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三感
读翦伯赞先生写的《南明史略》（北京人民出版社戴逸主编“新编历史小丛书”，承自上世纪60年代吴晗策划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一感南明（弘光朝）之覆灭，其快其彻底，“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二感此文写于抗战后期，虽是说史，然多影射讽谏之语，乃是服务于当时政治形势、启迪社会心智、激发军民抗争勇气的佳作，是对国家民族有用有益的“谠论”。在那个时期，这类好文章很多，脍炙人口，流传至今，无出其右。三感此文引喻精当，鞭辟入里，文字尤其洗练准确。我们今天的学人，博士也好、院士也罢，治史也好、作文也罢，有如此功力的怕是很少了，能静下心来坐住看几本书、不欺世不抄袭老老实实原创几篇有用文章的也算难得——喝醉酒不打人就很好了。
“秦桧在内，李纲在外”
《南明史略》收录了翦伯赞的两篇论文“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当然南明时期，由朱姓宗室建立的影响较大的政权，还有一个“隆武”。但最让人扼腕痛惜的，还是这个昙花一现、不过一年即覆亡的“弘光时代”，也是孔尚任《桃花扇》的背景。
南明起初的情形有些像东晋南宋。
1963年王丹凤（饰李香君）、冯喆（饰侯朝宗）主演的故事片《桃花扇》
当甲申1644年李自成陷北京，崇祯死难，满清乘虚而入，明朝的北方狼烟四起乱了套，但江南半壁尚为朱家所有。士民心向、鱼盐繁盛、饷需无忧不必说，以江北四镇、郑家的闽军、特别是虎踞武汉上游的左良玉父子三十六营雄师，以及围剿“流寇”的川军等西南部队，兵力合计总在百万以上，如此厚实的一个家底，怎么就连个“划江而治”“偏安一隅”的局面都撑不出？
这要拜昏君、奸臣当国所赐。
马士英这种人拥兵入朝做了大学士当政，第一件事就是将史可法这样的忠贞之士排挤出中央，去“督师”江北；同等重要的事情自然是将阮大铖这类阉党余孽、逆案分子网罗回朝廷。一番运作，阮大铖居然还做了兵部尚书。朝野遂议论纷纷：“秦桧在内，李纲在外”！
“小人道长，则君子道消”（翦伯赞语）。马士英做大学士、阮大铖管兵部、史可法被撵出中枢，则一班忠诚谋国的元老重臣纷纷辞官归隐，一群无耻小人遂弹冠相庆招摇过市。其中钱谦益唆使小妾柳如是巴结阮大铖得以起复原官的丑闻，被《南明野史》称为一绝，为士林齿冷。
蛤蟆天子，蟋蟀相公
这些人当权，除了得过且过，一心搜刮，不问别事。
马士英、阮大铖等卖官鬻爵，各级官职，均有定价。民谚云：“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相公只受钱，皇帝但吃酒。”
连环画中的马士英、阮大铖
当清军胡马窥江、内忧外患、前线告急文书如雪片也似飞来时，这些奸贼仍是黄金白银、文恬武嬉，翠袖红裙、歌舞彻夜。马士英“犹与门下僧谈禅，斗蟋蟀，人号蟋蟀相公。”
问题出在权奸，根子还在上头。
弘光政权立的这个所谓的福王朱由崧，不只史可法当初说他的品性有“七不可立”——贪、淫、酗酒、不孝、虐下、无知和专横，很多大臣还怀疑其来路就不正。
明朝南渡后有三大疑案，其中“伪妃”一案最为诡异。
福王既立为帝，有妇人童氏自称福王妃，求见而不得，竟被投入牢狱。时人便怀疑此福王并非老福王朱常洵的儿子。因李自成攻陷洛阳后，早把福王父子炖成一锅“福禄宴”，进了农民军的消化道。这个做了弘光帝的“福王”，大家就说是奸贼马士英随便找来做傀儡的。
这年除夕，弘光帝独坐兴宁宫中，愀然不乐。太监韩赞周问道：“宫殿新落成，皇上应当欢喜，而闷闷不乐，是思念罹国难的皇父或先帝吗？”弘光帝愣了一会儿，回答说：“梨园殊少佳者。”
试想父兄仇未报、家国恨待雪，却发愁新建的宫殿里没有像样的戏子，这能不让人寒心痛恨进而怀疑“这小子是老朱家的种吗”？
清兵马蹄声已近，他却在群臣面前感叹“后宫寥落，旦新春南都无新声”，下令广选美女。由于纵欲无度，还命人替他捉蛤蟆配制春药，南京老百姓叫他“蛤蟆天子”。
有蛤蟆天子，才会有蟋蟀相公。
这样的一个军政统治集团、这样的一个用人导向、这样的一个社会风气，想要他们励志军民、秣马北指、恢复河山，岂不是“跟柳树要枣吃”？
作者：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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