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还是张维迎，你相信谁？这是一个问题

张维为，深受大众欢迎的网红学者，振臂一呼“中国震撼着世界， 并触动着全球”，“中国人没有理由不自信”。

张维为霸气称：我们是要给美国人“立规矩”，让他们习惯我们的强大。张维为还说过，我们要给西方启蒙，而不是我们的公知要给中国启蒙。

和张维为的观点正好相反，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到现在仍然没有经过真正的启蒙，启蒙在中国是一个“半拉子”工程，也就是一个“夹生饭”。中国人对基本的权利，对自由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模糊的，也包括对民主的看法。

张维为是政治学者，张维为是经济学家，这两人的很多观点是对立的，不管是启蒙还是中国模式。

张维为最喜欢讲中国模式，明确提出“崛起的中国”“正在重新界定着现代化的含义”，这是“对西方模式的超越”，“实现了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张维迎认为，中国出现了两种错误思潮。第一种思潮认为，改革失败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都是市场化的恶果。第二种思潮认为，中国的成功是由于“中国模式”。什么叫“中国模式”？第一，政府管得多。第二，国有企业大。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突然之间发现自己这么重要，“中国模式”的说法流行起来了，开始教训美国人。

张维迎判定，这两个思潮都错了。“改革失败论”是否定过去的市场化，“中国模式论”是否认未来的市场化。

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张维为着重强调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张维迎却认为，不应该迷信中国模式，“中国发展的方向和原则并没有任何独特之处”。

张维迎在北大2017年毕业演讲中说，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的基础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重要技术和产品，都是别人发明的，不是中国自己发明的，中国只是套利者，不是创新者。从经济和物质上，中国用3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300年才完成的现代化之路。

“中国模式论”不是张维为的理论创造，在学术界最早是由美国学者雷默提出的。当前学术界对中国模式的争论还很多，至今为止也没有形成一种共识。国内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主张，用“中国道路”而不用“中国模式”来概括中国过去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及经验。

张维为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和有独特的政治文化观，中国具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和文化内源性，在人类主要知识领域都有自成体系的东西，如政治、哲学、宗教、语言、建筑、文学、美术、音乐、军事、教育、体育、医学、饮食等都是这样。

张维迎正好相反，坚持共同的价值，强调中国不可能孤立进步 。“我们老在强调中国特色 ‚但我们必须认识到 ‚中国所有的进步都是合作导致的进步 。 什么是中国的 ，如果从起源讲 ‚很少有什么东西是纯粹中国的”，“我们没创造什么新的技术 ‚没创造什么新的管理方式 ‚但我们的经济成为世界第二 ‚这就是全球化给我们带来 的东西。”

张维为和张维迎属于不同类型的学者，张维为的专业是国际政治，但是学术影响力相对渺小，主要贡献是在普及大众上。张维迎是知名经济学家，其博弈论、产业经济学、企业理论及有关企业改革方面的理论成果，在学术界、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着广泛影响，在学术界是个相当的人物。

张维为的主要理论就是提出了文明型国家，张维为认为当代中国“文明型国家”主要有八个特征，分别为“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辽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简称为“四超”“四特”。

历史学家葛兆光质疑张维为提出的“文明型国家”八大特征，“这八大特征都无法证明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只能说明现在的中国是一个特别的国家”。（《对“天下”的想象——一个乌托邦想象背后的政治、思想与学术》）

张维为的文明国家八大特征用在大清朝也很适合，完全不能解释中国为什么发展到今天而强大？

张维为和张维迎的区别在于有没有人文主义思想？

张维为的思想依旧停留在儒家上面，说什么过去2000多年大都是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主导。张维为不知道“阳儒阴法”是大一统的本质，光靠儒家是不可能一统天下的。

哈佛学者麦克法夸曾经说过，儒家文明的崛起，会对西方文明提出全面的挑战。张维为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在题为《在全球比较中看“中国模式”》的演讲中指出：“我一直看好中国模式，因为中国人善于学习和超越，这跟儒家的传统有关，三人行必有我师，西方则是三人行我必为师，故步自封得厉害。”张维为是言必称儒家啊。

新儒家要去拯救西方和人类，张维为则是要给西方启蒙，本质是一样的。

张维为不懂人文主义，更没有思想深度。

张维迎却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始终认为征服世界时思想的力量比利剑更强大。张维迎认为，我们之所以是人，是因为我们有理性、能思考、有自由意志，启蒙就是要认识人就是人，人之所以跟动物不一样就是有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有有了自由，我们才活得有尊严。

张维为认为，“人心向背”和“选贤任能”这两个理念是中国在数千年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内都远远领先西方的关键所在。

张维迎却认为，儒家有民本的思想，但是儒家没有民主的制度架构，所以儒家提出来的社会秩序和理想制度，还是寄希望于“圣君贤相”，但这是不可靠的。儒家一直没有找到制约君主的“倚天剑”。

早在1902年，梁启超和许多现代启蒙思想家就提出“新中国”的概念，所谓“新中国”即现代中国，以示与传统的“旧中国”之决裂。

年轻的毛泽东很早就熟读梁启超和其他启蒙学者的著作，立志改造社会，不做迂腐的学者。晚年毛泽东就给德国的施密特说过，自己世界观的形成归功于这四个人，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海克尔。

毛泽东的成功无疑证明，没有人文主义，没有启蒙思想，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成功。当年无数热血青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的精神鼓舞下，走上救国救民之路。

张维为批评西方中心论，为提高中国话语权而发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你不能抱着三寸金莲甘之如饴自以为是战胜世界的秘密武器，你这是在嘲讽中国百年来的革命史。张维为应该好好读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就知道自己多荒谬可笑。

所以张维迎坚持认为启蒙还没有结束，强调理念的力量，“理念是非常有力量的，而只有自由的思想市场，才能为我们的改革创造新的思想和理念。”

张维为津津乐道于传统的良政善治， 他忘了邓小平说的，“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干不了坏事;不好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

张维迎一针见血，“人类需要有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可以避免因为少数人的无知或无耻导致社会的灾难。目前来看，这个制度就是市场经济，就是自由，就是民主。”

张维迎指出，学者不是民意代表，不能用公众投票的办法评价谁是真正的学者。那些号称自己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学者，实际上是最不独立的学者，是典型的投机分子，是被学术界所不齿的。

有人说过，“人民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牺牲品。”

张维为还是张维迎，你相信谁？这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