是为了舒缓我们闲暇时的不安。哲学可以塑造和构建灵魂，让生活有序，给行动提供指南，为我们展示什么是该做和不该做的——当我们在不确定中犹豫不定时，它会坐在舵手的位置为我们指引方向。没有它，没人可以过上没有恐惧或者无需照顾的生活。每一小时都有无数需要提供建议的决定，而那样的建议，应该从哲学中寻求”。文科是一个学习生活中的哲思的地方。

从根本上说，只有人文的哲思才能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与普通人相关的哲思？普通人为什么需要哲思？哲思就是用普通人都有需要和都能理解的方式来提升他们通过不同渠道获得的知识。哲思是一个要当明白人就不能缺少的独特思考方式，如批判性思维、用理由论证结论、弄清别人告诉你的事情是否可能或可靠、什么是真和善、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什么是幸福、人有自由意志吗、公平好还是不公平好、善与恶的分别在哪里、人为什么要有良心、在灾难发生的时候还有天理和“老天”吗，等等。没有这样的哲思，就不可能有人的正确自我意识，也不可能寻找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02

正确的自我意识

是臣民奴性的唯一解药

汉语中的“人文”二字最早见于《周易·贲·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中，人文（即人的活动现象）是与天文（即天的自然现象）对举，“文”都是普遍现象的意思，在人的现象中，最关键的就是自我意识，因此也是人文启蒙最关注的部分。

人的自我意识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抽象的，而是在种种社会和政治关系中形成和显现的。这些不同的关系中（家庭或家族的、阶级或职业的、种族或民族的）最潜移默化，也是最关键的，是统治和被统治关系中形成的自我意识。一旦形成了错误和有害的自我意识，便是最难打破的。倘若人文启蒙不能打破它，“新知觉”断难形成，人文启蒙也就失败了。

鲁迅先生指出，对中国人毒害最深的错误自我意识是“奴性”，在这样的自我意识支配下，人一方面逆来顺受，自甘卑贱，屈辱贫寒而不自知；另一方面，一朝得势，便以贵凌贱，以富凌贫，加倍压迫自己的同胞。中国只有两种人：主子和奴才。以奴性自处的人，得志是主子，骄横跋扈，表现出兽性的残忍；失意时是奴才，摇尾乞怜，惟主子之命是从，分吃人的余羹，现出奴性的卑微和无耻。奴性是绝对的主奴关系之树上结出的果子。

奴性意识是臣民意识的一种，臣民意识是中国封建专制传统人身依附关系的产物，表现为两大方面：一个是生产关系中的人身依附关系，如农奴对农奴主，以及魏晋至唐宋时期奴婢、佃客对官僚地主的关系，现代雇员与雇主或单位的关系。另一个是政治方面的关系，依附一方要么供权贵差遣，要么是权力阶层关系中的“下级”。即便是在权力体制之外，也仍然处处被权力摆布、控制和利用，充当“奴民”或“韭菜”。人身依附关系的政治-社会制度与人身依附关系中人的自我意识是联系在一起的。要改变这样的制度，必须先改变这个制度中人的自我意识，人文启蒙无力改变制度，但却有可能改变人们看待制度的方式。

对制度与人的自觉意识的关系，德国裔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写道，建设一个不同的社会，“需要有一种具有不同意识和直觉的人：说一种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行为，有不同的冲动；对于残忍、暴力、丑恶有不同的心理抵抗。只有当社会分工和生产关系有所改变之后，人的这种本能改变才会成为社会变革的一个因素。这样的社会改革取决于新的男女民众，他们有做人的良心、温暖、敏感，不再为是他们自己而感到羞耻——正如尼采所说，‘不为自己感到羞愧，这是自由的标志’。”（p. 21）由于错误的自我意识，人的羞耻心和羞愧感经常也是扭曲和错误的。

因此，人文启蒙必须是人的心灵和情感启蒙，它要让人们知道，人的感情、情绪、爱憎、荣耻是多么容易被外界的力量误导和扭曲，而这又会改变人的行为模式。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现象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心理学里，这叫“心理奴役”(psychological slavery)。

奴役是一种社会关系，并转变为政治关系。一个人失去人身自由，沦为了另一个人的“财产”，这是“奴隶”原来社会关系的意思。然而，一个人被他人剥夺了做人的自由——言论、集会、组成团体，或其他形式的政治自由——那么，他也就成了一个政治上的奴隶。奴役是对人的一种压榨式控制，心理奴役的结果便是奴性。被奴役者失去了原有的自我意识，他变得认同奴役者，认敌为友，以害为利。被家暴和性侵的妇女、乱伦性关系的受害者，战俘营里的战俘、劳改营里的罪犯、人道灾难的无辜受害者，所有这些受害人在特殊的环境下，都有可能对加害者表示谅解，不但没有敌意，反而满怀爱意和感激，以至怀念和感恩戴德。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层出不穷。

对于这样的心理奴役现象，人文启蒙能做些什么呢？它可以传播哪些与此有关的启蒙知识呢？怎么才能对奴役做到“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呢”？

这样的启蒙知识应该是多方面的。第一，心理奴役是暴力控制下的一种普遍现象，之所以普遍，是因为每个人都有求生的本能。当一个人的命运和生命安全完全掌握在生死大权拥有者手里时，他也就不再能自主他的自我意识。在暴力统治的环境里，人的灾难命运不可预测，朝不保夕，随时可能大祸临头。身体和心理的安全完全没有保障，人在暴力和恐惧中生存，求生成为唯一的本能意识。这是一种彻底令人绝望、无助、无尽头、无期盼的生存环境，因为绝对没有逃脱的可能，所以唯一的求生方式就是通过心理调适来适应这样的环境，而心理调适的关键就是改变自己的自我意识和对外部环境的感知方式。

第二，心理奴役需要小恩小惠。在暴力控制“重罚少赏”的强制环境中，只要统治权力稍微施以一点小恩小惠，就能让受害者受宠若惊，把小小的“恩惠”（表扬、平反、摘帽、补发工资等等）当成是莫大的关怀和恩情。受害者还会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迫害合理化，当作领导对自己必要的“帮助”和“挽救”。这样一来，他就会更加满怀感激、感恩戴德，对恩人的忠诚和崇敬也就油然而生。

第三，感恩心态是一种在逆境下的自我意识调整，使得原来难以忍受的环境变得不再那么充满威胁和压迫，而且还满载着一种严厉但慈祥的威严之爱。这就进入了一种主奴关系的最高境界，奴隶觉得自己和主人是心连着心，凡事都会站在主人的立场上看问题，想问题，这样的奴隶也就成了奴才。

第四，心理奴役是暴力环境的产物，但是，暴力环境不需要像津巴多在《路西法效应》一书里所设计的那种由牢头看管的监狱，或者像索尔仁尼琴所描绘的古拉格群岛，而是可以是1989年东欧剧变前东欧知识分子所描述的天鹅绒牢笼。因此，人们经常难以察觉自己生存环境中的实际暴力控制，因而产生自己是自由人的幻觉。由于不自由的人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不自由也就成为他自己心甘情愿的选择。

人文启蒙要打破的就是这样的奴性，让人学会自己变得成熟起来。人文启蒙传播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有助于人的自我意识解放的知识。人文启蒙不能改变奴隶或奴才的实际生存状态，但却有可能影响他们，改变他们对自己生存处境的看法，形成他们要做有尊严的自由人的意愿和自我意识。这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那种社会变革所需要的，具有解放意义的“新知觉”。马尔库塞写道，“新知觉成为一个政治因素，新知觉可以成为当代社会变化转折点的一个标志，……对构建一个自由的社会产生影响”。（p. 23）

社会个体的自我观念必须先发生变化，随后才是社会改革具体细节的变化。在强大的外界力量面前，人文启蒙要积极影响普通人的感受和行为变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可能一蹴而就。普通人接受的那种“有用”专业教育——电脑与网络、生物工程、商贸、会计、酒店或商店管理——正在或者已经把他们变成了一部巨大而无情的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他们已经习惯于把职业角色当做自己的全部。他们从来没有机会接触到人文教育。人文启蒙乃是对他们人文教育欠缺的补课，让他们也有机会在理智和心智的成长中摆脱愚昧和不成熟的状态。

在一个“奴隶”成为普遍生活方式象征，许多人活成了科技和物质的奴隶的时代——手机奴，工作奴，游戏奴，房奴，车奴，信用奴——了解人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成为每个人更迫切的需要。人文启蒙可以帮助他们培养所需要的自觉意识、敏锐感知和判断能力，让他们知道，在思考人生问题时，随波逐流，与世浮沉，跟现有的社会形态合模，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还存在着更多更好的可能，能不能实现这些可能，就取决于每个人在当下的活法。

[i] Herbert Marcuse, An Essay on Liber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