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黄祖洽：为何“两弹一星”元勋名单上没有他

　　书生黄祖洽：何须绘麟阁

　　本刊记者/鲍安琪

　　发于2021.7.12总第1003期《中国新闻周刊》

　　多年以来，黄祖洽身边一直萦绕着两个挥之不去的问题。一个是，为什么“两弹一星”元勋名单上没有他？另一个是，为什么他晚年选择了教书，而且是去北师大这个与他没有什么渊源的地方？

　　很多人为他鸣不平，常有人忍不住当面问他，对这两者都表示惋惜。

　　人们有这种想法并不奇怪。当年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们，很多都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原“九院”（即现在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赫赫有名的“八大主任”中的四位物理学家，除他之外的三人，邓稼先担任了九院院长，周光召担任了中科院院长，于敏担任了九院副院长兼九所所长，且都列名“两弹一星”元勋。

　　黄祖洽摄于1997年11月5日。图/受访者提供

　　对此，黄祖洽大多笑笑不语。他在《述怀》中写道：“山花今烂漫，何须绘麟阁。杏坛二三子，起舞亦婆娑。”（麟阁即麒麟阁，是汉朝供奉十一功臣之地。）

　　1964年，刘寄星从北大毕业，考取了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成为黄祖洽的研究生。有一次他作一篇英文文献的读书报告，讲到半截黄祖洽就打断了他，说他“通通错了”，而他则坚持自己是对的，黄祖洽说自己先读了原文再跟他讨论。他早听人告诫过，自己这位导师脾气很大，不要随便提不同意见，因此心里忐忑不安。不想过了一个星期，收发室转交给他一封信，上面只有一句话：“刘寄星，你对了，我错了。黄祖洽。”

　　他觉得，这12个字，就是黄祖洽一生科学精神的最好写照。

　　“可能你是对的”

　　何祚庥与黄祖洽认识近70年，还是黄祖洽的入党介绍人。

　　1947年9月，何祚庥通过考试，插班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二年级。进校后不久，周培源教授在清华大礼堂作关于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的学术报告。何祚庥完全听不懂为什么会“钟变慢、尺变短”，而旁边一个同学却不时发出会心的赞叹，大赞“今天周老师讲得好极了”，让他大受刺激。报告结束后，他上前拦住这位同学询问姓名，原来他就是黄祖洽。

　　黄祖洽1944年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1946年回到清华物理系继续升学。有人回忆，他当时名贯清华，被称为“20年难得一遇的清华才子”。

　　何祚庥当时是中共地下党清华大学理学院支部书记，其中一项工作任务是在清华师生中发展党员。他说，当时的一个重要经验是要争取功课最好的人才，黄祖洽自然成为他发展的重点。通常这种尖子生参加社会活动的意愿较高，比较容易争取，但黄祖洽的心思都在学术上。当时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不得人心，他们下了很大工夫做工作，最终从这些方面打动了为人正派的黄祖洽。

　　1950年1月，经何祚庥等介绍，黄祖洽入了党。8月，他作为新中国第一批研究生从清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是当年5月刚成立的，后更名为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吴有训任所长，后钱三强接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任副所长。当时学界有一种说法：原子能科学乃物理学的中心。原子能所人才济济，兴旺发达。

　　1955年，苏联同意援建中国一“堆”（原子反应堆）一“器”（回旋加速器），这是发展原子能科学的关键设施。钱三强率领近40人的“热工实习团”赴苏联学习，彭桓武和黄祖洽都在反应堆组。

　　学习期间，黄祖洽在对方设计方案中发现了一个问题。苏联专家的计算是该反应堆需要63根铀棒才能达到临界大小，而他计算的是56根。反应堆如果超临界，将会引发事故。经过反复测算，最后苏联专家无奈地表示：“可能你是对的。”

　　1958年实际建堆时，只用了56根铀棒。临界启动实验结果也证明，黄祖洽是正确的。

　　“半导体”

　　1960年12月的一天，二机部部长刘杰和副部长兼中科院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坐到一起，商量如何为氢弹研制先行起步。刘杰准备让二机部“九所”（即核武器研究所）先集中精力抓原子弹研制，而把氢弹先行一步的任务放到中科院原子能所。他问钱三强原子能所在理论方面还有没有力量做这件事，钱三强说有。

　　钱三强以知人善任的科学规划和组织才能著称。他领导的原子能所有“满门忠孝”之誉，他先后推荐了朱光亚、邓稼先、彭桓武、王淦昌等到“九所”的关键岗位上，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两弹一星”元勋。

　　现在，钱三强又要点将了。他的首选，就是黄祖洽。

　　钱三强本是黄祖洽在清华的研究生导师，当时他忙于筹建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即后来的原子能所），又正逢彭桓武刚从英国回来，受聘于清华，他就把黄祖洽推荐给彭桓武做研究生。

　　在原子能所十年，黄祖洽一直在从事核反应堆理论研究，成为中国核反应堆理论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他与彭桓武一起为国家培养了第一代核反应堆理论研究队伍，有人把这支队伍称为“黄祖洽兵团”。

　　1960年12月，在原子能所四室下成立了一个“轻核反应装置理论探索组”，简称“轻核理论组”，由黄祖洽任组长。此时，何祚庥从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回国，也调入轻核组成为骨干成员。1961年1月，又调来于敏任副组长。

　　那时，黄祖洽一半时间在轻核理论组做氢弹预研，一半时间到九所兼职参与原子弹研制。当时的规定是，原子能所这边的工作对九所开放，但九所的工作对原子能所严格保密，因此黄祖洽被戏称为“半导体”。

　　当时黄祖洽、于敏、何祚庥和萨本豪等人在一个办公室。何祚庥回忆，他和于敏坐前后桌，他总是一有灵感就掉头与于敏讨论。黄祖洽不太爱与人讨论，总是一个人安静地想问题。

　　1962年，刘恭梁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加入轻核理论组。

　　原子能所有一个传统，新来的大学生要重新将毕业论文答辩一次。刘恭梁答辩时，黄祖洽、于敏等坐在底下。刘恭梁的论文涉及流体力学，黄祖洽就让他跟着自己做课题。黄祖洽告诉他，搞原子弹除了懂核物理，也需要懂流体力学。

　　原子弹的设计有苏联专家提供的或多或少的帮助，但氢弹的设计完全是从头摸索。为了寻找有用线索，他们翻遍了1945年以来的《纽约时报》，又查美国当年审判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案的证词，都一无所获。

　　何祚庥说，氢弹是中国人从“第一性原理”出发，也就是从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出发，独立而完整地开发出来的整个理论和技术。他说，中国人的特点是，能够凭借集体的力量，弥补彼此的不足。

　　“三人签字”与“三个抽屉”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前一天 ，1964年10月15日，早晨一上班二机部部长刘杰就来到九院（1964年2月在九所和局机关基础上合并组建了九院）理论部，找到留守在京的理论部第一副主任周光召，要他对铀238和铀235自发裂变产生中子、提早引发核爆炸（这会使爆炸当量减少，达不到预期目的）的几率有多大，提出论证看法。

　　周光召召集长于中子理论的黄祖洽和数学家秦元勋，一起进行了测算。当天傍晚，周光召来到刘杰办公室，递交了由他们三人共同署名的研究报告：“经估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可能性超过99％。”

　　1992年6月，原九院理论部三位主任周艈麟（左）、黄祖洽（中）和于敏在钓鱼台国宾馆参加活动时聚首。图/受访者提供

　　黄祖洽2012年曾对大女儿黄萌和学生刘寄星回忆，这个问题对自己来说比较容易解决。原子弹的“点火”问题是他负责的，这里关键的数据，一个是中子早发概率，一个是压缩到超临界以后的时间有多少。他一查自发裂变的概率，一计算，就可以得出结论了。

　　原子弹成功爆炸后，1965年5 月，兼职的黄祖洽正式调入二机部“九院”， 于敏等轻核理论组的31名科研人员也调了过来，两支队伍在主战场汇合了。黄祖洽、于敏被任命为理论部副主任，理论部“八大主任”齐聚。轻核理论组另外的十余人，包括去了河南参加“四清”的何祚庥则留在了原子能研究所。

　　每天晚上，理论部科研大楼内灯火辉煌。那时的学术讨论空气非常活跃，几乎每周都要召开学术讨论会和鸣放会，不论资格，人人都有发言权。

　　当时氢弹研制的目标是，突破并掌握重量轻、威力大的热核武器的基本原理，第一步争取完成弹重一吨左右、威力为100 万吨级TNT当量的热核弹头的理论设计，当时把这一目标简称为“1100”。

　　由彭桓武主持，安排了三个方案，由周光召、黄祖洽、于敏三位理论部副主任各率领一路人马攻关，相当于准备了三个“抽屉”。在都柏林工作时，彭桓武曾向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薛定谔请教科研方法，薛定谔的回答是：分而治之。如今，他实施的正是这一策略。

　　黄祖洽负责从加强型原子弹方向入手，实际上是把原来的原子弹做成特大的。彭桓武对于这个方向比较有把握，曾说如果那两个都不行，黄祖洽这个也可以顶上去。

　　但探索的结果是，要想威力上去，重量就得上去；且“聚变比”（聚变反应的能量在整个核反应中所占的比率）不能随着威力的增加而增加。结论是：这条途径与“1100”这一目标相差甚远。

　　最终，是于敏“临门一脚”，氢弹突破柳暗花明。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

　　1982年，“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完成人是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秦元勋、江泽培、何桂莲。

　　九院后来还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氢弹“发明权”的风波。在原子能所轻核理论小组时，一位姓沈的年轻人是兼职保密员，也参加研究工作。刘恭梁回忆，那时于敏与何祚庥总是不停地讨论，总有点子，这位年轻人在一旁听着，也琢磨一些想法。后来，这位沈姓年轻人随着轻核理论组去了九院，氢弹突破后，他坚持认为氢弹的成功应有他的一份功劳。

　　80年代，时任九院院长邓稼先曾到何祚庥家，了解轻核理论组期间这位年轻人在氢弹预研中的参与情况，何祚庥认为他并未参与实质性工作。

　　黄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0年左右，九院再次调查此事，找到黄祖洽。黄祖洽回应说，他承认这个年轻人是提出了一些想法，但这只是一些朴素的想法，而验证这些想法需要很深的物理和数学功底，非他的水平所能企及。黄祖洽还说：“不管你提的有没有道理，你争就没有道理了，我们搞这个东西你想争什么呢？”

　　“老黄”

　　氢弹突破时，“文革”已经到来。1969年末，黄祖洽全家下放河南五七干校。

　　那年暑假后，黄祖洽的大女儿黄萌升入初三，班里的同学一个个跟着家里人走了，人越来越少。入冬后没多久，母亲郑重告诉她：“我们要去河南五七干校了，今后是否能回来就不一定了。”她觉得，这好像是她预料之中的事。

　　黄祖洽一家住在河南驻马店上蔡县下地韩村一个农户的厨房，狗和猪随时都会进来。黄祖洽被分配去养猪，平时喂猪和打扫猪圈，也做种庄稼的农活。他的专业有些荒疏了，但身体反而好了起来。

　　世事多变。1972年春节后，黄祖洽几经折腾返回了九院。新分来九院不久的大学生曾先才第一次见到了他。

　　老九所以除称呼彭桓武为“彭公”外，称其余领导均为“老邓”（邓稼先）、两个“老周”（周光召和周毓麟）、老黄（黄祖洽）、老于（于敏）、老何（何桂莲）……这堪称老九所文化。“老黄”其名，曾先才早已如雷贯耳。他听老同志们说，老黄学问了得，融会贯通，非等闲之辈，不过说话尖刻，不留情面，让有些人“敬而生畏”，因此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发配去干校了。

　　曾先才所在的“102组”承担着东风系列核武器次级理论设计任务，接连几年，几乎年年做热核试验，年年要提交理论方案。每隔一段时间，所业务领导就要来组里听取汇报，拍板定案。

　　黄祖洽从干校回来后首次来听取汇报，曾先才几乎一眼就认出了他。老黄中等个子，大脑门，略微秃顶，鼻梁上架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皮肤黝黑，略带红润，脸带笑容，与老同志一一握手。曾先才觉得，此时的他与其说像个大学者，倒不如说已有几分像农夫。

　　后来接触多了，曾先生才逐渐发现，老黄并非像有些人传说的那样尖酸刻薄，令人生畏。许多老九所人也都觉得与他共事或向他请教时，他都能平等待人，认真指教，而且还很有幽默感，有时话语一出，令人捧腹。

　　有一阵曾先才在读黄祖洽翻译的《中子输运理论》一书，边读边做习题，有一道题他百思不得其解，向几位高手请教后还是不甚了了，于是去请教老黄。没想到，老黄只寥寥几句就让他茅塞顿开，尽释疑义。曾先才听周毓麟说起，老黄从干校回来后，说自己的脑子生锈了，把高等数学的习题又重做了一遍，“他就是有这股劲儿”。

　　但老黄的棱角，曾先才也很快见识了。

　　改革开放后，黄祖洽第一次申请到国外参加国际核参数会议。申请报告递交后，直到会议结束，依然杳无音信。某天一位高官找他谈话，开口就说：“不要着急，关于你出国开会的事情，我们正在研究。”老黄气不打一处来，不客气地说：“你给我打什么官腔？这个会上月的今天就已经开了！如果连1和2哪个在前哪个在后都搞不清楚的话，那是不能容忍的！”

　　对有的业务不通又不用功的下属或学生，老黄同样说话不留情面。有时在学术讨论中，他会微笑着反问：连这个你也不懂？是否要我给你讲讲初等数学的问题？

　　1979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恢复活动，并进行学部委员增补。这是自有学部以来第一次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学部委员。1980年11月各学部对推荐名单进行无记名投票，产生出得票过半数的学部委员283人，其中数理部51人。九院理论部“八大主任”中的四位物理学家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于敏以及当时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何祚庥等均当选为数理部学部委员。

　　1980年5月，九所领导班子大换班，黄祖洽调离九所。

　　曾先才回忆，自己深为老黄的调离感到惋惜。他说，老黄研制两弹功勋卓著，却与“两弹一星”元勋失之交臂，许多老九所人都感到遗憾，老周（周光召）和老于在谈及此事时都曾亲口对他说过：有些亏待老黄。

　　谈及对黄祖洽的评价，何祚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还是一个‘书呆子’，书生气十足。虽然他对很多事情的认识都很清楚，但整个的兴趣还是搞科学，而不是玩政治的人。”

　　“上善若水”

　　1980年5月1日，黄祖洽从九所调任到北师大，在刚成立的低能核物理研究所任教授兼所长。由于他的到来，北师大理论物理学科于1981年被批准为全国首批理论物理学博士点。

　　冯世平1984年3月成为黄祖洽的第二位博士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师大物理系工作，如今是北师大物理系教授。他感到自己特别幸运，近30年都是在黄祖洽的指导下工作。

　　他说，即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段时期基础研究的大环境不是很好，黄祖洽仍尽最大努力创造出一个相对好的学术环境。对于学术，他一丁点错误都不能容忍，眼睛里不能揉任何沙子。

　　读博时，冯世平和另一位研究生吕燕南一起，每周至少两次去黄祖洽位于塔院5号楼的家。黄家三间屋子，有一间大一点的既是黄祖洽的书房，也是他的卧室，墙上挂着一块黑板。他们下午两点左右到达，黄祖洽分别一对一地指导。早些时候彭桓武也会来参与讨论。到六点多，就留在黄祖洽家吃晚饭，吃饭时还在讨论。

　　彭桓武、黄祖洽时常与学生一起出游，二老或一起背诗，或彼此联诗。冯世平觉得，两位大师都有着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以身许国和忧国忧民。2007年，彭桓武去世，黄祖洽为他赋诗一首，其中写道：上善若水，首功不居。

　　黄祖洽刚来时，只指导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1999年，北师大批准低能核物理研究所可以招本科生，从此黄祖洽就给大一新生上基础课，开《现代物理学前沿选讲》。

　　一学期15讲，140人的教室总是满满当当。他在第一讲中说，对于希望了解物理学的青年来说，重要的不是知道许多描写现代物理学前沿问题细节的高等数学公式，而是了解有关这些问题我们今天已经从物理学上解答了多少，还有些什么问题需要继续努力？也就是说，当你们面临物理学这一大片原野时，尽早鸟瞰一下这片原野开垦的大致情况和前沿在哪里，还是很有必要的。

　　冯世平说，黄祖洽总在琢磨如何把这个课讲好。有时候他在全国各地听完学术报告，会发电子邮件要来报告人的讲稿，把其中一些有意思的内容融入到课件的PPT中。有什么计算机操作上的问题，他就请研究生过来协助。

　　2001年桑海波在北师大低能核物理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所任教，一边攻读在职博士，一边作为黄祖洽的助手，担任《现代物理学前沿选讲》的助教。她说，一百多位学生的作业和论文，黄祖洽都非常认真仔细地批改，一个符号错误或者错别字也不放过。

　　马宇翰2011年秋季进入北师大物理系，作为大一新生上了黄祖洽的《现代物理学前沿选讲》。他觉得，“黄爷爷”的讲课让书本上的知识变得立体起来。近代物理的两大基石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也就是近100年才兴起的新学科，它们从发展到成熟的时期刚好是黄祖洽成长的时代。有时黄祖洽会讲起和杨振宁、李政道等一起在西南联大求学的经历，大家觉得他就像一本活的历史。

　　2000年、2002年，黄祖洽获北师大“最受学生欢迎的本科教学十佳教师”，这是一个由学生投票评选出来的奖项。黄祖洽对这个奖看得很重，当选后十分开心，曾与冯世平说过多次。

　　2003年朱邦芬担任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组织了“与大师面对面”系列讲座，请黄祖洽来做讲座。

　　黄祖洽在讲座中谈到，西南联大和清华的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内容不算多也不算深，但鼓励一些优秀学生课余自学，他在这样的环境中受益匪浅。王竹溪教授鼓励他自学法语，教了他一些发音规则，借给他一本语法书，一个暑假后，他就能读法语的学术原著了。

　　每到清华校庆，朱邦芬经常碰到胸前挂着校友红布条的黄祖洽在校园里溜达，或与师友二三，或独自一人。黄祖洽很推崇曾任清华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认为他对清华物理、清华理科以至中国科学技术都有重大贡献，常语重心长地对朱邦芬说，要多学习叶企孙先生办老清华物理系的方法和精神。朱邦芬说，自己感觉黄祖洽和另一位“黄先生”、同出于西南联大的物理学家黄昆有许多共同之处：为人低调，做事认真，一丝不苟，年轻时对人要求极严而“文革”后宽容了许多。

　　朱邦芬曾问黄祖洽，为什么1980年时选择北师大而不是回到自己的母校清华，黄祖洽恳切地说，清华条件比较好，而他去北师大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朱邦芬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由于各种原因，黄祖洽没有获得“两弹一星”元勋奖章，许多人为他鸣不平。对于“两弹一星”这样的汇集体之大成的巨大科技攻关项目，评出23位元勋是极其困难的，而且不可能绝对公平，只能把23人理解为这个英雄群体的代表人物。

　　2014年6月26日，黄祖洽住进北京301医院，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一天夜里他发烧神志恍惚，不停地喊着：“爆炸啦，大家快跑！”病床前的护工忍不住问他：“你怎么不跑啊？”他说：“我没关系，我就待在这里，大家快跑！”

　　2014年9月7日，90岁的黄祖洽去世。2019年6月，他的塑像在北师大物理楼前落成。

　　1999年北师大科技楼落成后，黄祖洽的办公室从北师大南院的低能核物理研究所搬到了这里。冯世平的办公室就在隔壁，他记得，那时黄祖洽每天早八点来办公室，晚六点下班，除了外出开会等活动，一周七天，每天如此。如今，613办公室门口依然挂着“黄祖洽”的名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