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专访丨开国上将李克农孙女：新中国成立后，为偿还三千银元爷爷卖掉老家祖屋

他是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被毛泽东称为“共产党的大特务”；他打入敌人内部多年，屡屡破获关键情报，令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化险为夷；他是开国上将中唯一没有领过兵、打过仗的将军。他就是李克农。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不渝地忠于党的事业，为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作出了卓越贡献。

“三十年前事已赊，知君才调擅中华。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1962年开国上将李克农因病去世，董必武为他写下了这首挽诗。

近日，红船杂志对话李克农孙女李靖，听革命后人讲述那些令人动容、心生敬仰的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事迹与家风故事。

李靖接受红船杂志专访视频

对爷爷的了解始于八十年代

李克农，祖籍安徽巢县，生于芜湖。1917年，18岁的李克农在北京参与《通俗周刊》的发行工作，后因张勋复辟，被迫回到芜湖。“五四”运动后，李克农参与领导学生运动，1926年底，在恽代英等中共早期领导人进步思想的熏陶下，年轻的李克农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逐步显示出了非凡的地下工作才干。他的一生从此与中共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联系在了一起，他本人也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毛泽东曾说过：“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一名从“寂静战场”上走出来的特殊将军，并获得了“中共特工王”的美名。

从打入敌人特务机关“卧底”，从事党的情报工作开始，李克农的作用随处可见，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背后都有他的身影。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都是无名英雄。在他的自传里，李克农将自己一生总结为“我就做过两样事，一是保卫党中央的警卫员，二是统一战线的尖兵”。

“解放后一直到七十年代都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事情。他的名字对很多人是陌生的。”李靖介绍，由于李克农从事的是隐蔽战线的工作，他对工作从来都是守口如瓶，保密观念极强。包括他的五个子女在内，所有家人对他的工作都是一无所知。

“我们小时候让爷爷讲故事，他也是讲一些在上海如何撒传单、贴标语之类无关痛痒的事，他自己做过的事从来不讲。我们后代真正了解他的事迹，是在80年代后期。”李靖介绍，当时，我党隐蔽战线的一些事迹开始被公开，家里的子女才从中央调查部和一些其他渠道，包括和李克农共事过的老同志那里，了解了他的一些事情。

“1989年我爷爷诞辰90周年时，中央举办了一次纪念活动。安全部决定出一本书《李克农传》，同时出了一本《李克农》画册，另外还有一部19集的电视连续剧在央视播出。他的事迹有所公开，我才逐渐对爷爷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了解了隐蔽战线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了解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无名英雄。”李靖说。

李克农

因爷爷被通缉，父亲在娘肚子里就参加了革命

1925年，李克农和宫乔岩、钱杏邨等人创办了民生中学。第二年年底，经钱杏邨介绍，李克农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据李靖介绍，李克农入党时，正值白色恐怖的前夜。“1927年4月18日芜湖发生反革命政变，爷爷随即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五万大洋悬赏通缉。”李靖说。

这一天，国民党安徽政务委员会主席兼三十七军军长陈调元向芜湖发来了一份即刻缉拿李克农、宫乔岩、钱杏邨等人的密电。接到密电，芜湖侦缉处长刘文明、警察局长高东澄不敢怠慢，随即布置围捕行动。

李克农的警惕性很强，意识到危险后，他随即带领宫乔岩、钱杏邨等人趁着夜色搭乘一条小船，秘密渡过长江，潜入了芜湖对江裕溪口镇附近的小王庄。

然而，芜湖侦缉队长崔由桢利用民生中学的耳目，很快探听到李克农一行人的藏匿地点。要命的是，此时的李克农以为已经逃出了敌人的围捕圈，并没有再次转移的计划。

危急时刻，是李克农身怀六甲的夫人赵瑛奋不顾身救了丈夫一命。

李靖说：“奶奶从警察局顾问单志伊处得知，警察局要捉拿李克农，她万分着急，连夜冒着倾盆大雨，雇小船渡过长江，拖着怀有身孕的身子，踏着泥泞的小路，深一脚浅一脚的走了八里路跑去报信，爷爷和钱杏邨他们才在警察到来几个小时前得以脱险。”

钱杏邨后来在《流离》日记中详细记载这一段历史：

4月20日下午4点多钟，连日来江城一带的滂沱大雨渐渐止住。雨过天晴，西边天空在傍晚时露出些许绛红。早早地吃罢晚饭后，我和克农、乔岩等人在小王庄那户人家的屋子里谈天，颇有点平安无事的气氛。

突然“哐”的一声，门猛地被撞开，紧接着“咚”的一声，一个人冲进屋内，跌坐在地上。我们大吃一惊，定睛一看，闯入房间的人如落汤鸡一般，浑身上下全是污泥，成了一个活脱脱的泥人。

“克农！敌人马上就到了，你们快走啊！”后来，大家才知道，为了给丈夫报信，赵瑛不顾身怀有孕，雇了一条小划船，冒着风雨过了长江。上岸后，看到敌人的追捕轮已接近裕溪口码头，为了救丈夫，她在泥深过尺的乡间小道上拼命跑了八里路，终于抢在敌人前头将险情通报给了丈夫。

“奶奶当时怀的便是我的父亲，即爷爷最小的儿子李伦。我父亲就是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中诞生的。很多人说我父亲是在娘肚子里就参加了革命。”

11岁的李伦与父亲李克农

顾顺章叛变，爷爷顾全大局险让家人遇险

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投敌，要面见蒋介石，出卖党中央在上海的所有领导人以及工作地点，包括周恩来、邓颖超、瞿秋白、陈云、聂荣臻、王明、博古等人。

中统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向南京徐恩曾（时任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连发了6封加急电报。万幸的是，这些电报发来的时候，正好被潜伏在中统的红色特工钱壮飞看到了，立刻让女婿刘杞夫赶紧去上海，通知李克农。

李克农接到情报后，意识到情况非常紧急，但因不是和陈赓的接头日，他千方百计通过江苏省委找到了陈赓。周恩来接到陈赓和李克农的报告后，当机立断，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4月28日凌晨之前将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及重要负责人王明、博古、周恩来、邓颖超、陈云、邓小平、聂荣臻等安全转移。

4月28日，国民党在上海全城搜捕共产党的行动全部落空。毛泽东曾说“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很多中央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不在了”。

然而，李克农当时只顾通知党中央的同志转移，却没有顾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据悉，当李克农安排好转移中央的事情，想回家接妻子和孩子时，发现家已经被国民党军警包围。

“万幸的是，一个地下党交通员在特务来之前向奶奶报了信，奶奶她们才侥幸逃脱。”李靖介绍，奶奶也因此无家可归，只能带着大伯和她父亲流落街头，夜宿菜市场。

“流落十几天后，我大伯李治修在街上看到了与爷爷当年一起在巢湖战斗过的宫樵岩同志。宫樵岩把爷爷的去处告诉了大伯李治修，并给了他一些路费，让我奶奶带着孩子回芜湖老家。”

李克农孙女李靖接受红船杂志专访

彼时，李克农因身份暴露，已奉中央指示和钱壮飞转移到了中央苏区。

李克农到达中央苏区后，任红军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长、红军工作部部长、三军团政治保卫局长，负责江西苏区的保卫工作。

1934年10月，李克农跟随红一方面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率领侦察部队沿途进行地面侦察工作，并担任中央纵队驻地的卫戍司令，对保卫党中央起了重要作用。

到达陕北后，担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1936年为实现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东北军，与张学良进行了多次秘密谈判，并协助周恩来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建立西安联络处，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在1931年5月到1937年初这近6年的时间里，李克农都未能与家人相见。他的夫人赵瑛带着5个孩子还有公公婆婆一大家人艰难度日，全家仅靠赵瑛当小学教员的微薄收入和出租房屋的收入维持生活，常常需要借债才能勉强度日，生活极其清苦。

“奶奶是独生女，从小衣食无忧，生活比较安逸，但嫁给爷爷后为了生计奔波操劳，历尽艰辛。然而她无怨无悔，因为她有一个坚定的信念：爷爷的革命事业一定能胜利。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她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李靖介绍。

1934年，赵瑛突然收到李克农从江西瑞金辗转寄来的报平安的家信。全家欣喜若狂！赵瑛让才上二年级的李伦回了一封信，这封信让李克农终生难忘：

“爸爸：我现在已经上小学了，在妈妈和姐姐哥哥督促下，认得不少字了，所以能给你写信了。我们全家都很想念你，我更是如此，经常在梦中哭醒。别人的孩子都有爸爸搀着上学，给他们买纸买笔，而我们家穷，没有钱买，只好用废纸和笔头，有些是姐姐哥哥用剩下的，有些还是在路上捡的。但我从不淘气，读书也用功，学习成绩也好。请放心。”

据悉，李克农接到小儿子这封信时，心里很难过。当时，红军的一些领导李涛、周兴、刘志坚、刘少文等看了这封信，也不禁掉下眼泪。

李克农给小儿子李伦的回信

奶奶病逝，爷爷每天在其遗像前静默

李克农曾称自己的夫人赵瑛为“母仪典范”。评价赵瑛为“毕生艰辛，扶老携幼，从不自馁”。与赵瑛44年来相濡以沫，二人相敬如宾。虽然聚少离多，但感情深厚。他们既是恩爱夫妻，又是革命战友。赵瑛的默默奉献和对李克农的支持帮助，得到了包括中央领导在内的许多同志的赞许。

组织上曾经这样评价她：“赵瑛同志当时未能和组织取得联系，在政治环境十分险恶，生活又毫无着落的情况下，携儿带女流浪街头设法找到组织，终于和组织取得了联系，遵照组织指示返回家乡，在六年多极端困苦的生活中抚育五个子女，给他们以革命的思想教育，使他们都成为党的干部。在这样一个长时期中，赵瑛同志与组织隔绝，国民党经常散布谣言，进行威胁，但是赵瑛同志毫不动摇灰心，怀着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顽强地克服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困难......”

1949年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表彰“龙潭三杰”时，特别提到“要感谢协助李克农同志的赵瑛同志”。

李克农与赵瑛

1961年1月，赵瑛因病去世，这对李克农造成了很大的打击。红船杂志了解到，当时，赵瑛知道自己是肝癌晚期时日不多，便让医院不要再给她用药了，把药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奶奶去世后，爷爷非常悲痛，精神和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尽管如此，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去八宝山吊唁奶奶，每天要在奶奶的遗像前静默。奶奶的遗物他都亲自整理。”李靖说。

爱人的去世，对李克农带来了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打击。只是当时还未曾想到，仅仅一年后，李克农便会追随爱人而去。

1962年1月，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李克农抱病参加，并作了报告。2月6日李克农身体不适告假在家休养。

“2月9日下午爷爷住进医院后病情加剧，晚上9点他便永远离开了我们。”再一次将回忆拉到爷爷李克农临终时的情景，李靖眼底不禁泛起了泪花。

1960年周恩来和邓颖超看望生病的李克农

从左至右分别是：赵瑛、周恩来、李冰、李克农、邓颖超

爷爷不允许后代有特权思想

“爷爷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一个便是大公无私，一心为公，从不为自己和家人谋私利。”

据李靖介绍，李克农参加革命之后，父母在老家的生活非常困难，父亲迫不得已向当地百姓借钱度日。新中国成立后，当年借钱给李克农父亲的百姓听说李克农当了大官，便写信讨还当年借出去的钱。

“1951年，家乡芜湖的一些老百姓，写信给我曾祖父，希望能把抗战时期，家里欠的大概三千多银元还给他们。他们认为爷爷当了大官，应该很有钱。我爷爷很讲义气，对那些在困难时期帮过家里的人，一直没有忘记，这也是他一块心病。但当时是供给制，我爷爷根本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李靖说。

李克农给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信，请当地政府把自己在老家芜湖马家巷的祖房卖掉，偿还老乡的债务，剩余的欠款则悉数给了当地政府。

李克农当年给杨尚昆写的信

一生奋战在隐蔽战线搞情报工作的李克农，对子女要求也是非常严格，从不允许他们搞特殊化。

“他对子女要求严格，往往都是批评多，鼓励少。批评起子女毫不留情。例如，家里谁穿了一件时髦些的衣服，他都要说一下，认为这不是一个党员干部该有的作风。因此大家都不敢穿时髦的衣服。”

1958年李克农一家合影，左一为李靖

“此外，爷爷还曾告诫我父亲说：‘你是共产党的儿子，是党把你养大的，要靠党，靠自己，不要靠我。’”

对子女的严格，另一个让李靖记忆深刻的事情则来自于爷爷对二姑李冰的训斥。

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的二女儿李冰曾任天坛医院副院长，后来参与筹建新中国第一所肿瘤专科医院，投入肿瘤防治事业，成为中国肿瘤防治事业开拓者之一，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并在中国做了几亿人规模的癌症普查。

这样一位为新中国医疗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却也因一件很平常的“搭车”事情受到李克农的严厉批评。

当时，李冰从医院下班后有时会让司机开车送她回家。李克农知道这一情况后很是生气。严厉斥责她：“你回家怎么可以坐公家的车呢？”

李靖笑道：“自那之后，我二姑再也不敢坐公家的车了。他教育子女后代，都是要发自内心的把自己摆在普通人的位置上，不要有任何所谓的特权思想。”

9岁的李靖与爷爷李克农

1977年，李冰当选为党的十一大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十一大中央候补委员。“因为二姑在工作上的突出表现，一度被组织上推选出任卫生部副部长，我二姑想方设法托关系走后门，只为不当副部长，”李靖说，因为二姑李冰认为，去当官会阻碍到她继续从事她的肿瘤事业，她认为她是属于肿瘤事业的！

当时，卫生部江一真部长苦笑着说：“人家都是走后门要官，怎么你倒反过来啦？”后来家人问她为何如此，她说：“卫生部不缺我一个跑龙套的副部长，我还是在院长的位子上能做出点事情来。”

“事实上，爷爷他们那代人一直都是在言传身教。”李靖介绍，李克农不在家的时候，赵瑛从不让炊事员做饭，都是自己做；生病需要去医院也从不用李克农的公车，而是让人用自行车驮着去看病。

在专访的最后，针对此前网络上出现的殴打两名院士的中国航天投资董事长张陶系开国上将张宗逊之孙，前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的外孙的谣言，并由此引发的抨击“革命后代”现象，李靖也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李靖认为，这其实表达了大众对目前党内一些腐败干部的不满情绪。

李靖接受红船杂志专访

“老百姓对一些有问题的党员干部表达不满是很正常的，再加上一旦跟‘革命后代’扯上关联，他们会很自然的联想到是否这整个群体都是这样？也许会有个别的‘革命后代’躺在父辈的光荣谱上，背离了父辈的初心。”李靖认为，事实上，绝大多数的“革命后代”其实都是一些很平凡的、退休的老头老太太们，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一个普通的退休干部。

“所谓‘革命后代’的光环，我觉得这个光环不是我们的，是父辈们的。对于我们来说，‘革命后代’这个身份只是带来了更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绝不是我们为之骄傲、肆意妄为的资本。”李靖说。【相关图片由受访者李靖提供】

撰文：周晓宇

视觉：李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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