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君子和而不同，但有些不同不可调和

在2021年回望1921年，这是波澜壮阔开天辟地的一年，但身在那一年的人未必能笃定自己正在干大事。

正如《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开头所写：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

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

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万历十五年对于大明王朝来说看起来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这一年发生的琐细小事，正是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

同样，1921年对于中共“一大”13位代表来说，他们并不能确认自己正在做着开天辟地的大事，毕竟这个从五湖四海汇聚而来的初创团队平均年龄28岁，都带着各自的主见，中途换个开会地点就有人缺席，这并不是一个成熟而坚定的“团队”。

电影《1921》在表现先辈群像时，不着急给任何一个人下定论，而是运用儒家思想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来呈现这一历史重大年份中热血青年的不同思想和性格特征，也为他们今后的选择走向埋下伏笔。

首先，“君子和而不同”理解为：君子在和他人保持和谐友善关系的同时，还能保持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泯然众人。

在13位代表中刘昊然饰演的刘仁静在思想上有最鲜明的“不同”。

当开会时多数代表推崇陈独秀时，刘仁静对于陈独秀还在国民政府担任官职提出质疑，他拍案而起大声辩论，颇有舌战群儒的气势。

这样的桥段非常符合刘仁静激进的理想主义爱国青年形象，他是“一大”代表里最年轻的一位，17岁就参加过五四运动，年纪轻轻就被称为“小马克思”，作为天之骄子他有自己的主见和骄傲，自然不会做沉默的大多数。

刘昊然用稚气未脱的脸庞，激情澎湃的发表不同意见，演活了年轻时刘仁静的锋芒毕露和热血青春。虽然刘仁静后半生犯过错误，在寻找救国之路上误入歧途，但他始终保持着爱国热情，最终迷途知返。

这证明从电视剧《觉醒年代》开始，我们新一批影视作品在历史呈现上，已经做到：不用一个人后半生犯的错误，去否认他年轻时的救国梦想，对于“不同意见不同声音”更加包容。

张哲瀚饰演的萧子升虽然不在13个代表之中，在历史上也不算举足轻重的人物，但电影《1921》也给予他发表不同意见的空间。

萧子升的戏份都在湖南，他是“教员”求学时期的挚友，但两个人政见完全不同，一个是我们熟悉的“争朝夕”，一个是为心中理想“宁肯等上一千年”。

我们现在看萧子升“等一千年”的想法很幼稚，但他当时说得也有理有据，在“教员”发表要暴力推翻旧政权时，萧子升倔强的表示“我不同意”，他说“暴力只会滋生暴力”，这在一定历史阶段也有论证。

电影中还有一个细节，在一群人中只有萧子升不会抽烟，所以他一出场就因为吸二手烟而咳嗽，看起和他们格格不入。

但帅气又有个性的萧子升明显是“团宠”，“教员”似乎很喜欢和他争论，何叔衡也很爱在他们争论时“劝架”，他们故意说要罚萧子升抽烟也是好朋友之间的调侃。

他们三人聚在一起谈得虽然是国家大事，但他们之间的相处如孩童般赤诚，在王仁君、张颂文、张哲瀚这三位演员自然流畅的演绎下，先辈们的形象鲜明而接地气。

萧子升嘴上说着不同意见，行动上却一直和好友们保持一致，他们一起在街头因为书被焚烧而愤慨，政见不同不妨碍他们在同一条道路上并肩而行，生动诠释了“君子和而不同”。

但是有一种“不和”却是不可调和的，诠释的是后半句“小人同而不和”：没有坚定立场的人，就算一开始很和善的在一条道路上，终究还是会因个人利益而背道而驰。

在电影《1921》呈现的13名“一大”代表中张云龙饰演的周佛海和张超饰演的陈公博就是“不和”的代表。

周佛海是留学日本的海外代表，陈公博是广州代表，我们先不说他们后来叛国投敌当汉奸的历史走向，就单从他们参加“一大”时的表现看，他们的画风和其他11位代表就完全不同。

1921年的周佛海，我们还看不出他的政治野心，但可以看出他不知轻重，个人欲望和享乐远比参加会议重要。

电影中呈现的桥段是他在会议前一天陪“女朋友”吃冰淇淋，毫无节制，吃到拉肚子，第二天就以此推脱无法参加会议。这看起来是个意外插曲，却一下子点明了周佛海从青年时期就禁不住诱惑，遇到一点麻烦就退缩。

1921的陈公博比周佛海更有派头，一出场就是自信风流的公子哥形象，他和新婚妻子衣着光鲜的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游玩，更像是来度蜜月顺便来参会，所以他参加会议的状态特别游离。

当“一大”第一次会议在法租界内被巡捕搜查不得不从上海转移至浙江嘉兴时，陈公博可能嫌麻烦，也可能害怕被捕，就中途脱离组织，没有参加“南湖会议”。

虽然周佛海和陈公博最终当了汉奸，但电影《1921》在特定的历史时间里不做刻板批判，只客观呈现细节让观众自己感受，不管怎样他们在1921年能作为代表参加“一大”一定是有自己的贡献所在，可以称他们为“先辈”，但还算不上是“我辈”。

“我辈”是电影《风声》中呈现的：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我辈”是有强大的民族认同感和坚定的信念感，周佛海和陈公博显然不够格，注定背道而驰甚至站在了对立面。

电影《1921》呈现了年轻的“先辈”群像，也让观众自行感受那个时代“我辈”的力量，不管是“和而不同”还是“同而不和”，历史的选择不可逆，新时代“我辈” 只能探知一二，从中汲取正能量：我们的使命将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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